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瑜伽士“省长”统治两亿人?莫迪印度梦走向何方?

瑜伽士阿蒂提亚纳特在北方邦上台,反映出莫迪仍然未能“一统天下”。

3月上旬,印度五地议会换届选举落下帷幕,除旁遮普邦(Punjab)外,其他四地均是由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印人党,BJP)或其执政联盟获得议会多数胜出。

这些地区中,以北方邦(Uttar Pradesh)最为关键。北方邦位于恒河平原上的“中原”地带,人口高达2亿400万,比中国河南河北两省总和还多。印人党此次在403个席位中狂扫312席,加上政治联盟共325席,得以取代上一届的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 SP)政府,重新提名首席部长。其票数占据绝对多数,前所未有。

很多评论者见到这般情景,都以“印度人渴望发展”来解释一边倒的选情。“莫迪旋风”,似乎在去年争议连连的“废钞令”之后仍然势不可挡。好像传统的种姓、宗教政治,都让位给了经济改革许诺。

然而,几经酝酿,莫迪在3月底推出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的北方邦首席部长人选——印度教湿婆派“瑜伽士”阿蒂提亚纳特(Yogi Adityanath)。

阿蒂提亚纳特是多年的北方邦地方议员,也是戈勒克布尔(Gorakhpur)的戈勒克纳特(Gorakhnath,nath 意为“主人”)庙住持。戈勒克纳特是史上传奇人物,印度教纳特瑜伽派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瑜伽士之一。今天风靡全球的哈塔瑜伽(Hatha Yoga)与他息息相关。其印地语、梵语诗歌与论著在今天依然广为流传。

身为戈勒克纳特传人的阿蒂提亚纳特,则是常年争议人物:除了发表印度教民族主义言论之外,他还被指控曾经煽动教派冲突

住持也能当高官?未等人们反应过来,阿蒂提亚纳特已经正式上任,成为两亿人的主政者。而这说明,“发展主义统领一切”未必能解释北印度的政经脉络。

如何理解印人党大胜与瑜伽士的崛起?我们可以从北方邦的政治传统谈起。

种姓政治并未式微

在今天,莫迪的号召力无疑重要,但仅有莫迪个人的魅力,绝不足以让印人党在北方邦这样一个种姓、教派问题复杂的地区胜选。

北方邦经过常年的政治肉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代表秩序:

社会主义党在当地占人口40%左右的低种姓群体中影响很大。他们大多是自耕农,曾长期被归为首陀罗(Shudra,神话中的四大种姓之一,低于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高于“贱民”)。

占人口约20%的达利特(贱民)群体,以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 BSP)为政治代表。

一部分婆罗门(在北方邦,婆罗门占总人口的10%)和大部分穆斯林(总人口约19%)支持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C)。

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先前是一部分婆罗门、大部分拉吉普特(被视为刹帝利)种姓(8%)、古尔米(Kurmi,约3%)地主种姓与城市中产。

以上这些,构成了北方邦政治的基本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邦大致形成了社会主义党对撼大众社会党的局面。其他票仓(如占据大量人口的穆斯林群体)在两党周边,即低种姓群体和贱民群体之外游移,成为关键票。

然而,种姓政治并非北方邦传统。印度北部和其他地区不同,种姓群体特别复杂,分化严重。早年的政治强人如英迪拉.甘地,更多利用民粹宣传,而不依赖于具体的种姓动员。

今天的北方邦种姓政治,源于6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农民权利运动。到了90年代,曼达尔委员会(Mandal Commission)划分出低种姓,即“其他落后阶级”(Other Backward Class, OBC),在政府部门和国有领域,为达利特贱民之外的群体增加保留席位。在运动到划分保留席位的过程中,低种姓团体团结到了社会主义党身后。

印度人民党的选战策略,正是利用种姓政治细分。低种姓阶层虽占据 40%人口,但社会主义党的核心是只占8%人口的亚达夫(Yadav)种姓;大众社会党也主要依托占据10%人口的恰马尔(Chamar)达利特贱民种姓。由是,这些群体内部不可避免存在核心—边缘的分化关系。

印度人民党近年来正是以这种内部分化为依托,对不同群体分别下手,撬动更多原本归属对手的选票。比如在低种姓群体中拉拢贾特人(Jat)、在贱民中拉拢处于最底层的清道夫(Bhangi)种姓。

由于社会主义党和大众社会党常年相争无法谈拢合作,在这次大多数选区中,都呈现出“分票”的局面:双方抢夺穆斯林选票,而自己的基本盘则面临印人党的蚕食。于是,在地方选区上,常常是印人党候选人只需要拿下40%左右选票即可胜出。

虽然莫迪带领执政印人党狂扫312个议席,但在普选票中,也只拿到了39%。社会主义党与大众社会党的普选票较2012年选举,并未出现大滑坡,跌幅不到8%。若两党效仿同在北印度的比哈尔邦(Bihar)本地党派,化干戈为玉帛组建大联盟,其实完全有机会碾压莫迪。

种姓票仓的结构,尽管可能因为经济结构变化、社会文化变迁而消亡,但目前来说,它仍然是印度北方政治动员的重要因素。莫迪的执政党,也概莫能外。

莫迪全面控制执政党?

从印人党内部来看,这次胜选本可以标志着党内来自其家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干部和北方邦势力走向合流,然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自从2014年莫迪率领印人党大胜以来,来自古吉拉特的“新军”已经成为主流。2014年大选前的党内争夺中,身为元老的阿德瓦尼(Advani)不敌莫迪,已经表现出党内代际更替的迹象。当时,出身北方邦的党主席拉吉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成为莫迪的盟友。胜选后也出任了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是内阁中仅次于总理的实权职位。接替拉吉纳特.辛格出任党主席的,是莫迪的心腹──古吉拉特耆那教徒阿米德.沙(Amit Shah)。这也就意味着党部也成为了莫迪一系的舞台。在2014年大选中,莫迪选择在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Varanasi)出战,本身除了强烈的印度教色彩,更有一种从古吉拉特“东出北方,逐鹿中原”的态势。2017年在地方选举中再次拿下北方邦,既是对党内士气的鼓舞,更是莫迪进一步统合全党的里程碑。

随着印人党内部另一重要势力,以外交部长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为代表的中央邦系日渐低调,党内执掌中央邦的觉杭(Shivaraj Singh Chauhan)此前也深陷丑闻,“莫迪一统”的格局已呼之欲出。

然而,瑜伽士阿蒂提亚纳特上台,反映出了莫迪这一理想仍然颇有距离。

和以前相比,古吉拉特系“新军”的最大不同,是通过教派动员上台之后,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私有化来消弭种姓、教派政治的根基——可供分配的福利、国有企业就业机会等等。然而,在选举政治下,北方邦的新政府必须依赖本地干部和本地派系。这是莫迪最大的难处。

阿蒂提亚纳特并非莫迪的亲信,甚至也不属于印人党内的传统派系。在他身上,教派因素大于经济发展。但他有两个优势,一是属于北方邦本土势力,在地方有深厚基础,能够整合利用更多资源;二是他常年担当印度教民族主义鼓动者的角色,能够配合莫迪握着发展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两驾马车的其中一轭。在地方实力、教派民族主义、服从中央和经济能力四张牌之间,莫迪最后选择了前两者。最终人选出炉几经拖延,也多与博弈—妥协有关。

阿蒂提亚纳特的地方政府必然要启用大量的本地干部,但这恰恰意味着地方上的务虚、裙带关系等问题会更加难以治理。古吉拉特和北方邦的派系是否能得以融合,提高莫迪在党内的执政能力、能不能将古吉拉特经验输出到北方邦,还有待观察。

印人党已经基本奠定了自己在印度国内一党独大的格局,其推行政策的能力,远远超出了1967年国大党一党独大格局结束之后的历任政府。莫迪的个人权威更是如日中天,等2018年68名上议院议员到期,莫迪有望逐渐将上下院同时控制在手,这无疑有利于他推进各类政纲。但反过来,从废钞事件也可以看出,这种局面下,党系统容易陷入“小圈子”——在缺少足够的技术官僚支撑下,推出有瑕疵,或过度政治化的重大经济、政治决策,从而造成隐患。

这种局面下,瑜伽士阿蒂提亚纳特未来的施政走向,值得作为观察印度内政局势的风向标。

(魏朝敏,游荡在北印度的田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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