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家翘：中港的探戈前传──中国与城共舞史

城市与国家是那么的不同，它们彼此对立却又纠结在一起，难分难解。承接拙文《中国和香港：国家和城市的探戈》，本篇“前传”旨在解答一个问题：中国与香港探戈前，历史上它有过怎样的与城共舞经历？前文说到，国家是内向、保守和封闭的。反之，城市则是外向、多元和开放。彼德．泰勒（Peter Taylor）说，国担当的是“守护者”（guardian）的角色，而城则肩负商贸开拓的责任。国要守护，要先划定领土范围，使国内与外有所区别，然后才能安内攘外；城要开拓商机，则要致力构筑贸易网，以汇聚各方人、货、财，因此它力图冲破国所设定的政治边界。用政治地理学形象化的理解，国的空间呈固态；而城，则是无数条线聚合的“点”，是流动的。

取得国家政权的西方城市

城市在西方历史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熟知的西方文明摇篮古希腊，是城邦文明。古雅典（公元前508至公元前322年），其科学、哲学、文学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影响西方文化二千年。孕育希腊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539年），也是城市文明。今日商业社会赖以运行的会计、簿记等知识，始自两河文明。到罗马帝国早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200年），城市化达空前的程度，二百年间帝国就建成由意大利城市、希腊城市与外省城市组成的庞大联合体。此时期的城市化，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使然，但更重要，是奥古斯都、哈德良等统治者推动的成果。统治者营建城市，以之统御地方，并作为帝国扩张和文化传散的前沿阵地。帝国强盛时，罗马城市皆听命中央。

罗马帝国衰落，欧洲踏入中古时期，蛮族入侵、战乱频仍，城市不再是政治和经济中心，城市数目和人口锐减。至11世纪，手工业兴起，城市再成为商业中心。城市行会（同业公会）渐演变为业者保护其利益的政治性组织，城市摆脱封建领主的制约而步向自治，成为自由市。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说“城市空气使人自由”，说的就是这时代背景中的欧洲城市。

资本主义萌芽于晚期的中古城市，它最终导致欧洲封建制瓦解。其一，因交通之便，农产品在城市买卖，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易在城市形成，城市渐成中心而乡郊为其腹地。其二，市场交易壮大，奴隶能到城里寻找生计，逃离地主贵族阶级的剥削，地主贵族权力消减。其三，中古城市的自由风气也为现代民权观念的孕育提供了条件。

随后，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取得经济的主导权，他们进而染指政治。西欧诸国的民主化，就是城市资本家及中产阶级夺取政治权的过程。此后，王权、教权衰落，在民主制下，政体改为共和或君主立宪。传统的地主、贵族、教士阶级失去昔日的权力，平民在社会中地位由属民转变为公民。现代以来发端自欧洲城市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也因城市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而成为当地主流价值观，其后更传遍世界。这漫长的革命，是西方城市与国家探戈中深刻的一步：城市的势力取得了国家的政权。

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城市就是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市民就是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这是很准确的描绘。城市这体制外力量既然占了主导，国家便要与之相适应。国家化身为市场秩序和财富的守护者，也保障资本家的利益。因资本主义讲求人、货、财，甚至知识、观念等的自由“流通”（circulation），国家的空间规划有了新思维，城市空间被改造，城门敞开、城墙拆去，使城市更开放。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傅柯）更指出，18世纪的欧洲，人口已成国富的根本，是财富创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劳动力的基础，所以国家治理的重点已由往日君王所重的“领土安保”（safety of the territory），转为“人口安全”（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的管理。

在“流通”的大前提下，国家不能再处处强调领土主权，领土治理反而要服务于经济的运行。随后，西欧的城市资本向外开拓，国家以又以炮舰为其开路，遂建成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中国城市化的兴衰

在中国，有较完备功能的中国城市，出现于西周。此时市场已成为城市的固定场所，定时交易。《周礼》里“司市”一词，是指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包括“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这说明城市已有相当频繁的经济活动。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国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大增，不少都城也演化为重要的经济中心。秦统一中国，自此，城市成为中央集权政府控制地方的据点。行政城市成为中国城市中最重要的类型。历朝布局地方行政城市时，往往也选已成经济中心、交通枢纽之城市。因行政管理较森严，官和商之间社会地位悬殊，商业活动长时间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

中古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达到高峰。史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指出此时期的城市革命，形成了重商、外向型的城市。由盛唐及至晚唐，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商业活动扩展，中国官方渐渐意识到它对商业无法压制也无法有效管理，于是索性放手不管，而把商业作为国税的来源。政府的限制解除，城市的商业化也随之加速。中古城市革命下的中国城市，有了与过去城市不同的特点：政府放松了每县一市集，市集设于县城的规定，市集数目大增；官方市场管理组织瓦解；坊市制度被废，代之以更自由开放的街道规划；城市规模及其对郊区的辐射范围迅速扩大。

在沿海地区，城市革命促进了对外贸易。登州（今山东蓬莱）、明州（今宁波）、泉州、潮州、广州等，皆是中国对外海上交通门户，单是定居广州的外国人达十万之众，广州城遂设番坊。至宋，海上贸易更加发达，于是广州、杭州、泉州、温州等处设市舶司管理外贸和税收。

然而，中国的城市发展，在经历唐宋的高峰后便反复步向衰落。元朝政策倾向减少与外国贸易，东南沿海、岭南乃至西北的城市受到打击。明初，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东南亚一带的发展，朝廷乃在宁波、泉州、广州设市舶司。其后，因海疆不靖、倭寇侵扰，中国遂行海禁，只留广州作对外交通门户，其余贸易大城，渐渐没落。至清，南明反清势力盘踞东南沿海，为清剿之，清廷多次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贸易城市处境更严峻。康熙统一台湾后，重开海疆，沿海港口城市再得发展机会。惟至乾隆年间，因西方势力渐至，清廷又再封闭沿海城市。

再往后，中国因战败而与西方诸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门户再开，但因此而对西方开放的商埠，对中国而言却象征着它的帝国沉沦。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有重振门户城市（设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的计划，但因民国短祚而未得落实。1949年建国后，原已具资本主义城市雏形的沿海商埠陆续被改造为社会主义城市，其对外联系被切断。

大约在中国帝国晚期，中国和西方走上了大不同的历史路径。西方的国家与城市探戈开展了新篇章，创造了新的世界格局。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以一个个遍布世界各地的城市为节点，它们之间由密集的航运通讯网络连结起，城市又支配其腹地的资源，并把之纳入到体系当中。可以说，城市是西方称霸世界的矛，而国家则是其背后的盾。国与城虽对立，但它们的探戈，却展现张力与和谐的统一性。

反之，此时期中国门户封闭，城市化退潮，面向世界的贸易城市更一一没落。中国城市中较大规模者，如北京、南京，人口仍有增长。以人口计，它们稳占世界大城市前列。但它们都是国都或重要的地方行政中心，以行政为主要功能，服务于国家的大一统。它们虽是区域经济中心，为国内经济效劳，但儒家的重本抑末思想主导，城市的贸易、金融等活动受政府排挤；城市的行会与衙门关系密切，与其把行会理解为自治组织，倒不如说它们代表政府行使其部分职能。

唐宋以后的中国城市，已不具体制外的特质。自此，中国演的是国家的独舞，城市充其量是它的伴舞。国家没有体制外城市这舞伴，舞不起国与城的探戈，中国也告别了世界舞台。

一国两制是国与城探戈的设定

香港，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往全球扩张在中国沿岸建立的自由港。在英国殖民管治下，它避过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改造运动，走过一百多年的路，到九七回归时，已是具世界性精神的全球城市。它位处中国南疆，是中国的门户城市，人口构成以华人为主。然而，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东亚的重要节点，经济、文化外向，市民价值观西化。它是中国真正的体制外城市，和中国的国家本质有根本区别。

英殖时代的香港，已和中国共探戈。这时，它们互相凝视、有交流互动，也摸索着对方。香港回归中国，这场国与城的探戈进入高潮。过渡期，中国热切期待香港回归。港人对于九七有顾虑，八九六四更加深了他们的恐惧，不少人选择移民。但在民族大义旗帜下，加上本地经济得益于大陆改革开放，普遍港人也渐渐接受回归。可是，中港双方都未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迎接这场舞的高潮。

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中港关系的制度安排。笔者刚重温过《邓小平文选》中关于香港问题的一些文章，对邓口中一国两制的概念做了简单梳理。它包含四个主要内容：

一、一国两制首先是处理主权问题。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它是中英协商的前提。若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人民交代”。

二、它是为解决国际争端。要解决香港问题，有两个选择，一是武力解决，另一是谈判方式。用谈判方式，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

三、它设定中港的关系。香港行高度自治，但当香港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使香港利益受损，或危害国家利益，中央得要干预。

四、为确保香港繁荣稳定，它订明九七后香港仍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联”。

邓小平的睿智，在于他深明中港之间因制度不同而存在的矛盾，因此他提出一国两制，理想是两种制度“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然而我们也得认识到，一国两制的内在有难以消解的张力。一国与两制、主权与授权之间的紧张，若不懂拿捏，就很容易以零和思维对待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中国唐宋后未学会与城市探戈，九七后面对香港时，它的舞步显得生硬，缺了点灵巧。它要么就强调香港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一国两制施行不畅，或中国有感地缘政治形势不利时，它就高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优先。近几年，一国两制有被简单诠释为中央与地方授权与被授权关系的趋向，制度走向僵化，原有的创造力与包容性，被大幅局限了。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启步。香港在19世纪后期以来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角色，邓小平都看在眼里，因此他很明了国家与城市的共生关系。他提出要在内地多造几个“香港”，即在中国沿海多建立几个能与国际沟通的口岸城市，以借助外力拉动中国前进。以深圳为首的经济特区，乃朝这方向开发。到他推动上海浦东开发时，他对城市于国家发展贡献的思考，就表述得更清晰了。他说“把上海抓起来”，是中国发展的“一条捷径”；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中国在金融方面的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因此，上海浦东是面向世界开发的。邓小平从香港得到启发，再把香港经验推广到深圳、上海。他知道，外向型的世界性城市的建立是中国的出路。

我会这么看：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国与城探戈的设定。若说它是个创举，我认为原因在于它把矛盾至深的国家与城市拉在一起共舞。今日所见，中港间的矛盾更主要就是国与城因本质的不同而生的矛盾。如何面对这困难？我认为最重要是平常心，不能因舞者间有张力而放弃探戈，因为张力是探戈的精粹。

香港看中国，不妨视之为国家守护者，安内攘外是它的职分。但香港也要让中国明白，把守护的责任看得太高太重，必会窒碍外向型城市的发展，对国家本身没有好处。中国看香港，与其把它视为外部势力的地盘，倒不如把它理解为线聚合的“点”，外向、开放、多元同时又充满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因素存在当中但也不必夸大之。中国共产党经常讲要“辩证的看问题”——即要认识“对立面的统一规律”，城与国探戈的奥妙，他们应该懂的。

（李家翘，政治地理学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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