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强：雷洋案没有结束──人民大学与中国校友运动的兴起

2016年圣诞节前的12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宣布了关于“雷洋案”的决定：对邢永瑞等五位涉案警察不予起诉。旋即，此后的三天里，超过1600名雷洋的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校友们联署公开信，直书“不同意、不认可、不接受”，抗议丰台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在逾800名清华大学校友也加入联署，卷入更多其它高校校友时，一场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校友运动，在雷洋死后的第231天成型了。

从社运轨迹观察，这场运动才刚刚开始，正在卷入越来越多的内地高校校友，也就是几乎整个新兴中产阶级。这场运动既可能随着刑事申诉的展开而深入，也可能因进程的悲观带来对司法正义更深的绝望，而最终寻求其它抗争手段（包括街头抗议），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治景观。

不过，当局对雷洋校友的动员，从一开始就从未放松警惕，采取了各种监视、施压、分化手段。例如，一些积极参与者被“单位”领导谈话、劝诫；6月3日傍晚，人大校园一度便衣密布，防范校友返校聚集，官方校友会对参与者也似有打压。同时，有人不仅批评这场运动的温和风格，觉得不够“抗争”，也质疑这场运动的性质，认为雷洋校友属于中国社会精英，是阶级自利的。他们还认为，基于校友认同的动员方式不具有公民社会的性质，难以复制或推广。

这些质疑声音，在这几天的联署中显得尤其高调。

中国社会与高校精英

的确，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校友关系有着复杂面向。高等院校作为共产党中国培养干部和人才的学校，承担着挑选和培养统治精英的功能，大学被普通民众趋之若鹜视为阶级上升、生产“关系”的摇篮。北京的数所精英院校传统上更是直接向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输送毕业生，跟精英生产和整个统治阶级的再生产密切相关，以至于大众心目中的北大、清华就是通向社会地位金字塔上升通道的象征。

在打散一切旧阶级结构的1949到1989年间的四十年里，事情也许并不特别如此，毕竟当兵、“提干”（提拔干部）等方式，都为普通人的上升提供了广泛空间。但是，在市场经济改革后至今，尤其是1998年高等教育产业化后，很多研究都表明高等教育扩大了不平等，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如此深远，甚至影响到今天坊间对雷洋校友动员的评价。

具体来说，近年来教育产业化对教育不平等的改善几无贡献，相反，阶级再生产和文凭主义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大，强化着阶级不平等。这可以解释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教育竞争、学区房价格高企和与此相关的阶级固化问题和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所在。

有趣的是，从1940年到2010年的数据分析来看，只有1980年代的教育扩张对改善阶级不平等是最为显著的。而雷洋案校友的参与者中，1980年代的校友恰恰是最为积极和突出的，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支持，明显集中在1980年代段，他们无论昔日投身改革开放或民主运动，还是今天加入雷洋案的声援，似乎都有89年人大学生高喊“人民养大”的使命感，成为教育平等化产生，并有意回报的精英。

人民大学的政治渊源

相对家庭投入，另一个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因素是所谓关系。关系对教育不平等的改善相当有限的，但在较高阶层发挥显著影响。这或许能解释精英大学越来越趋向精英阶级化。在中国，人们早就把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视为体制精英人脉关系的再生产机器。这也是雷洋案后，死者的人大毕业生身份被许多人甚至早期的维权运动者所批评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雷死不足惜，无法超过平民（如徐纯合）的死亡价值，批评雷洋校友的行动不过是精英阶级的自救，甚至只有关“体面”。因为社会广泛存在着文凭主义的阶级歧视，很多人的这种怨恨情绪尤其强烈。

人民大学，相比北大清华，还多了一些特殊性，也作共产党在延安办学的延续，人大在1950年代作为一所苏式大学建校，其偏重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管理，曾经被目为“第二党校”。高干子女在人大就读的比例并不低于哈军工、清华、北大等。人大的毕业生曾经主要分布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部门，现在也集中在金融、媒体、政法等领域，相对低调、务实。

作为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国高校最特殊、可能唯一的一所人文社科综合大学，在论文排名、社会影响力上，人大固然总是无法与理工类大学相比，但其特殊的校史、学科设置和毕业生职业分布，长期以来培养了一种中国精英群体中罕有的“政治的超一致性”(surcoherence)。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法国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职业者）的这一概括，同样适用人民大学校友的认知模式，因为人大有其特有的近似通才教育的混同教育模式，学生生活在相互紧密联系的小型校园里，学习各种种细分却相通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结果是整体气质上接近“混混”的实用主义，区别于清华的“傻子”、北大的“疯子”气质，而话语上却中规中矩十分“官僚”。这种气质和话语的不一致，按布尔迪埃的解释，总是驱动他们寻求政治的超一致性，即试图把所有生活问题遇到的不一致都归为政治问题，尤其当他们身为被统治者的时候，往往倾向追求彻底一致性的政治解决。

然后，精英阶级内部的个体性反叛就会间断地产生，也不断产生人大校友的边界认同。毕竟，通过对话和互动界定共同体边界的过程，“终究是个人化”的精神建构和行动，比诸践行公民的自觉更早、更一贯，如文化米姆（meme）一般嵌入在人大校友的经验中：从林昭、林希翎到张志新，从文革中被迫关闭到1978年复校后学生发动的驱逐“二炮”运动，直到人民大学在1989年学生运动成为北京高校中最为活跃、牺牲最大的学校。

进入21世纪，还有前副校长谢韬2007年在《炎黄春秋》上发文倡导社会民主主义，代表、凝聚了中共内外的改革力量，也等于总结和改造了“三个代表”的政治路线，几乎代表了人大某种“异端”的政治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比其他院校受僵化意识形态和“又红又专”的蒋南翔（中共首任清华大学校长）路线的影响，人民大学校友的实用主义和批判性思维兼具，其“政治超一致性”之强，在整个中国精英再生产体系中的位置都相当特殊。在1989后去政治化的市场经济时代，除了雇佣单位或者朋友们偶尔能够发现人大校友在政治观察上的敏锐和源自“袖珍校园”的强烈认同，这一特性并无任何彰显，只是随着校友在中产阶级的散布而潜伏。

校友运动如何兴起？

当传统派系政治、利益集团等结构，在今天遭遇强人政治而被削弱，当生活世界与政治问题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些“政治的超一致性”的个体，便可能因为偶然事件而唤醒，并作为个人精神世界和集体认同的纽带，唤醒共同体——无论是校友还是阶级或价值观，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卢曼（Niklas Luhmann）将这一过程归为“双重偶然性”，即不同行动者在社会系统中的关系，在不同的行动脉络中相遇。然后，一场校友们“公车上书”式的运动便可能发生，只是，他们不再是1989年的在校大学生，也不再重演法国1968五月风暴中巴黎索邦大学或者1970年代泰国法政大学这些精英大学的造反，而是分布在广泛中产阶级的精英造反。

首先行动起来的人大校友，是那些“被统治”的、与体制“不一致”、最直接感受生活与政治冲突的自由职业者和自由知识分子。这群人几乎是天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开启以来，在以“文科”为主的人大校友们中形成。他们在这次运动中担当了主力，区别于体制内干部，或者工程师与技术官僚。社会世界的不平等被跳过了，呈现在面前的是人权、正义这些基本政治问题。

这一进路，大不同经典的社会学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教条地搬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从简化、理想化的角度来评价一场公民行动。人大校友们对法庭正义的期待，合乎其中产阶级的稳定、规范需要，如同访民对“青天正义”的期待一样。但是区别在于他们并未在一次次失望后接受现实，而是愈挫愈勇，既坚持真相和正义，又缓慢而坚定地提出更政治性的目标，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扩散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中。相形之下，急于批判人大校友“不敢反抗”，或者因人大校友“突然成为反抗者”而莫名惊诧，恐怕将要停留在“代言”维权运动和铁窗内苦难者的境地，面对新变化陷入失语。

人民大学校友在雷洋事件后的弥漫的同情、悲愤，其所有的个体行动，包括转发、悼念、联名等等，是社会系统内的复杂过程，与人大的校友关系、校友们身上“政治超一致性”相遇，迅速结合成一场行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六四后的去政治化趋势下引入公民社会，所遇最大困难便是如何将其“本土化”。除了移植NGO，人们只能经由一次次插曲性事件进行动员，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而这些事件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NGO、维权人士、自由主义媒体和公共空间，正被当局打压日甚，而陷入低沉。

一场基于校友认同的校友运动之所以可能，端赖社会演进的“双重偶然性”将人大这群地位特殊的校友的社会资本，转化为公民社会结构，极大区别于关系圈子式的普通校友关系，更区别于其他传统“小共同体”的简单认同。在又一次插曲性事件中，人大校友们结合了维权运动留下的律师群体，而社交媒体则让89前后两代校友的结合成为可能，展现出89一代的运动技巧和政治指向。因此，从一开始，这场校友运动就有着明确的运动目标和阶级意识，对案件和运动的期望，有着更为高位的期望，从而展现出迥乎以往（特别是维权运动）的动员规模、持久性和政治性。

没有结束的雷洋案：新政治力量的未来

如雷洋死后一周1988级校友公开信所示：雷洋之死并非意外，而是一个系统性悲剧，是警方对“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这一抗议穿透着当下警察国家化、权力肆意侵犯人民的政权性质，难怪坊间会流传，雷案从一开始就被最高层定性为有“颜色革命”危险的政治事件。尔后，77、78级校友的联署公开信再次打破了沉默，当这些体制内资深校友实名出现在网络上，公众为之惊讶。

我们理当认真思考、对待人大校友的这场运动，特别是作为主力参与的整个1980年代校友们，他们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他们精英阶级的身份相遇。而他们又沿着校友的行动脉络“遭遇”了年轻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都试图遵循法治轨道寻求真相和正义，对法治抱有“规范的期待”。

随后的半年多，是运动随事件节点的自组织和深化。如5月中旬的募款，5月17日第一天就募集到43万资金，超过1400名校友捐款，募款总额超过130万后，被校友们自我停止，这些捐款转交给雷洋家属，作为急用和子女基金。

其中最初的动员，通过捐款完成，微信群纷纷建立、扩大，同情之后，校友们开始面对司法正义的问题。6月24日的“七七”纪念，大量诗歌、散文、歌曲和评论都出现在校友的社交媒体上，按年级进行的纪念文集编撰也启动了校友的组织化，一些志愿活跃者涌现出来，并结成多中心的校友功能小组，校友群的组织和行动能力都得到了考验。8月17日的“百日祭”则深化了这场运动的阶级性，这一天前后的许多文章，开始认真讨论雷洋案件所反映的中产阶级处境，从而这场校友运动，也终于击中了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处境：社会结构中一个最为脆弱的位置。这也是人大校友身份的精英阶级，与更广大中产阶级的重合点。

至此，无论是习近平“善待中间收入群体”的讲话，还是稍后对出警规则的修订，都反映了校友运动第一阶段的成果，他们成功地利用雷洋之死的正义诉求，表达了中产阶级普遍的不安，从而自我定义了这场校友运动的阶级性质，接替了2003年以来的维权运动。中产阶级不再是作为底层阶级的援助者、代言人角色介入运动，而是开始赤膊上阵。其后的四个月虽然相对沉寂，但12月23日丰台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激起的抗议，终于让人大校友和其他高校的校友联盟，展示了新兴中产阶级以社会运动方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在1989年后的历次运动形态中尚属首次。

只是，当这封超过两千人联署的公开信还在继续，正在向更多高校校友扩展的时候，当局施加的巨大压力终于压垮了家属的意志，雷洋家属在12月28日晚突然表态放弃申诉。一场包含了几乎无限可能的运动似乎就此被釜底抽薪，一次插曲性转型似乎突然就暂停了。然而，雷洋案与校友运动之后，一切都可能因此而改变，包括当下的政治景观。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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