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正在创造历史。大年初一上映25天后，《哪吒2》的票房突破134亿，位列全球影视票房榜第8名，是全球动画票房榜冠军，也是TOP30中唯一一部非好莱坞影片。
在一众赞誉中，最为公众津津乐道的是《哪吒2》大量炫目的视效画面。全片2427个镜头中，仅特效镜头就有1948个，超过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镜头总数。导演饺子曾说，这部电影的特效制作量相当于两到三部动画电影。而全部视效皆由中国本土团队完成，以及制作团队在采访中透露的“曾找国际团队，但因为效果不如预期又换了国内公司”的故事，更是进一步点燃了大众的讨论热情。
不过，与外界的一片狂欢之势不同，面对《哪吒2》的爆火，许多中国视效从业者对此抱持着相对冷静和谨慎的态度。
参与了《哪吒2》后期制作的特效师邓易说，“《哪吒2》带来的变化是缓慢的，大家目前都是静观其变，因为不知道后面（行业环境）到底是越变越好，还是又出几部烂片，把（中国视效的）口碑给毁掉。”
从业者们迫切盼望“越变越好”的更是切身的工作待遇和行业文化。2月6日，《哪吒2》登顶中国影史票房冠军。那天，同样参与了该片制作、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合成师陈道收到朋友的信息，“恭喜，你的名字能留在影史上了，你肯定很有成就感吧。”陈道颇感无奈，“成就感并不能弥补我入不敷出的生活。”朋友安慰他，“你就当是为了民族大爱、为了中国动画的崛起而牺牲了。”陈道一句话作结，“我不想牺牲。”
在《哪吒2》掀起的充满民族自豪感的热议声中，视效从业者的劳动被浪漫化，但他们希望得到更为真实的呈现——贯穿他们生活的，是加不完的班、与工作强度相形见绌的薪资以及在与片方的关系中毫无话语权的被动，有被《哪吒2》激发的对中国视效行业从“五毛特效”到比肩国际一流水准的自豪，也有对“资本先行”“情绪先行”的影视生态的不满——如陈道所言，“肯定没有那么燃，没有那么振奋人心，但这才是我们的日常。”
“想做视效就得‘扛造’”
这部电影的票房很高，但项目奖金的事再没人提过，唯一和“奖”沾边的只有庆功会上的抽奖。“无论一部电影做得多好，卖得多好，评价多高，都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
特效师许苹与这份职业的渊源，始于两部中国动画电影。
2019年的夏天，许苹高考结束，刷到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预告片。短短两分半里，酷炫的特效、“流畅且燃的剧情”令她热血沸腾。她是艺术生，看《知音漫客》（注：创刊于2006年的首个中国原创漫画刊物）长大，也曾有过从事动画行业的遥远遐想。在那个酷热的夏日，她第一次看到儿时梦想成真的可能。没有犹豫地，她在志愿表上全部填了动画专业。
之后几年，她就读于一所顶尖艺术院校的动画专业。2023年寒假，读大四的她为毕业设计焦头烂额，也对未来感到迷茫。当时恰逢《大圣归来》导演的新作《深海》上映，为疏解情绪，她走进电影院。坐在黑暗里，看着面前深邃的海和无数斑斓的水中生物，许苹哭了，她想，“人能创造出这么美好的东西，何必执着于一时。”原本在为毕业去向纠结的她，在那一刻决定成为一名特效师。
接受采访的六位视效从业者中，一部分毕业于动画、美术、数字媒体等相关专业，也不乏自学入行的例子。谈到入行的原因，他们大多和许苹有着类似的答案——“因为喜欢”。
纪录片《Life after Pi》中，《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视效制作公司Rhythm and Hues（R&H）的一位动画师说，“我喜欢创造的感觉，可以在空白的画布上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一段表演”，R&H的创始人也表示，视效这项工作如同变戏法（“it’s just magic”）。
这个魔法诞生的行业，有着复杂细碎的行业链条。外界通常所说的“特效”，只是视效制作流程中的一环，除此以外还包括跟踪、建模、绑定、动画、灯光、合成等一系列步骤。“整个后期制作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陈道说，“就像一台机器，链条一条条传动，我们每个人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齿轮。”
许苹成为一个小齿轮已有两年。视效行业在她眼中早就褪去了光环，在现在的她看来，这是一份“付出和回报非常不成正比”的工作。从业两年的灯光师郑丹直言，“这行996、9126乃至通宵或者连续上班超24小时都很常见”。
节假日大概率会从生活里消失。三个月前的跨年夜，从业五年的特效师邓易和同事在公司赶《哪吒2》的进度，几乎加班了一整晚，听着窗外的烟花声，他们才意识到过年了。
“想做视效就得‘扛造’。”许苹说。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她身边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的同行比比皆是，邓易认识的一名同行甚至因为连续加班进过ICU。
陈道对此也深有体会。曾经有个项目的导演入驻他们公司，跟进视效进度。导演要做的包括每天早中晚检查三次镜头，陈道和同事根据导演的反馈实时修改，经常凌晨一两点才能下班，每天踩着夜色走出公司时，陈道觉得“魂都要飘出来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和同事还在熬夜加班，导演先撑不住了，病倒了。
而加班加点付出的时间与劳动，并不都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只要片方一句话，他们前期的所有尝试都要推倒重来。郑丹至今记得入行不久后做的一个电影带给她的崩溃。项目方没有想清楚想要的效果，郑丹和同事只能一遍遍修改，熬了好几个通宵、改了二十几个版本之后，导演说，“还是要最初的版本吧。”
在陈道看来，修改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艺术作品总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打磨和修改，如果修改能让画面变得更好，或者向一个新的风格进发，我也愿意，”陈道的声音恳切，“但如果一次次的修改只是为了明显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买单，我会非常痛苦。这种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螺丝钉。”
与所承受的工作强度和压力相比，视效从业者得到的物质回报十分微薄。
毕业后，许苹在北方一座二线城市工作，每个月工资约5000元。“租房至少1500，通勤200，水电300，还要吃饭，买日用品，”她一一列举每个月的支出，“基本都是‘月光’，啥也不剩。”
入行头三年，对陈道来说也是噩梦般的记忆。他喜欢看电影，这也是他从事影视后期制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候，如果他“放纵”自己每个月到电影院看一两部电影，工资就撑不到月末；那几年，爱喝咖啡的他很少去咖啡馆了，馋咖啡的时候只能求爸妈赞助。回想起那段抠抠搜搜的日子，他感慨，“一个北京人过成了北漂。”
当然，赶上大项目，也有可能获得一笔不薄的项目提成。邓易的一名同事参与了《流浪地球2》的制作，用奖金直接提了一辆车。只是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陈道曾参与过一个很受瞩目的大项目，老板一度承诺，视效公司有可能拿票房分账，每个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都有奖金。
一针鸡血扎给已经加班“加到半死不活”的陈道，他强撑起精神继续赶工。这部电影的票房很高，但项目奖金的事再没人提过，唯一和“奖”沾边的只有庆功会上的抽奖。“无论一部电影做得多好，卖得多好，评价多高，都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陈道慨叹。
为爱发电
到了年底要发工资的时候，她的公司还不得不接一些“烂活”，比如为《王者荣耀》《原神》等游戏服务的短视频项目——“没办法，人总得要生活。”
陈道用一个虚构的、视顾客如上帝的拉面店老板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绝大多数视效公司的处境：
客人先是说要一碗标准的牛肉面，等你端上来后，又说想试试加小米椒、加青椒、加蘑菇，你又做了三碗；客人觉得加青椒的不错，想再试试毛细、二细、韭叶三种不同粗细的面，你再做了三碗；客人说二细可以，但想把青椒换成蘑菇肉丁，你又端上一碗……一通折腾后，客人最后却说还是最喜欢第一碗，然后他付了一碗面的钱，走了。
视效行业的诞生和发展不过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1975年，乔治卢卡斯筹拍《星球大战》，需要大量特效人才，于是成立了工业光魔公司，这被视为电影视效行业的开端，但早期形成的行业模式埋下了隐患——
“工业光魔的建立就是为导演卢卡斯和电影《星球大战》服务，由老板给钱，工业光魔只管做好服务，商业模式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流浪地球》系列视效团队MORE VFX 的CEO徐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从工业光魔发明这个行业起，就没建立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从而导致整个行业在全世界都比较困难。”
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日韩还是好莱坞，目前大部分视效公司的首要目标仍然是求生存。
从业者普遍认为视效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重度依赖项目，最怕出现空档期。视效公司一旦陷入空转，没有收入，资金链便岌岌可危。在这期间，员工工资、社保和公司的运营成本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为了争取项目、填满档期，一些视效公司打起了价格战。西南地区一家视效公司的CEO回忆，去年他们公司为了争取一个大项目将报价调低了近一半，仅够覆盖成本，但还是被另一家抬出“地板价”的公司踢出了局。
另一个无奈之处在于，按照镜头数量或时长报价的计价模式是目前行业的通行做法，也就是说，无论视效团队在完成片方的项目时修改了多少次、花了多少时间，也只能拿到在合约开始时谈好的价格。纪录片《Life after Pi》讲述了视效公司R&H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拖垮至破产的前因后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业规则的“一口价”（fixed price）。
因为“一口价”，项目方拖延项目周期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近两年的一部中国动画大片，陈道公司接下该项目时以为制作周期是三个月，而实际完成时已过去了八个多月。项目期间，陈道一度陷入抑郁，因此被公司老板调去做其他项目，他负责的镜头转交给了另一位合成师。等陈道做完另两个项目，又休假了半个月后，接手这个项目的同事仍在日日加班赶工。
尾款拖欠在视效业内更是常态。陈道朋友的公司接过一个项目，片方宣称自己请了大牌明星，拉到了上千万的投资，信誓旦旦地保证资金不成问题。项目做完了，还差五万块的尾款，项目方一改从前态度，硬生生拖了三个月。
为了生存，视效公司只能尽可能选择性价比高的项目。许苹介绍，项目价格一般可分为三档：动漫番剧最低，每个镜头平均五六百元；电影居中，每个镜头在一千元左右；游戏视效的报酬最丰厚，单个镜头可以给到两三千元甚至更高。
刚入行时，从小喜欢看动漫的许苹觉得“做特效就要做动画剧集”，但后来发现“做这些是真不赚钱”。到了年底要发工资的时候，她的公司还不得不接一些“烂活”，比如为《王者荣耀》《原神》等游戏服务的短视频项目——“没办法，人总得要生活。”
为了压缩工期、降低成本，视效行业内普遍存在层层外包的现象。上游视效公司将承接的项目再低价分包给体量更小的视效公司或工作室，这让行业生态中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进一步蔓延。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聚光绘影”。这家主导《战狼》的特效制作，还曾凭借《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视觉特效奖”提名的知名视效公司，因为拖欠十几家分包商的款项被告上法庭，在2023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据自媒体“文娱春秋”报道，因无法偿付后续款项，聚光绘影甚至在一个项目中把带有水印的小样用在了正片里。
不良的行业生态导致人才大量流出。叠加自2018年起的税务整顿、资本撤退、疫情等因素，中国影视业被认为进入了行业寒冬，大量影视视效从业者选择转行。据“文娱春秋”统计，从2016年到2022年初，影视特效从业人员流失了七成。
其中一个重要流向是游戏行业。邓易记得，四年前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抢人大战”。游戏公司纷纷以高薪挖人，当时不乏影视特效公司一整个小组跳槽至游戏大厂的例子。邓易的一位中级特效师朋友就在当时转行去了游戏公司，很快从月薪一万升级为百万年薪。
而那些还在坚持的人，比如许苹，半自嘲半无奈地称自己是“为爱发电”。有时想起让自己“入坑”的几部动画电影，她觉得恍惚，“以后也会看看游戏行业吧，毕竟那边比较赚钱。”
“我不想牺牲”
大年初一，他和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哪吒2》，在片尾字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心里有小小的成就感，同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尾款到账了吗”。
《哪吒2》的成功，于视效行业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过去十年，中国特效电影有既卖座又卖好的《大圣归来》《流浪地球》和《哪吒》，也有颇受业界认可但票房不如意的《深海》《雄狮少年2》，还有口碑票房双双落败的《上海堡垒》《749局》。一路起起落落，到了《哪吒2》上映前，许多视效从业者都卯着一股劲儿，同时心里也在打鼓。《哪吒2》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大家之前都说是经济大环境不好导致电影市场低迷，现在发现只是观众不爱看。”邓易说。
作为亲身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人，邓易看着票房一路走高，感到意外也振奋。不过对于《哪吒2》带给行业的后续影响，他仍在谨慎观望，“不知道后面（行业环境）到底是越变越好，还是又出几部烂片，把（中国视效的）口碑给毁掉。”毕竟，过去十年里，中国电影视效虽一直有“崛起”之说，但始终没有摆脱“五毛特效”的负面形象。
对于《哪吒2》的成功，几位受访从业者均认为，单就技术和审美而言，中国视效已跻身国际一流水平，也不乏个人素质突出的艺术家，如陈道所言，“（在缺乏先进工具和软件的情况下）他们能‘手搓’出来很出色的作品，非常有天赋，而且有耐心。”
但天赋与耐心的另一面，是在一个尚不成熟的行业里被倒逼出来的无奈与被侵蚀的权益和尊严。
以在视效领域起步早、工业化程度高的好莱坞为例：他们给到视效团队的制作要求和修改建议往往更清晰具体，倾向于参数化，而不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整个产业链条上有成熟的视效制片人、视效指导等角色，帮助视效公司和导演沟通和相互理解；有让流程简化和加速的一整套工具，在陈道看来，“像一台运转了很久、被反复测试过很多次的机器。”这些都是国内目前不完全具备的。
做视效合成师的头几年，陈道每天忙得心力交瘁，但从没收到过加班费，只有根据加班时间转化成的补休，而大部分休假又因为赶项目而作废。后来他跳槽到国外的视效公司，从业以来第一次有了加班费，开始享受到每天到点下班的闲适，也尝到了做完一个大项目后可以休假一两个月的快乐，身心状态逐渐好转。
“这种手里有假且随时能请假的待遇，是很多国内从业者享受不到甚至不敢想的，”陈道说，“我不觉得国外公司有多好，但有一点就比国内公司强——他们遵守《劳动法》。”
归根结底，视效领域存在的很多问题深植于中国影视行业的生态中。
在邓易看来，视效行业目前还处于一个培育投资人信心的阶段。对于《雄狮少年2》的票房落败，邓易认为问题出在“导演不听劝”。《雄狮少年1》上映后被观众诟病主角“眯眯眼”，有辱华之嫌，但续作并没有迎合舆论和市场反应，在人物设计风格上延续了这一特征。在邓易看来，现阶段的视效作品要先做到让大部分中国观众喜欢，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票房成绩，这样投资人才会愿意持续下注，“投资人有信心，我们下面的人才能过得好。”
陈道对这种“资本先行”的逻辑感到厌烦。“剧情和画面本来是一个电影最重要的部分，但现在已经退居到三四线了。拍一部电影，先用50%的钱请个流量，再用40%的钱铺天盖地做各种宣发，最后剩下10%的钱用来做内容，”陈道说，“越喜欢这个行业，你越会觉得这种行为让人恶心。”
资金的权重揭示了整个电影制作链条中各环节所掌握话语权的比重。陈道认为，宣发是整个影视制作链条中最不尊重视效团队的一个角色。
有时候，视效是被甩锅的对象。豆瓣评分3.2的电影《749局》因剧情缺乏逻辑、概念设定混乱及价值观陈旧等诸多问题引发群嘲，导演陆川在采访中却只是轻飘飘地说，“确有瑕疵，特效方面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得更好。”
另一方面，因为近年来中国文化产品越来越多地同“大国崛起”“文化输出”等宏大话语绑定，视效也可能变成宣发利用民族情绪为电影造势的工具。以《哪吒2》为例，其视效全部由中国团队完成，这在宣发话术中被称为“138家中国特效公司为《哪吒2》编织了一件动画界的‘万龙甲’（注：《哪吒1》中，全体龙族用各自最硬的龙鳞汇成了敖丙的铠甲“万龙甲”）”，制作团队在采访中透露的“曾找国际团队，但因为效果不如预期又换了国内公司”的故事，亦被作为中国影视电影动画工业崛起的叙事广泛传播。
视效从业者的付出在这个过程中被演绎成形形色色的轶闻，流传在社交媒体上。比如，一名特效师为申公豹变身的镜头磨了两个月，后来不堪重负离职去了另一家特效公司，结果再次接到了同一个镜头的任务，导演饺子在采访中开玩笑说，“让申公豹长毛就是他的命。”网友们对此津津乐道，陈道则心有戚戚，“代入那个特效师，他得有多崩溃。”
种种背景下，有了文章开头陈道和朋友的那番对话——朋友安慰他，吃的苦“就当是为了民族大爱、为了中国动画的崛起而牺牲了”，而陈道说，“我不想牺牲”。邓易理解这样的感受。大年初一，他和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哪吒2》，在片尾字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心里有小小的成就感，同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尾款到账了吗”。
“哪咤票房高是好事吗？对于行业当然是好事。大家为此自豪吗？肯定也有，”陈道坦言，“但是落到我们普通从业者身上，我们不想背负什么家国大义，就希望自己先活下去，活得好。”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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