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强：全球化的逆转──当中国富商曹德旺遇上美国工会

福建商人最近有点麻烦。一个是京城著名地产商黄如论，他被逮捕的传闻牵动了股市，连带整个地产市场风雨飘摇。还有一个实业商人，也是中国首善，曹德旺，在海外投资浪潮中遭遇美国工会杯葛，引发国内小报的冷嘲热讽，让人怀疑曹所代表的海外直接投资究竟意义何在。

全球化下工会力量的下降

不过，随着围绕这桩公案更多背景的分析，真正的意义可能远不止海外投资障碍这么简单。而是，从曹德旺的汽车玻璃个案，到特朗普（川普）的上台和反全球化姿态，再到习特海湖庄园会谈，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全球化正在朝向2.0的转型。

这场转型，以特朗普极力倡导的增强美国制造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联储连续加息，以及欧盟刚刚通过针对中国钢铁制品的反倾销案等为标志，开始扭转全球化1.0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资本和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和分工体系。其副产品，是发达国家工会丧失了结构性谈判优势地位，劳工运动也因此陷入持续的低潮。如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J．Silver）在《劳工的力量》一书中所哀叹的，“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即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力量又破坏了其结社力量”。

在全球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分工格局下，美国工会的力量不断下降，在许多工人眼里也失去了合法性，尽管劳工—公民的反全球化运动才因此从1999年西雅图之后高涨、作为新时代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意义上社会的自我保护。特朗普的上台，某种程度上如同十月革命一般窃取了这一反全球化运动的情绪，并利用种族议题成功动员了“锈带”的蓝领白人工人群体。

工会力量的跨国结构变化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超过34%的销售来自海外市场，其中大部来自北美，却从2001年起遭遇北美多次反倾销诉讼。在美直接投资，以节约供货成本、降低法律成本，是曹的设初衷。他收购的当地锡安山工厂生产线所属的 PPG 公司，即是当年起诉福耀玻璃倾销案的原告之一。然而，从他2014年正式在俄亥俄州成立分公司以来，公司个体的选择却也反映了中国的海外投资趋势。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逾1400亿美元，超过境外资本在华投资，成为中国变身资本净输出国的转折年份。2016年，这一规模扩大到1700亿美元，制造业居首，占据26%，包括了美的等大型并购投资案。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俄亥俄州福耀玻璃工厂的工人抗议。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支持下，该厂工人的诉求集中在工资水平、安全设施不完善以及管理随意等方面，几乎完美折射了中国本土工厂的典型模式。所不同的，中国模式在本土所遇到的工会和劳工抗议微乎其微，既缺乏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会商工资水平，既有官方工会和管理制度也无力、无心干预生产流程和管理环节，遑论为因坚持安全流程而被解职的副总级别的高管声援。

然而，福耀玻璃和曹德旺本人却在一开始所醉心的美国优惠税制和先进物流系统之外，第一次领教到美国当地的工人力量和工会制度。面对蜂涌而来的中国资本，当然还有与此同时中国管理层对工会和劳工权益的天然漠视，以及对美国劳工法律制度的不熟悉，都大大增强了美国工人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在这些新工厂当中，特别是在那些被中资收购的旧生产线的工作岗位上，工会形成的可能更大。

在福耀玻璃之后，美国的本土工会还将要面临诸如马云承诺的为美国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特朗普访问沙特后增加的数千亿美元规模的军火订单和直接投资等等，以及作为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国中国计划中的对美投资。毕竟，从今年初达沃斯论坛习近平对全球化支持的政治宣示开始，到海湖庄园的历史性握手，全球化1.0时代中最大资本输出地和制造业外移地的美国，正在转向吸引全球资本输入和制造业内移。这对美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工会和劳工运动来说，都意味着工会力量的全球性结构变化，全球化开始发生逆转。

新劳工国际主义或将形成

无疑的，这一切，是因为介入而改变，超出了无论曹德旺还是整个中国资本乃至“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和资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劳工力量的变化是与以往中国模式的最大区别。劳工后备军不再无限供给，中国本土企业面临着制造业过剩和撤离后引爆的社会准备金不足的困境，向海外转移产能则陷入当地工会和工会主义的沼泽。这一在全球范围内的工运情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了，也第一次有可能重新定义全球化。而且，定义的主体不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工和劳工组织。如果这种来自美国的劳工力量通过跨境投资的中国企业内部机制，向中国境内工厂示范和传播他们的集体谈判和工会模式，那么一个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将可能形成，超越过去的国际劳工组织对话和合作的模式。

这或许才是“北京遇上西雅图”浪漫电影所预演的真正意义，一个福建商人到俄亥俄投资建厂触发的全球化转型。对曹德旺来说，尊重当地工会和劳工利益，学习和遵循北美的集体谈判模式，大概是尽快适应美国工业文化和环境的必由之路，也是所有中资在海外迟早都要学习的游戏规则。尤其在北美和欧洲，他们能够挑战或者照搬本土经验的空间并不大，也是与中资在非洲投资模式的最大区别，但后者偏向原料和能源行业，并非制造业。

在微观层面，长期而论，人们还关心，全球性的劳工力量格局改变，是否也将影响中国本土模式；中国企业，如曹德旺将如何对待本土兴起的集体谈判和劳工力量？他已经在本土的公益慈善方面走在了前列，也开始学习美国式的集体谈判模式，学会尊重当地工会组织，是否可能洋为中用主动讲北美经验引入中国呢？

这个问题也许超出了他个人的决策范围。毕竟，美国牛肉输入中国市场都没有遭遇日本、韩国以及台湾曾经发生的大规模牛农抗议，和由此引发的长期政党斗争。能够确定的是，全球化的逆转刚刚开始，新的劳工国际主义的出现或许将继续改变曹德旺，以及所有中国企业家对全球化的想像。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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