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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封信,东京|她的痛苦未能在日本公映?
寄信人:北鹿
你好吗?另一个在世界一隅看电影,爱电影的你。
和上一封信的执笔者相同,此刻我也正在旅途之中飞驰的列车上。托福学校恩赐的学术假期/sabbatical,近一年来很多时间我都是在旅途之中度过的。并不一定是去观光看风景,离开长居的住所接触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人,总能令我的脑干因为新鲜的刺激更具创造力,这一份活力满溢的感觉抑或错觉令人上瘾,于是只好不断选择出发,选择在路上。《黑箱日记》就是一部在旅途中看的电影,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一部电影的观赏环境或者说看电影时观众们的状态,会影响到我对这部影片本身的评价,直到2024年9月在山西的平遥古城邂逅此片。
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节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在中国大陆举办的电影节,明清年代的小城和发起人独立电影的背景,都令我想起意大利的波代诺内Pordenone无声片电影节,以及日本东北地区的山形纪录片电影节,同样都有著一种不同于大城市电影节的独特氛围。这种独特的氛围部分源自于空间的紧凑,物理性的接近令观影者之间以及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更为密切,对于身处电影产业之外的普通观众而言,这可能也是电影节最为迷人的部分。
我曾说过做纪录片研究不要只关注影片的主题,而忽视了形式和技巧。《黑箱日记》这部更像是个人记录合集的影片,用极为朴素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媒体镜头之外的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
与《黑箱日记》的邂逅正是出于这样的缘分。某天观影后退场时,一位在电影节做义工的电影学硕士生在我耳边小声说:老师,记得看《黑箱日记》。老实说,听到这句话时有些诧异,必须承认如果一直身处日本,我可能不会特意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并非不关心伊藤诗织所遭遇的一切,而是正因为自2017年的媒体招待会上她向大众公开指控性侵之后我就一直十分关注相关报导,所以很多细节包括突显真相的酒店监控录像等等,当时就已经通过各种平台全都看过。虽然日本舆论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我个人完全站在她那一边,因此当2019年12月东京法院判决她胜诉之时,在我心目中整件事已经完满地画上了一个happy ending的句号。
更何况之前还有2018年BBC拍摄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以及伊藤本人撰写的《黑箱:日本之耻》,可以说,绝大多数在日本生活的观众正因为曾经十分关注媒体的报道所以对此片反而不会有太多的期待。伊藤诗织为何在胜诉5年后的2024年还要推出这样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纪录片?她究竟打算原地踏步滞留在这个发生在8年前的事件里到什么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日本的观众可能大多数都会单纯地持有这些不含恶意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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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听说第一场露天放映后提问的观众和英文翻译均激动落泪之时,当我第二天在影院里看到阶梯上坐满了没有抢到票的观众、听到上映过程中很多人吸鼻子的细微声响之时,我觉得上述疑问都有了答案。伊藤诗织的遭遇应该被生活在日本以外的更为广泛的受众知晓,除了她不服从男权社会的规训、顶著被辱骂是不知廉耻的女人将自己遭到性侵的事实公之于众,还有她大胆揭露出施暴者一再逃脱刑事追责背后所隐藏的日本社会的种种弊端。相信这部记录了她痛苦与挣扎的纪录片,能给不仅仅是女性的全球观众带来挑战权威的勇气。实际上,对伊藤诗织的猜测并没有因为胜诉的结果而结束,但容我大胆地说一句,即便一切都不是事实,近十年来她的故事所引发的争议和思考也令一切都有了意义。
在指导专研纪录片的学生时,我曾说过做纪录片研究不要只关注影片的主题,而忽视了形式和技巧。《黑箱日记》这部更像是个人记录合集的影片,用极为朴素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媒体镜头之外的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影片中伊藤诗织多次落泪,看惯了她在日本媒体镜头前一贯平静的表情,一时竟不太能接受她显露出的受害者应激和痛苦。然而,当得知有人因为她显得不够难过而怀疑她编造了受害经历之时,对于如我这般自以为通过媒体报道已经了解了一切过程的观众,这种朴素的摄影和剪辑方式也许是最为有效的。
影片中伊藤诗织多次落泪,看惯了她在日本媒体镜头前一贯平静的表情,一时竟不太能接受她显露出的受害者应激和痛苦。对于如我这般自以为通过媒体报道已经了解了一切过程的观众,这种朴素的摄影和剪辑方式也许是最为有效的。
平遥之后近半年的时间过去了,2月20日在东京,曾经支持伊藤诗织八年半之久的律师召开记者招待会对《黑箱日记》中多处使用了未经当事人同意的影像资料提出异议,影片因此至今未能在日本公映。据说,影片已经预定3月中旬开始在巴黎上映,海外观众并不了解这些发生在日本的骚动,而且因为同情伊藤诗织的人众多,所以媒体也不便报道这些指出影片问题的新闻。
收到这封信的你,在你居住的地方情形又如何呢?无论如何,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如果真的颁奖给《黑箱日记》,那无异于对这种表达方式的肯定,可以说是改变今后纪录片制作宗旨的大事件了。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北鹿
定居日本。在大学边教书,边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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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封信,纽约|为什么要观看“史诗”?
寄信人:小杨
May this email finds you on the way to a 电影院。
收到信的时候我正顶着一头漂发剂,坐在纽约下城的发廊,在工作间隙一边服都市丽人的久坐苦役,一边写影评,倒是很符合这座城市对生活节奏的要求。之前看《黑箱日记》也是下班之后在大雨里直接冲去MOMA(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放映活动,泪流满面,饥肠辘辘,精神需求虽然大满足但差点饿昏过去,马斯洛夫金字塔头重脚轻。
巧的是,你看《黑箱日记》的山西正好是我的故乡。而我记忆中的故乡和我要聊的《沙丘II》中的厄拉科斯星球一样,是一个风一吹就会有漫天黄沙、需要用围巾掩住口鼻的地方;据说现在平遥已经好很多了,不知道你体验如何。
我们想要面对某种“更宏大、更具规模、更久远”的东西。把个体放到更广阔的维度来审视,感到被震撼、被征服;同时又把自己投射在主人公身上,在被震撼洗礼之后再次确认——我们依然可以是“伟大”的。
不同的电影有“最合适”的观看方式吗?你在信里提到,和其他观众一起观看《黑箱日记》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你对电影的评价;或许《黑箱》就需要和社群一起观看——在黑暗的空间中,你观看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的真实的创伤;而因为这个创伤的性别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你或许也携带着类似的创伤。你知道这个空间里有人和你经历着一样的情绪,一样在处理着这些创伤,或许掉下泪来或许递过去一张纸巾。哪怕不是在声光电体验完美的剧院,只要能有这个隐形的共识,哪怕在教室里拉上窗帘一起观影都是治愈的体验。
《沙丘II》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在社交媒体上翻到一条影评:找到你家附近能找到的最大的屏幕去看。维伦纽瓦翻牌的《沙丘》第一册本来就是一本“英雄之路”式的经典作品,又有“星球大战”在后,不免面临“翻拍红楼梦”的困境。维伦纽瓦选择的是依旧忠于原著,但是用新的电影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回答一个问题:2024年,我们该如何拍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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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万步讲,我们为什么要观看史诗?我们想要面对某种“更宏大、更具规模、更久远”的东西。就像仰望星空时感受到的渺小一样,把个体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维度上来审视,感到被震撼、被征服;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把自己投射在主人公身上,用最渺小的自我面对看似不可战胜的洪流,然后在被震撼洗礼之后再次确认——我们依然可以是“伟大”的。维伦纽瓦在《沙丘》系列中对“规模感”的表达几乎做到了极致:超级广角的镜头、IMAX规格的拍摄,让观众被无边无际的黄沙和黄沙中冲出的、宛如纪念碑般的沙虫所震慑。再加上Hans Zimmer神秘而辽阔的配乐的包裹下,让观众进入一种跪在神殿里的敬畏和谦卑心情。然而,一旦保罗学会骑上沙虫,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感又被赋予了一种“英雄式的壮举”。
《沙丘》系列讲的是一个非常“旧”的故事,是从《荷马史诗》到男频网文中都被套用过无数次的模版。它能带来震撼与感动,却也因为同样的套路屡被翻拍、重复,天然地带着“不那么进步”的基因——往往依赖个人英雄去对抗或改变世界,将复杂的命运与历史简化为一条相对单一的救赎之路。作为一个女性观影者,也很难不被疲惫地提醒:这个世界并没有很欢迎你。
尽管如此,我依旧是非常喜欢《沙丘II》的。在维伦纽瓦的影像语言里,沙漠并非一片死寂荒凉的空白,而是拥有自我逻辑与生态循环的生命体;沙漠对保罗及弗雷曼人的生存挑战,沙虫与香料的生态循环,以及人类对星球生态环境的改造——生态环境本身是一个与角色互相影响的、积极参与着剧情推进的“活体”角色,不只是英雄崛起的舞台。如果一个电影的角色是生态系统本身,又要硬卡回到奥斯卡的框架里,厄拉科斯星球只能是“最佳置景”(set design)吗?
维伦纽瓦的影像语言里,沙漠并非一片死寂荒凉的空白,而是拥有自我逻辑与生态循环的生命体。生态环境本身是一个与角色互相影响、积极参与剧情推进的“活体”角色,不只是英雄崛起的舞台。
写到这里我头发也漂好了,今日服美役份额完成✅。好奇下一个影评人对《某种物质》的看法!我鼓起勇气了好几次,但是实在是恐怖片苦手。互联网上对于“美役”的讨论一直是深深困扰我的话题,每次都像笑话里的美国大兵一样,被空投在消费主义、“self care”、性别意识、衰老恐惧的复杂立交桥上无法脱身,每次自我审视也只能看到自我矛盾。期待你的看法!
小杨
女性视角流行文化播客“疲惫娇娃”的主播之一,现居住纽约布鲁克林。与其说是影评人,不如说是非常杂食的内容摄入者。关注科技,身份议题,以及科技行业中的身份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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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封信,北京|这会不会有点荒唐
寄信人:梵一
见信若见人,读完甚感欣慰。电影联结了你我,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去年康城影展,《某种物质》(The Substance)的首场媒体放映被排在夜间,结束已是半夜。康城日程十分劳累,夜场常让人困意连连,然而本片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真是个蛮刺激的片子!这些年,身体性及身份政治成为表达的潮流,康城主竞赛单元里,常能看到带有些许身体恐怖(Body Horror)元素的电影,但如此邪典的片子却难得一见。
一部原本呈现暴力伤害的电影,却因为对暴力的呈现,让观众体会到暴力带来的愉悦,这会不会有点荒唐?
这部电影编得很离谱,却能让当时的我们甘愿交出信任,或许因为它有着一股莫名强大的信念感,它知道你会批评它的镜头剥削女性,可它不在乎,偏要凝视得肆无忌惮。它以身体奇观挑衅人的生理本能,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是它可追溯的故事原型;在视觉上,我们还能看到《闪灵》(The Shining)等经典恐怖片对它的滋养;编剧绝对服从了视听秩序,而不是文本秩序,那些关于女性身体的男凝特写,都是从电影史里检索出来的典型,像漫画的分格一样,被剪辑拼接出叙事逻辑。
我们愿意交付信任,或许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心理因素。有一个共识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涉及到小杨你所说的“服美役”。我们可能都认定了,在性平运动或父权制的语境下,服美役一定是需要被批判的,因此会倾向于相信影片是真实的,并毫不犹豫地赞同它的讽刺与批判。
在康城当晚,影片引发的反应其实挺割裂的。女性同侪感到一种《日落大道》(Sunset Blvd.)式的悲伤,很多男观众兴奋得哈哈大笑。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笑声,或许有一点蔑视的成份,因为相比那些由男性主导的宏大、深邃、沉重的叙事,影片讲得太浅显了。我也能听出来,男观众确实被取悦到了。一部原本呈现暴力伤害的电影,却因为对暴力的呈现,让观众体会到暴力带来的愉悦,这会不会有点荒唐?我想,影片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或许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让主题偏离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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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言,父权制确实在与消费主义苟合,过度的自我照顾(Self-care)引发了更多自我评判(Self-judgment),社会仍在声张一些美的刻板标准来实施暴力,比如把衰老排除在美的序列之外。
请见谅,我习惯了向电影索取生命经验,又时常在个人的生活经验里给看过的电影找寻解释。我想到一段往事,才有了答案。在几年前,和两个朋友聊起职场话题,其中一位朋友因为和男老板的矛盾刚刚离职,他们吐槽那位油腻的男老板,但还没聊几句,话锋被迅速转向了女同事。他们称她们是男老板身边的“莺莺燕燕”,穿着露背的衣服上班,服美役是为了“献媚”。我当时和他们吵了一架,因为我想不通,比起男老板,他们对女同事的厌恶溢于言表。
虽是一件小事,却蛮复杂的,被我记了很久。我认为本片讽刺服美役的做法和我的朋友是一致的,缺少了一份人道的关怀,以让他们洞察和观照到女性所面临的宏观困境。其中,服美役必不能和躲在男性凝视背后的父权制划等号,人的私欲也不能和社会的刻板审美标准施加给个体的暴力划等号,受害者不一定是完美的。影片把结尾落在一滩继续蠕动的烂肉上,讽刺便过了头,失去了讽刺该有的效果。个中虽与厌女理论有关,却是一个创作上的缺陷。
书不尽意。在我的想象里,你坐在纽约的发廊,不是为了迎合父权制而漂发的,更可能是为了把确定的生活抓在手中。如果能取悦那些爱你的人或你爱的人,点亮对方的一天,服一些美役是不是也未尝不可!如你所言,父权制确实在与消费主义苟合,过度的自我照顾(Self-care)引发了更多自我评判(Self-judgment),社会仍在声张一些美的刻板标准来实施暴力,比如把衰老排除在美的序列之外。即使如此,人能放弃眼睛吗?电影能离开摄影机吗?凝视会消失吗?爱美之心是羞耻的吗?
是什么改变了爱美的初衷,那才是需要我们对抗的东西。
祝好!
梵一
电影媒体编辑,记者。常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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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封信,曼彻斯特|什么改变了爱的初衷?
寄信人:Bruce Lai
在地球另一端看电影的你,y'alright?
此刻我正在从曼城到牛津的火车上,挤在逼狭的座位中写这篇。旁边的乘客在聊新兴的AI工具,我仍在用低效率的方法在平板电脑上看论文和打字,一边暗忖:在我仅余的工作被AI取代之前,还能写多久?
从《完美物质》/《某种物质》(The Substance)接到《教宗选战》/《秘密会议》(Conclave),从两个女主角血肉相连的“身体恐怖”邪典跳到一群男人在教廷暗室作权力斗争的宗教电影,这种连结实在太有趣了。谈到是什么使爱美的初衷变质,令我联想到的是更彻底的问题:什么改变了爱的初衷?是什么使人变质?教会本应是爱的群体,戏里的“兄弟”却在勾心斗角。
《教宗选战》指出现实的问题,却提出不现实的答案。现实中受到考验的,是很多人对民主自由的信念。若明确的代价是放下独立思考去追随强人领袖,而自由的代价是疑惑,难怪很多人说“what is free is the most expensive”。
有人会说《教宗选战》是挂著宗教外壳的政治寓言,明喻西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虽然其电影传达的主旨是“拥抱不确定性”,最后的立场显然站在自由主义进步派的一边。这一派看来是最宽容和有爱心的,现实中却处于斗争的锋口。保守的心态中蕴含著保护,意味著脆弱和焦虑。若“爱你的敌人”会导致自己珍惜的事物受威胁,甚至是自我的消亡,而敌人体现自己反对的伦理价值,以致形成一种毁灭的力量,你只能抵抗,怎么可能爱?
然后,仿佛在每一方所爱所望的图景成真之前,都难免于斗争。都说“个人即政治”,梳个头都要批判地思考美感体制,的确令人累,累得头也不想梳了。正如《整蛊专家》所记:别人说“你头发似堆草”,你只管说“唔使去飞发铺(不用去理发馆)!”无厘头也可是一种抵抗。
无厘头其实是逃避吧!——有人说——就像宗教。《教宗选战》当然是政治电影,因为梵帝岗是一个国家,选教宗是选出国家元首。一些有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或会因为此片把宗教政治化而反感,认为这种描写扭曲了信仰群体。男主角Thomas Lawrence是负责主持教宗选举的枢机主教,但他隐藏著自己的信仰危机——无法祷告,而教宗作为属灵导师也刚逝去了。这个设定使他无法与上帝联系,寻求指引去解决眼前难题,令“选举教宗”这主轴仅显示为地上一个世俗政权的内部斗争。
此片看来排除了神秘的属灵经验和超越的介入。其中一个竞选人、来自尼日利亚的枢机主教Joshua Adeyemi说得到圣灵启示,他将会成为教宗,但他即将因性丑闻而落败。这是无神论者对宗教的嘲讽吗?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神,宗教也是世俗组织。一众枢机主教的游说、拉票、贿选、选举工程、策略性投票等等都跟外边的政治活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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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些相信基督宗教的观众来说,既然神存在,祂会引领这个选举,因此《教宗选战》对宗教事务的再现手法并不真实。我是基督徒,对男主角的信仰危机有点更私人的领会。我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也常常感到祂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在幽暗中也难以看到祂的踪影。在恶人当道、歪曲悖谬的乱世,真理越辩越蒙,就是戏中提及的不确定状态。Lawrence在选举开始前的讲道中主张信仰要拥抱不拥定性。
吊诡的是,若相信即要求确信,那么拥抱不确定性算不算“爱你的仇敌”?这一讲道片段令我想起2008年的电影《圣诉》/《诱·惑》(Doubt),当中神父Flynn在讲道中肯定疑惑对信仰之重要性,因为危机可令人团结在一起。然而在《教宗选战》中,猜疑不正显出这群宗教领袖勾心斗角的丑陋一面吗?《圣诉》中的Flynn神父也免不了教内的质疑和斗争。
虽然电影传达的主旨是“拥抱不确定性”,最后的立场显然站在自由主义进步派的一边。但若“爱你的敌人”会导致自己珍惜的事物受威胁,甚至是自我的消亡,而敌人体现自己反对的伦理价值,以致形成一种毁灭的力量,你只能抵抗,怎么可能爱?
另一方面,感觉不到上帝临在的属灵黑夜也是不少信徒的经验——“祂已离弃我们了吗?”片中有不少广角镜头,显示Lawrence在巨大建筑空间中孤单微小的身影,或以狭窄门框或石柱等显示其受困局。若秘密是此片的母题,或许神圣的介入也是隐秘的?投票会场本来密不透风,连窗户也关上,却突然被远方的恐怖袭击炸开了。片中保守派将之解读为宗教敌人兵临城下的警号,然而那一束从窗户侧投下来的光线,在西方宗教画的脉络里,也可代表上帝的介入?那个突如其来、以“默存心中”的方式一直隐藏、最终成为新教宗的阿富汗枢机主教Vincent Benitez,在叙事上也可被视为上帝的回应。Vincent是间性人,体现了Lawrence主张的不确定性。如果此片中有上帝,人无法以向内封闭求稳定的方式寻找到祂,只能向外开放,在不安的疑惑中一直走下去。
《教宗选战》指出现实的问题,却提出不现实的答案。现实中受到考验的,是很多人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刻下各国保守势力抬头,有的人以“上帝拣选”之名的领袖上台,走向明确却专制的路,甚至掉转枪头跟侵略者并肩。若明确的代价是放下独立思考去追随强人领袖,而自由的代价是疑惑,难怪很多人说“what is free is the most expensive”。自由是昂贵的。很多香港人移民追求自由,却在异地长期失业,或只能做基层工作,从前累积的专业身份和技能烟消云散,不免怀疑人生。世上无乐土,你还能抓紧什么?你整靓个头,自己开心,是微小谨慎的幸福。但我头发似堆草,也是自由。
跟之前几位作者一样,我也是在路途中写这封信,为的是工作,为了继续追寻梦想的影子。在路上就如自由、爱和人性,都是不确定的。这令人感到脆弱,也带来希望。不知你读到这篇的时候,是否也在路上?说回来谈电影的话,每次看一出新电影不就是拥抱未知的冒险旅程吗?那么,你要去哪里?
Bruce Lai
香港影评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电影研究博士,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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