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法国议会选举的惊人逆转：民主瘫痪的险象，或议会政治的曙光？

如果说2024年7月7日的法国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给了我们何种一般性的教益，那就是永远不要低估法国政治的戏剧性潜力。如通常被认为出自拿破仑一世之口的名言所说，“‘不可能’这个词不属于法语。”（L’impossible n’est pas français.）偶然和意外，似乎刻在了这个大革命以来从不缺乏惊人转折的国家的政治基因里。

在第一轮投票后的文章中，本文笔者曾预测，勒庞（Marine Le Pen）和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几乎一定会成为议会最大党，甚至有可能单独或依靠其他右派政党成功组阁掌权。而即使在左翼联盟和马克龙派执政党联盟达成退选协议，努力守卫以阻击极右翼为宗旨的“共和阵线”（Front Républicain）的情况下，也难免损失大量议席。

然而第二轮投票后的选举最终结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即使加上共和党主席埃里克·乔蒂（Éric Ciotti）所率领与国民联盟联合参选的共和党籍议员，以及其他极右翼政客，国民联盟及其盟友总共仅斩获了国民议会577个席位中的143席，远远低于组建过半多数所需的289席。尽管国民联盟党团的席位数量相比2022年进一步大幅增加，但由于选前对极右翼上台执政的高度预期，选举结果对国民联盟而言是十分令人失望的。

而在议会的另一侧，主要由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PS）、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CF）、“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 LFI）和绿党（Les Écologistes）四个左翼政党联合而成的“新人民阵线”（Nouveau Front Populaire, NFP）则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夺得了184席，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治势力；马克龙派政党联盟赢得161席，相比上一届议会的相对多数的250个席位大幅缩水，但维持了第二大党团的地位。传统中右派的共和党及其盟友赢得了共计65席，考虑到另有17名共和党籍议员追随乔蒂与国民联盟结盟的情况下，共和党的总体席位数量没有明显变化，尽管必将面临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党派内部分裂。

惊人转折从何而来？

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首先证明的是在法国，“共和阵线”的理念尽管在近些年愈显疲态，但仍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在6月30日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之后短短两天之内，马克龙派与左派之间就大体达成了在各个选区互不“抢票”、排名第三候选人自动退选的共识。同时，面对战后以来极右翼首次可能上台执政的威胁，法国社会的政治动员氛围也前所未有高涨。第二轮投票率再次高达66%，与第一轮的67%相比几乎没有下降，意味着有远比以往较多的选民愿意为了阻击极右翼的胜选，而在第二轮投票时投给一位自己并不支持的候选人。

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持续面临着缺少有真实治国施政经验的人才问题，候选人质量参差不齐，竞选期间不断有候选人被揭发曾发表过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甚至是亲纳粹的言论或者行为，亦有不少候选人曾与俄罗斯普京政权有种种难以斩断的牵连。

本次议会选举结果的另一亮点，是新一届议会中，不但左派、中间派和极右翼“三分天下”，而且每一个具体政党都有不少的议席。如果展开一张新一届国民议会构成的扇形图，去掉上面的政党标签文字，我们会发现这张图与任何一个典型的采用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选举的议会制欧洲民主国家并无明显区别。然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议会选举采用单选区二轮决胜制，本意在于给总统尽可能充足的议会多数，从而有利于顺利施政和政治稳定，那么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已指出，由于法国特殊的议会选举制度，尤其是进入第二轮投票的门槛（得票达到12.5%的注册选民）在投票率高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第二轮投票有至少三名候选人竞逐席位的“三角投票”（triangulaire）情形。此外，要想在第一轮投票中就直接当选，候选人需要不仅获得至少50%的实际得票，而且需要获得至少25%注册选民的选票。

这两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制度细节，结合政党精英与基层选民的策略性选择，在本次选举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避免分票、赢得尽可能多的席位，本次选举迅速结成了左中右三大联盟，同时联盟内部在分配每个选区的候选人时也需基于对得票率和席位的预估，这样不但保证了联盟的总体席位，同时还尽可能确保了联盟内部每一个政党都能“分一杯羹”。由于第一轮投票直接当选的门槛比简单的“过半得票”较高，没有政党能仅仅依靠高度动员的少数选民强力支持而赢得席位，这对极端政党形成了第一层限制。由于第二轮投票的进入门槛比简单的“前两名晋级”较低，在约300个选区出现了“三角投票”，虽然这本身有利于国民联盟及其盟友，但中间派和左派迅速达成了退选互助的共识，选民也愿意听从各大主流政党的号召，继续在第二轮中投票。

由此一来，极端政党的最终席位数就被压低到了尽可能接近其普选得票比例的水平，即不到三分之一。而其他政党的候选人在本选区对阵极右翼时，则有更大的机会胜出，因为此时的投票行为类似于爱尔兰和澳大利亚采用的“排名投票”（ranked voting）或“单一可转让选票”（single transferable vote）制度中的情形——有足够多的选民将他们列为自己的“次优”选项，这就足以让他们当选。

总而言之，在法国特殊的选举制度下，极右翼上台前景的压力促成了迅速而充分的跨党派协作。反对极右翼的法国选民也展现了格外强大的纪律性和公民责任感，纷纷投票给极右翼外哪怕是对自己而言并非最佳选择的候选人。这样产生的实际选举效果十分接近于排名投票制度的情形，实现了选票的最大效率，确保少数派也能获得代表，因而导致了“没有比例代表制却选出了比例代表制效果”的议会版图。

左翼联盟的胜利，还是议会权力的崛起？

与左翼联盟在7月7日当晚迅速宣称并试图塑造的叙事不同，左翼并未“赢”下这场议会选举。无论是极右翼势力被排挤到议会第三位，还是左翼联盟取得最多席位，都并未改变此前预测的“悬浮议会”（hung parliament）的权力基本面：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势力取得了足够的优势，从而得以单独推选总理、组建新一届内阁政府。

相反，每一支力量都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但又远远未能达到最初设定的目标。国民联盟再次可以满足于议会席位数量大幅增长，以及随之带来大量国家提供的党派经费，但却又再遇到新的“玻璃天花板”（plafond de verre），无法向政府权力走近一步。执政党联盟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原有席位，但结果仍然好于6月9日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和多数观察人士的预期，并维持了议会“造王者”的关键少数地位。马克龙想要借这场选举重建执政党民主合法性的豪赌无疑失败了，但他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6月9日晚电视讲话中要求选民作出的“澄清”（clarification）：法国人真的想要一个极右翼的政府吗？答案是坚定而明确的“不”。

至于左翼，虽然成为了议会中的最大势力，也仅控制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议会席位。虽然在理论上，左翼此时应有提名总理的优先资格，但这个“联盟”所建立的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共识，不如说是选举期间暂时的共同利益，本就十分脆弱。激进左翼的“不屈法国”党与传统温和左翼的社会党之间在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之深，并不亚于他们与马克龙派的分歧。较前几年重振旗鼓的社会党，如今控制的议会席位数已经接近“不屈法国”，自然不愿轻易向后者妥协，但后者无论是政党意识形态还是领袖梅朗雄本人的专断作风，都不会允许其让出左翼领导者的宝座。

如果说选举前，左翼联盟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分配选区，从而最大化议员数量，如今在选举结果出炉已一周多的时间内，作为议会最大势力的左翼联盟本应享有的政治主动权提名总理，但内讧却不断发生。社会党拒绝其他左翼党派提出的总理人选于盖特·贝罗（Huguette Bello）
，进而招致“不屈法国”于当地时间7月15日宣布暂停讨论；而在“不屈法国”内部，部分反对梅郎雄被称作“反叛者”（frondeurs，这一名称来源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投石党叛乱）的议员选择加入绿党党团，这些或许都在预示着左翼距离再次分崩离析并不遥远。

不过，若我们放大视野，本次议会选举的结果放在其他的议会制民主国家，本应是十分正常的。比例代表制的逻辑意在尽可能充分地代表出全体选民的多样性，鼓励不同背景、立场和议程的团体之间达成妥协合作，这就意味着要对本党原先的纲领主张有所取舍，作出让步，照顾其他党派的利益。这样的选举结果，本不应该造成某种“危机”或政治不稳。

然而，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凌驾一切，执政党完全控制议会的体制下，“妥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法国的选民和政治人物都习惯于一种远比其他民主国家更炽烈的民粹主义语言，自称为似乎是同质化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不吝指责任何跨越党派的妥协努力为“背叛”。这种高度僵化的、多数主义（majoritarian）的政治文化，是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塑造的不经意结果，也是对第三共和国晚期（1930年代）和第四共和国（1945-1958）党派纷争不断、政治动荡的一种有意识的矫枉过正。

但如今的法国社会，无论城乡、贫富、族裔、宗教、教育和职业性质，都远比战后更为多元，任何一种单调的“阶级政治”式的语言都不可能再通行无阻，一个多党派的议会格局本应是这种新社会现实理所当然的反映。而法国的政治阶级能否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会，放弃对“法国人民”的单一声称，负起学习和缔造一种全新政治文化的责任，将决定这次选举带来的是“政治瘫痪”，还是欧洲式议会政治在法国的重新崛起。

“朱庇特”式帝王总统谢幕，第六共和国登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龙本人毫无疑问是这场选举的最大输家。虽然他将继续行使作为总统在外交以及国防这两个“保留地”（domaine réservé）的权力，“悬浮议会”的格局也意味着他早前推动的国内改革遗产不容易在短期内被推翻，但作为一个职位的法国总统和作为一个权力机构的总统府（爱丽舍宫）的影响力却遭到了严重削弱。

2016年10月，在自己的政党成立后刚刚几个月，马克龙曾对媒体表示，自己想做一个“朱庇特式”总统（Président jupitérien）。这一形象可谓是对他的前任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平民总统”（président normal）形象的刻意反动，后者灾难性的总统任期以个位数百分比的支持率惨淡告终。在赢下2017的总统选举后，马克龙的党派顺利拿下国民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为其第一任期内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创造了基础，但也造就了他不近民意、专断高傲的糟糕形象。

从宏观的时间跨度上来看，无论是从第三共和国时期已经缓慢起步，还是从最近的第五共和国以来，法国的治理权力始终呈现着向行政机关和总统个人集中的态势。在第五共和国甚至出现了“超级总统化”（ hyperprésidentialisation） 一词形容法国的政府施政、政坛的爱恨情仇全围绕总统一人打转的现象。

马克龙本人对这种执政风格的缺憾并非毫无觉知。无论是“黄马甲运动”以来，还是到2022年的连任选举，亦或是去年政府在议会中动用宪法第49.3条强行通过了退休金改革，他都多次表达出希望变革自己目前过度“垂直”（verticlalité）的管理方式，与其他党派寻求妥协。但无论是因为反对派对政府的强烈抵触，还是由于僵硬的政府立场不愿软化，这样的改变始终未能到来，反而在2023年的退休金改革和移民改革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

6月9日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其后的法国议会选举终于给了马克龙致命一击。他寻求通过解散议会来获得新的政治活力，却让法国陷入了更深的停滞和分裂状态。这一次，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的评论将他比作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Icarus），后者忽视工匠警告，因为飞得过高太接近太阳，以致羽翼脱落，落海溺亡——帝王式总统从高峰跌到了谷底。议会选举不但剥夺了他的议会多数派地位，而且由于创纪录的投票率获得了极大的民主合法性，法国政府的权力天平决定性地从总统倒向了议会。

面对现实，与其说马克龙主动改变以往的执政风格，不如说是受形势所迫。在7月9日致法国人的公开信中，他表示：“这（选举结果）意味着要给各派政治力量一点时间，让他们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冷静地达成妥协。 …… 让我们寄希望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能够为了你们和国家的利益，有意识地寻求协和共治。就像我们的许多欧洲邻国一样，我国必须能够实现我一直呼吁的超越（党派分歧的）精神。”实际上，从马克龙本人的角度来说，从国内的党派政治中抽身出来，扮演一个相对超然的角色，都更有利于法国民主的健康和保护他自己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

然而，即便假设马克龙愿意从此“退居二线”，各党的政治领袖们真的有能力和意愿调整他们一贯的行为方式吗？在左翼联盟中，哪怕是最愿意向马克龙派伸出橄榄枝的社会党人，也反复强调不愿意在“新人民阵线”激进的经济纲领上作出重大妥协。在绝大多数法国公众甚至大多数左翼选民心目中形象极差的梅朗雄，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不屈法国”的人选推上总理宝座，并声称要“一字不落”地实施“新人民阵线”的全部主张，即使现实中这绝无可能。马克龙派的重量级人物则至今仍未在要与右派还是左派联合执政、能否吸纳“不屈法国”进入执政联盟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无论法国的政治阶级是否愿意承担起从总统制的第五共和国，向议会制的第六共和国转型的历史责任，选民的看法则是十分清晰。民调显示，43%的法国选民赞成组建一个联合政府，29%赞成组建一个技术官僚政府，赞成由左翼联盟单独执政的只有四分之一。在几个不同的联合政府选项中，由马克龙派与左派联合执政，但将“不屈法国”排除在外，与马克龙派和右派共和党联合执政，都各自能获得43%选民的赞成。无论时势还是民意，都在呼召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而这种新模式将既需要宪法体制改革——例如，将议会选举改为比例代表制，将更多权力从总统手中转移到政府内阁——的保障，也需要一种彻底不同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