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法国依然“孜孜不倦”反复登上国际新闻头条，且并不总是以正面的形象呈现。
一边厢，经历2019年大火损毁的巴黎圣母院完成最终修复工作，在教俗两界、各国政要和数百万现场与电视观众的注视下正式重开，法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皇冠顶端的这枚宝石以惊人的速度和工程质量实现了“浴火重生”的涅槃。
另一边厢，夏初欧洲议会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的震荡过后，被寄予厚望的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的少数派政府在施政短短3个月后，便遭遇议会左右两翼的反对派联合通过不信任案而垮台，巴尼耶成为第五共和国史上在任最短的总理。与内阁同时倒掉的还有对恢复市场信誉至关重要的2025财年政府预算案，各大债务评级机构随之下调法国的信用评级和前景展望，德法10年期国债利差一度上扬到差于希腊的水平。
政府倒台次日，在2024年12月5日晚间的电视讲话中，马克龙神情严峻，严厉谴责反对派的“不负责任”。他指控“极右翼和极左翼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反共和阵线”，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的议员投票支持一项“侮辱他们自己选民”的不信任案，而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Nouveau Front Populaire, NFP）的其他政党、尤其是曾为法国两大执政党之一的社会党则负有“共犯”之责。
不同于今夏败选后的迟缓，他迅速任命了执政联盟成员“民主运动”（Mouvement democrate, MoDem）的创党主席、从政半个世纪的中间派元老贝鲁（François Bayrou）为总理，委托其组阁。同时，政府在议会通过了临时预算案，暂时复制2024年的财政收支方案，以确保国家正常运转。12月23日，贝鲁公布了新一届内阁名单，除马克龙派的往届或现任议员、部长以外，也有不少执政联盟之外的重量级人物，其中包括两位受托再度“出山”的前总理：伊丽莎白·伯恩（Élisabeth Borne）和玛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但新政府究竟能维持多久，尤其是能否在来年扛过反对派阻击，通过新版预算，削减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仍是个未知数。
与莱茵河彼岸的经济和政治困局一道，德法“欧盟双引擎”的不振正在拖累全欧洲的长期发展前景。法国到底染上了什么样的疑难重症？它又能对我们理解当代福利国家的困境提供怎样的启示和告诫？
“意大利化”：加速流动的破碎政局
正如笔者此前文章所述，今夏的议会选举出现了“没有比例代表制却选出了比例代表制效果”的结果。这一方面源于政党联盟和选民的策略性投票，另一方面也根植于法国社会本身的意见分歧。也就是说即使重新大选，各个主要政党的议席比例也未必会发生很大变化，从而实现破局。左翼、中间派和极右翼三大阵营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第五共和固有的“多数主义”传统强烈抵触任何跨党派的合作与妥协，都令议会中无法浮现一个能有效施政的过半多数。法国政局正在加速“意大利化”。不无反讽的是，曾以政局破碎、内阁走马灯般换届出名的意大利，如今却在欧盟主要成员国中拥有最稳定的政府，总理梅洛尼成为了欧洲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
叠加在选民和政党分裂之上的，是法国高度中央集权、中央政府以半总统半议会制组织起来的制度限制。按照第五共和国宪法，总统在一年内只能最多解散一次国民议会，这意味着直到今年夏天之前，议会“三分天下”（tripartition）的格局都无从改变。此外，法国式的“帝王总统”拥有极大的实质权力，政治博弈的热点集中在总统个人身上，政治的高度个人化（hyper-personification）使得公共辩论往往不是围绕政党、政策和理念展开，而是关注总统和各路潜在总统候选人的言行，以及这一众“政治巨头”在舞台上的搏斗。
在12月5日晚间的电视讲话中，马克龙指责左右反对派之所以联手倒阁，正是因为“他们并不关心你们……都诚实点吧，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总统选举。他们想为总统选举作准备，想策动它，想加速其到来。为此，他们不惜抱着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制造混乱。”这出人意料的“诛心之论”虽然颇具挑衅意味，却不无真实。“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格言本就深深印刻在激进左翼政党“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领袖、前毛主义者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哲学中；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en）则深陷虚假呈报欧洲议会议员助理、挪用欧盟公共资金的刑事官司，可能被法庭定罪并禁止参选公职长达五年，有个人利益加快总统选举到来。
多数主义的执政理念和集中于总统职位和总统个人的政争，造就的是一种高度对抗性的政治文化，与法国的政体相互强化，构成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战后法国社会相对同质、阶级政治在选举动员中占支配地位的年代，这一政体-文化组合仍能相对运转良好。然而，经济与文化的变迁使法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一样日趋多元，2017年的马克龙旋风更是将左右两大传统执政党打入了冷宫，二者在2022年大选中仅能赢得个位数百分点的选票。选民和政治精英的双重碎片化，如泥土变为流沙，伫立其上的政治结构之林也就越发水土不服。
于是，尽管近二十年来，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民粹主义高涨的现象，迫使主流执政党作出调整，但在法国这一切却演变为了一场彻底打破现状的体制性危机。2022年总统选举中，接近一半的法国选民在第一轮把选票投给了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激进候选人；同年议会选举中，总统的阵营丢掉了绝对多数；今夏的选举更是令议会中连一个相对多数都不复存在。事实证明，马克龙的崛起虽然打破了左右两大党对政治的垄断，却未能成功塑造新的、稳定的二元政局，而是加速恶化了法国“无法治理”（ungovernable）的特征。
“成本病社会主义”：法式福利财政的失败
然而，令法国困局难解的根源并非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半个世纪以来“法国社会模式”（modèle social français）的失败。无论是马克龙执政七年来多项不受欢迎的改革，还是触发巴尼耶政府倒台的财政预算案，都是这一失败的直接后果。
从1974年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在“滞胀”（stagflation）危机背景下当选总统以来，法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5%爆炸性增长到了114%。马克龙出生至今47年中，政府从未实现过预算平衡或盈余。根据国家审计院的报告，到2026或2027年，法国将是唯一一个赤字率超过3%的欧洲国家，偿还债务利息的开支将超过国民教育，成为最庞大的政府支出项。同时，尽管历届中间派和右派政府数次推行“减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有增无减。从2010到2022年，法国财政的所得税总收入翻了一番，而同期GDP只增长了30%。无论从收入还是开支占GDP的比例来看，法国都有着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庞大的政府。
财政收入、公共开支与公共债务同时迅速增长，这看似悖论的现象背后的原理是所谓“鲍莫尔效应”（Baumol effect）：在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同的情况下，增长停滞的部门为了与其他部门竞价获得足够的劳动力供给，被迫提高工资，致使这个部门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产品和服务越发昂贵。在发达经济体，这往往体现为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如医疗、育儿、教育成本不断攀升，而这些行业最触动选民的神经，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然而，由于市场设计、鼓励新技术应用和组织革新等着眼于供给端的改革，面临行业协会和工会等有组织游说活动的强大阻挠，政府往往改用监管、公共保险项目和额外政府补贴，来把个体家庭面临的成本“社会化”亦即转移到国家财政上，此类开支因此通常占据政府支出的一大半。
然而，这一路径若形成依赖，可能会产生种种不良激励（perverse incentives）：政府补贴人为拉高了对相关服务的需求，同时减少了市场发现低成本替代品的动力；而监管如果设计不当，也可能阻碍创新。这正是困扰法国和许多欧洲福利国家的“成本病社会主义”（cost disease socialism）现象：对需求端的单一关注导致制度和技术锁定（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lock-in），压制行业效率提高，造成本可避免的开支增加和收入损失，二者同时恶化财政状况，并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意图降低成本的政策反而令成本失控。
在增长迟缓的今日法国，一方面有大量失业、不充分就业或低收入的群体需要政府的财务支持，另一方面却缺乏支持这些开支的财力基础。法国国家曾在战后“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成功扮演的鼓励生产率提升的角色退居次位，沦为一个主要向社会各个角落“派钱”的现金柜台；财政收入的税基因经济停滞而枯竭，此类“派钱”行为便日益依赖国债的扩张，一步步增加着法国和欧元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表演性悲惨”：脱离现实的经济话语
公平而论，“成本病”绝非法国独有的难题。新冠大流行和俄乌战争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走上了大量举债并用于经常性社会开支的道路。但法国的特殊问题，在于朝野普遍误解甚至无视经济现实，使得必要的务实改革得不到多数选民的稳定支持，因而缺乏足够的民主合法性背书，极易在一场选举的政党轮替后被轻易废除。
作为一个有漫长的政治激进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法国的经济辩论受制于一系列意识形态化的假定，造成一种独特的、脱离实际的经济话语。无论其背后有如何重要的历史渊源或是怎样可敬的智识传统，在当今法国，这一话语生态的主要影响是扭曲了公众对事实的认知、污染了基于证据的政策辩论。
事实上，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有相当亮眼的成功。横向对比来看，法国在同类经济体中有更充分的住房供给和相对较低的房价，更可靠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更廉价而清洁的电力，相当低且仍在下降的碳排放，以及较低的育儿成本和较高的生育率。新冠大流行和能源危机以来，法国实现了比德国好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和GDP增长，在欧洲主要经济体中有最多的新增就业、最低的累计通胀和最低的能源价格累计增幅。纵向变化来看，法国连续多年蝉联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具吸引力的欧洲国家，企业融资额和“独角兽”初创公司数量屡创新高；制造业衰落数十年之后，“再工业化”（réindustrialisation）终于有所起步，2023年法国的工厂数量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工业就业岗位总数（近250万）达到2010年以来最多。
然而，所有这些成绩在法国国内的经济辩论中几乎无一例外遭到无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持久的悲观主义语言。法国常年在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调查中占据民众对国家现状不满、对未来悲观之首；但民调同时又常年稳定显示六到七成的法国人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感到满意。哪怕这种“表演性悲惨”（performative miserabilism）在促使人们关注不幸和弱势群体处境的意义上不无益处，它在当今法国的实际作用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灾难叙事遮蔽了对真实经济问题的具体理解。
例如，与常见的误解不同，法国是发达经济体中最平等的国家之一，“80、90年代减税、去监管和财政紧缩（austerity）的潮流导致不平等扩大”的命题并不适用于法国。且不论几十年来有增无减的政府规模、应对新冠和能源危机的强力救济如何显而易见否定了所谓“新自由主义转向”（the néoliberal turn）的脸谱化叙事；从实际结果来看，不同于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名论题，在初次分配层面，法国人的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战后以来基本保持稳定，2008年以来甚至在降低；从1988到2021年，法国企业附加值的分配更有利于、且越来越偏向雇员工资（劳动）而不是股东利润（资本）；近几年的通胀浪潮中，法国是少有的人工成本增幅高于企业利润增幅的OECD国家。如果把税收和各式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府补贴和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纳入考虑，法国稳居最有效减少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ies）的OECD国家之一。
而与之相反，法国经济在收入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收入水平普遍过低，且过于平等——甚至在税前阶段便已如此。在生产率提升缓慢的情况下，由于最低工资根据通胀调整，拿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比例高达15%到20%且逐年增加，构成“最低工资化”（smicardisation）的问题。同时，所得税和社保缴纳金不合理的累进结构对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了负面激励，严重压低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让“多劳多得”对大多数法国人遥不可及。
与收入相比，法国的财富不平等（wealth inequalities）要显著得多，但其病态之处既非不平等本身，也非相关的再分配政策如房产税、财富税和遗产税的力度不足，而是“婴儿潮世代”（baby boomers）与后代之间严重的代际不公。在当下，这也表现为阶层流动性不足。在法国，财富不但显著集中在老年人手中，而且极高比例的巨富阶层源自王朝式的多代家族继承，而非企业家式的劳动或创业。悖论的是，这一现象恰恰源于名义上减少不平等的财税政策：在税后收入不平等过低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尤其中青年人难以通过劳动、创业、投资和置业等形式致富，那么继承遗产就成为了最主要的富人出身。换言之，法国的重税体制本身就是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长者为王”：代际不公与养老金体系的重担
除了因打压新兴财富而巩固了现有阶层结构以外，法国的养老金体系更是以牺牲劳动者尤其年轻人的经济福祉为代价来维持退休人士的高生活水准，而这实际上构成了近年围绕养老金改革和削减赤字之激烈政争的最重要背景。为明了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法国养老金体系的如下三个关键特征：
第一，不同于昂格鲁-撒克逊国家和许多欧陆国家，在法国，行业养老基金（pension funds）、企业年金、个人养老保险等“第二、第三支柱”的比重极为有限，大部分退休人士几乎完全依赖“第一支柱”亦即国家养老金的赡养，使得改革在政治上格外敏感。
第二，由于二战前后法国现代养老金体系建立时的特殊情形及随后的历史路径依赖，国家养老金基本完全采用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 system / système par répartition），而鲜少以养老基金的形式实行部分资本化（capitalisation）。换言之，当前劳动人口缴纳的强制养老保险并不是一笔存入资本市场账户的投资，可用于在年老时取出，而是被直接用于支付当前退休人口的养老金。
长期以来，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养老基金，其资产——从银行定期付息储蓄、国家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到债市和股市等各类风险不等的投资——的增值速度都稳定高于劳动收入增速，因而能以更低的缴纳金换取更高的未来养老金回报，且面临更小的赤字风险。从2001到2021年，OECD国家公共养老基金和私人养老储蓄总资产规模相对GDP的平均比例从59%增长到了105.1%，而法国2021年这个数字仅有12.7%。缺乏资本化意味着法国劳动者面临沉重的负担，平均要把超过五分之一的工资用于缴纳养老保险，可支配收入和致富机会严重受限，增加了他们未来对国家养老金的依赖；体系的可持续性极度依赖于人口结构，而当法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出生率持续下降，它便迅速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大量吞噬源自一般性税收和公共债务的政府补贴。
第三，法国的“婴儿潮世代”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红利。2024年，21.5%的法国居民超过65岁，即生于1959年前。他们成长于战后的重建、复苏和繁荣时期，出生率高，因此在人口结构中占比格外之重，且有更高的住房拥有率。1982年，社会党籍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降至60岁，本世纪以来历届政府又逐渐将之推迟，使得这一代人无论在国际上横向比较、还是与前后世代纵向相比都退休得异常之早。即使在退休后，法国老年人从国家养老金和其他来源——例如向中青年租客收取的房租——获得的退休收入在同类国家中名列前茅，出现罕见的经济福祉“倒挂”现象：退休人士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高于公营部门的雇员，后者又高于私营部门的雇员；老年人贫困率在同类国家中垫底，而20%的未成年人和16%的18-29岁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如今，养老金已占到法国公共开支的四分之一。按照经济学家Sylvain Catherine的估算，同时考虑其低退休年龄和高养老金水平，法国的当前退休人群人均获得11.52万欧元的额外转移支付，总额达1.843万亿欧元，相当于法国公共债务规模的60%。养老金之外，还有面向老年人的医疗开支：从2010到2022年，法国总人口增长5%，60岁以上人口增加了19%，公立医院的开支随之增长44%。由于老年人大多已退出经济生产活动，或仍在劳动力市场中但生产率和创新能力远不如前，老人的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较低，习惯于储蓄余钱而不是消费等因素，上述开支几乎不可能提供经济、财政或其他正外部性意义上的未来回报，同时却挤出了面向下一代的教育、科研、住房、基建、能源与生态转型等公共投资项目的可用资金。
在各种意义上，无论法国经济的停滞，还是当前的财政危机，其核心矛盾都是这一深植于体系内的、严重的代际不公。
“集体不负责制”：政治精英阶层的失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程度不同，几乎所有发达民主国家的经济模式都有偏向老年人利益的问题。例如，尽管有发达的私人养老金市场，英国的公共财政仍受到国家养老金“三重锁定”（triple lock）政策和国民健保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的沉重拖累：前者是指国家养老金年度涨幅取通胀率、平均薪资涨幅和2.5%三个数中的最高者，使养老金负担相对于劳动人口收入和整个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加；后者是由于NHS的单一保险支付者、单一服务提供者体制（singer-payer single-provider system）面对“鲍莫尔成本病”和老龄化趋势同样脆弱，成为了让历届政府头疼不已的开支无底洞。在英、美、加、荷兰等国，旨在增加住房供给的土地市场去监管举步维艰，因为老年人往往持有更多房产，受益于房价上涨，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参加新住建项目的咨询听证会以阻挠其审批。此外，老年选民不但占比迅速增加，而且投票率往往数倍于年轻人，令触动其利益的改革在政治上格外困难。
但法国还受到两大独有问题的困扰，第一个问题是法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如前文所述，法国社会中经济话语与现实的脱节，法国多数公众对现行体制中的代际不公缺乏认识，退休人群在社会文化层面受到格外的宽容。
类似地，尽管养老金体系极度碎片化和不均衡，包括公立大学和中小学雇员在内的国家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劳动强度更低、退休更早、养老金更多——如今每年向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TP）和法国铁路公司（SNCF）退休员工支付的养老金超过了其交通网设施的维护费用——但主流舆论对国家干预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services publics）的推崇，令政府雇员的特权待遇难以摆上台面。在公营部门覆盖率极高的工会不但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工会以“社会公正”名义发动长时间大规模罢工得到的同情更多，因打乱人们日常生活而触发民意反弹的风险更低。
面对格外困难的舆论环境，政治领导人勇敢承担改革的责任，清晰解释改革的逻辑和必要性，说服民意的努力与技巧就更为关键。然而，法国的第二个独有问题，正是其民选政治阶层的集体不负责。左翼和极右翼政党的选民较为年轻，却完全不承认现行体系需要任何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和中右派执政大党虽主张改革，却因选民基本盘中老年人占比较高，而不愿触动其既得利益。更不用说在这样一个总统身处政治舞台绝对中心的国家，马克龙“傲慢”、“不近人情”的公众形象自然对形势毫无助益。
于是，尽管在2019年，掌握议会压倒多数的政府提出“统一的、积分制的、基于保险缴纳贡献的养老金体系”方案，这一改革因突如其来的新冠危机搁浅；但到2023年，仅在议会占相对多数的政府重提改革时，新的法案版本大为缩水，仅仅推迟了退休年龄，增加了保险缴纳年限，行业之间的极大差异、过高的养老金水平、缺乏资本化等等需要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无一得到关注，遑论解决。而在去年底的预算案之争中，仅仅是提出暂停一年国家养老金随通胀调整，就足以成为压垮巴尼耶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边飞行边造飞机”：危机中的结构性改革
在经济事务中，“形势比人强”往往是一条铁律；而一旦进入政治的领域，对形势的无知、无视、否认和扭曲就成了规则而非例外。然而，躲闪形势的政治腾挪术无论多么高超，终究有其限度。在发达民主国家普遍放松曾坚不可摧的财政纪律之际，法国的前车之鉴足以说明当一国政治体制的设计和政治精英的素质有欠，政府只是一味满足应付危机的短期需要，未能以长期主义的纪律明智地规划公共开支，对不同支出项作出必要的选择和牺牲，那么结果将会是一个在经济中无处不在、庞大却低效的政府。无论这样的政府怎样重演向全社会“派钱”的故伎，选民的不满都只会与日俱增。
幸运的是，法国金融市场暂时并未显示出恐慌迹象，负责执行欧元区赤字规则的欧盟委员会也保持了低调。2025年，欧洲央行预计将继续降息，法国经济将保持增长，且法国的债务并不像14年前的葡萄牙和希腊那样过分仰赖国际债权人的善意。这些都给了新一届法国政府短暂的喘息之机。
但2025年的世界已不是2011年的世界。乌战当前，法国和所有北约成员国一样需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而要想不在中美的科技竞赛和经济竞争中彻底出局，法国和欧盟需要巨额公共投资支持产业转型。长期来看，欧盟缺乏共同财政政策使南欧国家的经济受到抑制，无法可持续地执行严苛的财政纪律，但如果它们要争取包括德国在内的北欧国家让步，把已经迈出步伐的欧洲财政一体化推向深处，就必须首先证明恢复自身经济健康的政治意志。如今，时势倒转，法国成了欧元区的“坏学生”，信誉恶化到经济前景不如西班牙、政治稳定不如意大利、赤字债务不如希腊的程度，又拿什么来说服同侪？正如布鲁塞尔圈子里流传已久的那句话所云：“要治欧洲病，先治法国病。”
这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逃避经济和财政现实的法式闹剧已经走到了它的极限。每过去一天，公众不满的“水温”就会升高一度；结构性改革每拖延一天，就距离下一个危机更近一步。法国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完成的是一件“边飞行边造飞机”（build the plane as you fly it）一般的艰巨任务，因为无论这个国家的选民和政治精英们是否愿意直面脚下的高空，唯一的另外选项只有机毁人亡的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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