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金心异:深港合办科技园,能否助香港解决产业困境?

港深科技园合作来得太晚了,于深圳已然意义不大;至于能不能帮到香港,还要看两地是否能够真诚合作,并找到最佳的合作模式。

编按:香港与深圳两地政府早前签署备忘录,决定在两地边境落马洲河套区合作兴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共同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不过,两地是否真的能够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如果可以的话,具体又如何做呢?《端传媒》邀请了两位创科产业关注者,分别从香港和深圳的角度,探讨一下两地合作的意义。

此篇作者金心异,是深圳民间学者,也是“深圳主义者”。另一篇请见《李劲华:深港合办科技园,深圳得益,香港又如何?》。

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将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合作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将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合作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2017年1月3日下午,就在深圳官场人事大变动(原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升任广东省代省长、原市长许勤升任市委书记)之后数天,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政府在香港签署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将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合作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推动其成为科技创新的高端新引擎、深港合作新的战略支点与平台,共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深港创新圈”。

两地不少产业及科技界人士,相信对此进展颇感振奋。但诚如北大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先生所言,河套地区的深港合作,“1991年启动、1994年推动、1998年列入两地议题、2003年重开会商、2008年列入香港十大、2013年破局、2017年一锤定音”,真可谓是好事多磨。以我这个观察者来看,即便这份并无约束力的“备忘录”能够真正落地,它也来得太晚了,于深圳已然意义不大;至于能不能帮到香港,还要看两地是否能够真诚合作,并找到最佳的合作模式,使双方各自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最终令香港重建实业基础、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就业,俾使香港能够迎来新一波经济繁荣,而深圳亦能从香港的经济转型中获得红利。

深圳屡倡港深合作,不获积极回应

深圳和香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共同属于广东省宝安县。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深圳建市开埠,最初发展贸易,1986年后开始吸引香港加工业北迁,1993、94年后,认识到加工贸易不是方向,下决心跟上全球科技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发展高科技产业。当时深圳毫无科技和高等教育基础,故在1996年香港回归前夕,其提出的一整套深港合作、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共同发展科技产业的计划,不获香港积极回应。

深圳随后自行推动科技工业发展,1997至1999年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及制度设计,1999年开始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同年谋划设立创业板,提出希望与香港联交所展开合作,惟亦不获积极回应。到了2005年前后,深圳的科技工业已经强势崛起,2006年深圳政府提出“深港创新圈”计划,这次香港方面倒是开始有所回应,但双方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够善尽各自资源优势的合作模式,在双方各自的主要推动者纷纷下台后,此计划事实上已经流产。

迄今为止,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说已成为中国大陆的领先者,华为、中兴通讯、腾讯、比亚迪、迈瑞、大疆等诸多企业成为颇具实力的行业翘楚,其中华为、中兴、腾讯等且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2015年,深圳电子与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六大较具科技含量的产业,总销售额达到1.7万亿人民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的4.05%,PCT 国际专利申请1.33万件,占中国大陆46.9%。从产出规模上来说,深圳已相当于以色列整个国家,加上与深圳共同作为一个整体产业链的东莞和惠州,则相当于台湾整体的规模。可以说,深圳用短短的20年时间,在全球科技产业链条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这个成绩是香港人没有预料到的——在1990年代中期时,香港业界根本不相信深圳有条件发展高科技。深圳的其他产业,包括房地产、物流、加工制造、金融等主要产业,都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香港的支持或协助,但高科技则没有。曾有港府高官在一篇文章里表示,对深圳高科技发展起来始料未及。

深圳为什么在1990年代到2006年这十几年里,一直眼巴巴地希望与香港展开科创合作?主要是深圳认为这种合作可以优势互补,且对双方都有利。深圳认为香港值得借重的独特优势包括:

一、深圳没有好的大学,而香港拥有八所大学,其中至少三所是亚洲一流并且进入全球前100的,其他五所放到国内也肯定都是一流之列。大学既是科研重镇,也是人才培养基地和人才蓄水池。深圳最初希望借重香港的大学,为自己提供研发基础和人才培训平台。

二、深圳当时对全球的科技人才没有吸引力,而香港作为著名国际都会,具有这种吸引力,深圳设想香港可以从全球吸收人才,而为深港共同所用。

三、深圳在国内最早认识到,科技创新或科技产业的关键是金融机制,所以深圳才希望香港创业板与深圳创业板能够展开合作,并利用香港资本市场的强大融资能力,为科技产业提供创业资本。

四、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商业中心城市,已经具有一个全球的商业贸易网络,可以帮助深圳打通与全球科技产业链的联系。

五,深圳在国内最早认识到,科技创新环境的一个最基础的要求,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内的法治环境是无法让人对此有信心的,而香港则具备这一基础。因此,深圳希望利用香港的这一优势,并且逐步向香港学习,在深圳建立一个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环境,形成在国内的比较优势。

香港一再拒绝深圳递过来的橄榄枝,逼使深圳只能凭自己的力量解决上述五个问题。

深圳自立,科创领先全国联系全球

所以我们看到,近20年里,深圳投入巨资想要建立自己的大学体系,到目前为止虽然收效仍然一般,但也初步建立了一个仍很弱小的基础──努力提升深圳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建立研究生院,并诱使对方逐步在深圳开设本科教育;模仿香港科技大学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在深圳高新区设立虚拟大学园,诱使全国50多所大学在深圳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吸引香港中文大学设立深圳校区;与国际知名大学合作,设立10个专科学院;最近的收获则包括,引入广州中山大学建立深圳校区。

深圳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和品牌已经确立,加之在国内大城市中比较好的生态环境,目前已经足以吸引中国大陆的优秀人才,并正在试图吸引香港和全球的科学家。

深圳创业板市场、VC/PE 已经形成体系,成为国内资本最为集中的三个城市之一,深圳目前不缺资本,对香港资本市场没有依赖。

深圳目前已自己建立起了与美国硅谷、台湾、以色列等全球科技创新前沿地区的科技与商务联系,深圳部分大公司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研发网络,利用全球的科技人才和研发能力。

目前深圳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缺陷,是它作为中国大陆司法管辖地区,无法独立建立一个法治基础。尽管如此,深圳试图在国内大环境下,建立自己相对尊重知识产权的小环境。

由以上可知,迄今为止,深圳的科技创新环境已经是全球最优之一,不依赖香港形成体系,所取得的成绩已将香港甩在身后。对深圳来说,香港目前主要的价值只在于其法治环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香港对深圳仍有一个价值,那就是向中央政府索要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政策的一个借口。

香港科创进展未如人意

香港作为一个细小型城邦经济体,按照国内的俗语来说,应该是“船小好调头”,可以因应生存环境作迅速而有利的调整。而且自开埠以来,本身已经历过三次产业转型:第一次是由开埠之时的纯粹农业和渔业地区,转型成为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转口贸易基地;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由原来一个纯粹做转口贸易的自由港,转型成为亚洲其中一个轻工制造基地,建立起一个以纺织制衣、玩具、电子、钟表、印刷为主的轻工业体系;第三次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造业北迁内地,香港转变成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认识到香港单一依赖金融业的弊端,想要向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台湾、新加坡、韩国学习,使香港成为一个亚洲科技创新中心。1998年,董特首倡议设立创新科技委员会,邀请曾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的田长霖教授出任主席。

港府接受了田教授的建议,由政府注资50亿港元设立创新及科技基金,成立应用技术研究院,开设创业板,建设数码港,设立五大研发中心,扩大香港科技园;最新的进展则是,2015年11月,港府设立创新科技局。

但是从1998年到现在的18年时间,倘若与深圳相比,香港创新科技的进展显然未如人意。首先,香港并未建立一个成规模的创新科技产业,并引领香港经济的增长;其次,香港也未涌现出几家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公司。相反,香港创业板的渗淡、数码港的失败,则广为港人诟病。

香港转型为何进展不大?

为什么收效甚微?本人认为,以下几个原因,妨碍香港:

首先是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的不兼容性。举凡世界各国,大部分金融中心都无法同时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因为金融中心必然抬高当地营商成本,尤其是土地成本,而科创无法承受这样的高成本;同时,金融中心的投机氛围、赚快钱心理,无法平心静气搞科研;而且,政府及社会的心态、经验都适应于金融业,很难同时适应于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

但这一状况也并不是铁律,近年有两个个案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一是纽约,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却于近年逐渐发展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创新科技产业链条;二是三藩市(旧金山),作为硅谷所在地,却由于服务于硅谷,科技金融崛起,逐渐成为全美的第四大金融中心。当然,新加坡是更早的一个案例。这表明,金融中心与科技中心并非完全不兼容,而像纽约这么高成本的都会区,都仍然能够发展出创新科技,香港更不应该自我否定,而应该研究借鉴纽约、伦敦、新加坡等这些成功案例,找到香港的成功之道。

其次,香港政制限制了政府的引导能力。作为全球著名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样板,香港人这些年有些固步自封,对政府角色有片面认知,以为政府最好不要管经济和产业。但是像美国、英国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并非完全不介入产业政策。香港即便不学习新加坡,至少也应该向英美国家学习。

最后,香港本地市场的狭小性,无法为创业公司提供生存发展基础。对一间创业公司来说,其创业期最为重要的是本地市场,这个市场一般不会太大,但足以支撑其渡过创业期,成长为一个能够稳健生存的小型公司。但大部分小型公司的存活能力都很弱小,倘它欲成长为中型公司,就必须有区域市场的支撑;倘若它要成为大公司,就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市场或大洲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

香港科技产业的本地市场十分窄小,所以很难培育出像样的企业。本来珠三角的区域市场和中国大陆的全国市场都应该可以为其所用,但由于大陆市场的开放度不足,而且香港创业公司对大陆市场的把握能力不足,所以鲜见香港科技创业公司开拓珠三角或大陆市场。

但是,倘若先打通深港共同的本地市场,令香港创业公司能够在深圳市场进行中国大陆市场的训练,则再开拓大陆市场就要容易得多了。我想这就是深港创新科技合作的方向之一。

当然,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开拓可以沿着虚拟空间进行,而不受地域限制,但纯粹虚拟的市场毕竟尚有限,许多业务领域仍需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何况即便是虚拟空间,它仍然是被不同的语言所分割的。香港人的优势是既掌握中文语言,又掌握英语(据说近些年有退化趋势,这是个危险信号),但是现实似乎是,香港人既与中国市场有文化隔膜,又与英美等英语市场有文化隔膜。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在深圳已成长为一个与香港等量齐观的城市经济体,并且已成为一个全球著名的创新科技中心之后,香港已认识到了深圳的成长和成功,并且不再看不起身边这个小兄弟,而是正视其成功,和这种成功可能为香港提供的帮助和实施的影响。深港两地签署关于河套的合作备忘录,就是证据之一。

两地如何达至双赢?

关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开发,在2004至2006年,两地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但两地并未达成共识,尤其是香港内部未形成共识。在香港自认为拥有对河套开发100%的主导权的情形下,河套开发事实上被搁置了。

就目前双方达成的备忘录而言,仍可看出香港具有几乎全部的主导权,深圳事实上仅具咨询地位。土地确定为公益性质,确实可以摒除香港内部的许多纷扰,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它不能为香港的重建产业基础做什么贡献。

问题的关键有三:香港与深圳双方在河套的合作中,如何摆正双方角色?如何发挥两地各自的优势?如何实现双赢目标?

香港的优势,仍是前述的五点,只不过前面四点深圳的需求已不强烈,最主要的优势仍是香港赖以生存的最后基础:法治。深圳的优势,则主要是:一、政府拥有向科技产业和科技创新提供配套公共服务的深厚经验,包括制订政策的经验;强势政府对不受约束的丰厚财政资源的支配能力;二、相对于香港而言仍稍低廉的成本,但其实已很高;三、完善的科技研发与制造业链条,支撑硬件创新;庞大的研发人员队伍、创业家和企业家资源;丰盛的资本池;四、直接面向整个中国大陆市场的便利。

其中需要强调的是第一点与第三点。尤其是经验,是香港最为缺乏的。所以涉及到河套开发中双方的角色分配,倘若香港方面片面强调其主导权,则我们可以确信,以香港人过去十几年所积累的有限经验,我们可以十分看淡河套的开发。香港科技园公司作为土地业主,其开放度以及与深圳方面如何制度衔接,至为紧要。

至少有一个原则需要达成共识,也就是过去10多年里深港学者所提出的一个原则:河套这个地块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因此必须做那些在香港本土做不了、在深圳本土也做不了、只有在河套才好做的、充分利用深港两地优势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才谈得到双赢目标。

深圳目标清晰,香港“再工业化”议而未决

还有一个问题是,双方的各自目标是什么?

深圳在河套开发有很清晰的目标,可以说是务虚不务实。首先是政治红利:一、中央政府希望帮助香港实现第四次产业转型,深圳为中央分忧,为香港做贡献,这本身是很重要的政绩;同时也可以说是对过去30年香港帮助自己的回报。二、可以藉河套开发的深港合作,向北京要求更大的开放度,更多的改革先行先试权,其中重心在于法治创新。

其次是,通过建立深港共同的区域创新体系,补足深圳自身的短板,这主要是指三方面:一、知识产权保护;二、人才的吸引力方面;三、与欧美等建立更畅顺的技术转移通道和产业链联系。

以我个人的观察,香港似乎并没有很清晰而具体的目标。倘若仅仅是在河套建立更多的教育和研究平台,那么,香港本土已有这些平台,且更成熟更有优势,有什么必要在河套进行物理空间的延展?

香港必须通过研究和讨论,弄清楚通过河套的开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有人希望借助河套开发,使香港实现第四次产业转型。但所谓第四次产业转型,香港内部仍有不少争论,其中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将河套作为一个朝向建立“六大优势产业”(环保、教育、检测和认证、医疗、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工具;另一种是希望通过与深圳的合作,在香港实现“再工业化”(高端精密制造)。两者有重合部分,但主要的分歧在于,香港还有没有必要“再工业化”?这可能还涉及到对“再工业化”的理解。

没有人会认为香港有可能回到传统的工业。但是高技术含量的工业有无可能?不少香港学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香港也不必有此类工业。这一观点在五年前也许毫无疑义,但是在美国也提出“再工业化”、总统特朗普(川普)要求制造业回迁本土之后,香港人的这一观点也许需要修正。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香港“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各方面条件如何,各种不利因素中,有无可能以某种方式克服。

为什么需要“再工业化”?为了解决香港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认为,目前香港困境的主要经济原因有二:一是 GNP 与 GDP 二者的脱节(日本、台湾面临的也都是同一问题),使得香港人在全球创造(其中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财富,无法利益香港本土、为全体香港人共享;二是独沽一味地发展金融业,其受益的层面较为狭窄,尤其不能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结构性就业难题。

金融及高端服务业,它所延展的上下游产业链,与高端制造业所延展的上下游产业链,是不同的。后者能提供更多的中低收入就业岗位,而前者提供的则较少。如果香港某种程度上的再工业化,能为香港创造10至20万个中低收入的就业岗位,那么香港的社会问题就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如果是要发展前述“六大优势产业”,那么在河套地区实施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强。但如果要建立一个高端制造业,就有必要充分利用深圳的优势,深港双方合作进行,那么就有必要利用落马洲河套区。

此一部分的细节尚需诸多论证,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仅有河套是不够的,因其只有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对深圳和香港都不足够。深圳侧和香港侧都有必要增加更多的土地作为配套。深圳侧对此已有因应,这就是皇岗口岸所能腾出来的1平方公里,以及福田保税区的3平方公里。而香港侧则是古洞北地块。我不知道香港政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征地、成本、运营等),但我以为,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香港的再工业化。

总而言之,香港和深圳这两个经济体量都超过3000亿美元的城市,又仅仅一河之隔,在地缘上唇齿相依,必须正视对方的存在和可能对自己施加的影响,并认识到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在过去30年里,香港单方面无视深圳,所幸现在已经改变。通过落马洲河套的合作,为两个城市的共生共荣找到一个最佳模式,这对整个中国和世界都是极其意义重大的。

(金心异,深圳民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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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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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在深圳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在香港只会更高,所以港深合办,这只能是笑话。前海湾房价1开头,哪个初创受得了?很明显现在国家经济走向内陆发展。

  2. 大陆人口红利也快没了吧……还有我觉得深圳不是山寨的香港,而是自己发展的路子,因为产业结构是很不一样的。而,深圳的人口结构比香港年轻许多,人口的结构性优势要说深圳的话倒还是有的。(年轻、教育程度、全国人口的持续输入(尤其是年轻人口))

  3. 司法管轄範圍,除了影響知識產權的保護,應該也是跟消費者維權有密切關聯,比如說各省消費者或使用者,可能相對難到相對多數的網路平台或是新創事業所在的深圳進行訴訟維權。

  4. 二十一世纪最缺的是人才。
    香港的人口红利尽已耗完,而大陆的人口红利正值鼎盛。其他的都是浮云。深圳是一个山寨版的香港: 移民城市,低稅,廉价劳力起家,看现在的地价也不承多让。
    华为已有去意。
    未来谁也说不准,而博主好像颇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