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吳強：全球化的逆轉──當中國富商曹德旺遇上美國工會

福建商人最近有點麻煩。一個是京城著名地產商黃如論，他被逮捕的傳聞牽動了股市，連帶整個地產市場風雨飄搖。還有一個實業商人，也是中國首善，曹德旺，在海外投資浪潮中遭遇美國工會杯葛，引發國內小報的冷嘲熱諷，讓人懷疑曹所代表的海外直接投資究竟意義何在。

全球化下工會力量的下降

不過，隨着圍繞這樁公案更多背景的分析，真正的意義可能遠不止海外投資障礙這麼簡單。而是，從曹德旺的汽車玻璃個案，到特朗普（川普）的上台和反全球化姿態，再到習特海湖莊園會談，種種跡象都在顯示，全球化正在朝向2.0的轉型。

這場轉型，以特朗普極力倡導的增強美國製造業、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聯儲連續加息，以及歐盟剛剛通過針對中國鋼鐵製品的反傾銷案等為標誌，開始扭轉全球化1.0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徵：資本和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轉移，也就是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全球化的自由市場和分工體系。其副產品，是發達國家工會喪失了結構性談判優勢地位，勞工運動也因此陷入持續的低潮。如貝弗利．西爾弗（Beverly J．Silver）在《勞工的力量》一書中所哀嘆的，「全球化創造了一個惡性循環，即削弱了工人的談判力量又破壞了其結社力量」。

在全球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和分工格局下，美國工會的力量不斷下降，在許多工人眼裏也失去了合法性，儘管勞工—公民的反全球化運動才因此從1999年西雅圖之後高漲、作為新時代的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意義上社會的自我保護。特朗普的上台，某種程度上如同十月革命一般竊取了這一反全球化運動的情緒，並利用種族議題成功動員了「鏽帶」的藍領白人工人群體。

工會力量的跨國結構變化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超過34%的銷售來自海外市場，其中大部來自北美，卻從2001年起遭遇北美多次反傾銷訴訟。在美直接投資，以節約供貨成本、降低法律成本，是曹的設初衷。他收購的當地錫安山工廠生產線所屬的 PPG 公司，即是當年起訴福耀玻璃傾銷案的原告之一。然而，從他2014年正式在俄亥俄州成立分公司以來，公司個體的選擇卻也反映了中國的海外投資趨勢。2015年，中國海外投資逾1400億美元，超過境外資本在華投資，成為中國變身資本淨輸出國的轉折年份。2016年，這一規模擴大到1700億美元，製造業居首，佔據26%，包括了美的等大型併購投資案。

也是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俄亥俄州福耀玻璃工廠的工人抗議。在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支持下，該廠工人的訴求集中在工資水平、安全設施不完善以及管理隨意等方面，幾乎完美折射了中國本土工廠的典型模式。所不同的，中國模式在本土所遇到的工會和勞工抗議微乎其微，既缺乏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會商工資水平，既有官方工會和管理制度也無力、無心干預生產流程和管理環節，遑論為因堅持安全流程而被解職的副總級別的高管聲援。

然而，福耀玻璃和曹德旺本人卻在一開始所醉心的美國優惠稅制和先進物流系統之外，第一次領教到美國當地的工人力量和工會制度。面對蜂湧而來的中國資本，當然還有與此同時中國管理層對工會和勞工權益的天然漠視，以及對美國勞工法律制度的不熟悉，都大大增強了美國工人的結構性談判力量。在這些新工廠當中，特別是在那些被中資收購的舊生產線的工作崗位上，工會形成的可能更大。

在福耀玻璃之後，美國的本土工會還將要面臨諸如馬雲承諾的為美國增加100萬個就業機會、特朗普訪問沙特後增加的數千億美元規模的軍火訂單和直接投資等等，以及作為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資國中國計劃中的對美投資。畢竟，從今年初達沃斯論壇習近平對全球化支持的政治宣示開始，到海湖莊園的歷史性握手，全球化1.0時代中最大資本輸出地和製造業外移地的美國，正在轉向吸引全球資本輸入和製造業內移。這對美國乃至世界範圍的工會和勞工運動來說，都意味着工會力量的全球性結構變化，全球化開始發生逆轉。

新勞工國際主義或將形成

無疑的，這一切，是因為介入而改變，超出了無論曹德旺還是整個中國資本乃至「一帶一路」戰略的初衷，正在成為中國企業和資本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勞工力量的變化是與以往中國模式的最大區別。勞工後備軍不再無限供給，中國本土企業面臨着製造業過剩和撤離後引爆的社會準備金不足的困境，向海外轉移產能則陷入當地工會和工會主義的沼澤。這一在全球範圍內的工運情景，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見到了，也第一次有可能重新定義全球化。而且，定義的主體不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資本，而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勞工和勞工組織。如果這種來自美國的勞工力量通過跨境投資的中國企業內部機制，向中國境內工廠示範和傳播他們的集體談判和工會模式，那麼一個新的勞工國際主義將可能形成，超越過去的國際勞工組織對話和合作的模式。

這或許才是「北京遇上西雅圖」浪漫電影所預演的真正意義，一個福建商人到俄亥俄投資建廠觸發的全球化轉型。對曹德旺來說，尊重當地工會和勞工利益，學習和遵循北美的集體談判模式，大概是盡快適應美國工業文化和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所有中資在海外遲早都要學習的遊戲規則。尤其在北美和歐洲，他們能夠挑戰或者照搬本土經驗的空間並不大，也是與中資在非洲投資模式的最大區別，但後者偏向原料和能源行業，並非製造業。

在微觀層面，長期而論，人們還關心，全球性的勞工力量格局改變，是否也將影響中國本土模式；中國企業，如曹德旺將如何對待本土興起的集體談判和勞工力量？他已經在本土的公益慈善方面走在了前列，也開始學習美國式的集體談判模式，學會尊重當地工會組織，是否可能洋為中用主動講北美經驗引入中國呢？

這個問題也許超出了他個人的決策範圍。畢竟，美國牛肉輸入中國市場都沒有遭遇日本、南韓以及台灣曾經發生的大規模牛農抗議，和由此引發的長期政黨鬥爭。能夠確定的是，全球化的逆轉剛剛開始，新的勞工國際主義的出現或許將繼續改變曹德旺，以及所有中國企業家對全球化的想像。

（吳強，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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