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6日，这是新年假期后第一个完整的工作周。在当地时间上午11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从目前居住的丽都小屋（Rideau Cottage）中走出，并宣告自己的政治生涯将会终结。特鲁多宣布，自己将会卸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领一职，并将会在自由党3月9日选出新任党领后辞去总理职位。
对于关注加拿大政治以及渥太华政治圈内人士来说，这条辞职的消息并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就在圣诞节假期前的12月16日，原本担任副总理与财政部长的资深内阁成员弗里兰宣布将会辞去内阁职位。在一封发布于社交媒体上的辞职信中，弗里兰讲述了自己与特鲁多之间就关键政府开销方面的矛盾。而随后的媒体消息报道称，在矛盾公开前的星期五，特鲁多通过Zoom通知弗里兰，她将会被改任其他职位，而接替她财长职位的，将会是前任加拿大央行与英国央行行长的马克·卡尼（Mark Carney）。目前，卡尼并非自由党党团的一员，亦没有担任任何民意代表的职位，事件发生后，卡尼也没有成为财政部长。
而弗里兰的辞职，也成为了在自由党党内，新一轮要求特鲁多下野呼声的导火索。不过在圣诞节前，特鲁多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辞职的意愿，在节日假期前的公开露面，特鲁多还在提到自己不会辞职，将会以党领的身份参与下一次加拿大大选。事实上，早在2023年下半年，就已经传出特鲁多可能下野的声音。不过在当时，特鲁多并没有这样做。在一份2023年的民调当中，有将近七成的受访者表示，特鲁多应该辞职，并且在2024年应该进行选举。
在2013年，特鲁多当选自由党党领时，加拿大自由党在议会中仅有34席，而根据目前的加拿大政治民调网站338Canada的模型显示，如果在1月5日进行大选，那么自由党只会留下35席。在近12年的光景内，特鲁多从仅有30几席的国会第三党，到2015年以赢得超过半数170席的184个国会席位胜选，在2019年与2021年两度以少于半数的席位连任，再到目前极有可能退回第三党的位置。可谓是在12年的时间内，带领自己的团队走出了地狱难度的开局困境，却又在两年的时间内让自家党派回到了地狱难度一般的困境。不过，虽然席位上的数字看似相近，造成目前局面的背景却差距甚大。想要完整的理解特鲁多留下的政治遗产与危机，就需要从其最早的政治经历开始讲起。
“小土豆”
在中文世界，贾斯汀·特鲁多有一个叫做“小土豆”的外号。“土豆”一词来源于姓氏Trudeau的法语读音，而“小”则是因为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通常，人们将特鲁多的父亲称为老特鲁多，而与其对应的，便是作为老特鲁多长子的小特鲁多。
小特鲁多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二位出生于现任总理家庭中的孩子。因此，小特鲁多从出生之前就算是一个在加拿大颇有知名度的人物。老特鲁多在1968年至1984年期间两度担任总理，并且推动或创建了诸多至今都在影响加拿大社会的事件：这其中包括同性恋非罪化和死刑的废除，确立加拿大双语地位，推进多元文化主义，并且制定了1982年的宪法。在外交层面，特鲁多一方面使得加拿大加入了七国集团，另一方面开启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如果将这些成就与小特鲁多执政初期的政策对比，不难发现，小特鲁多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延续了老特鲁多政治遗产当中的核心价值：这包括推进多元文化，捍卫英法双语官方语言的地位，以及保护、包容、乃至帮助社会中的性少数群体及边缘人士。
老特鲁多于2000年逝世，在老特鲁多的葬礼上，小特鲁多第一次展现出更大的潜能：在老特鲁多葬礼上的悼词使得小特鲁多颇受欢迎，在随后的日子里，特鲁多与加拿大自由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2008年，特鲁多通过参与议员补选成为了蒙特利尔Papineau选区的国会议员。在2011年自由党经历自2006年以来的第三次败选后，小特鲁多开始了竞选党领之路，并在2013年4月当选党领，随后带领加拿大自由党挑战时任总理史蒂夫·哈珀率领的加拿大保守党，参与2015年的普选。
对于多数政治人物来说，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难度主要来自于缺乏知名度，选民认可度，政治资源等等现实层面上难以跨越的障碍。不过，这些对于前总理长子来说，反而都是几乎不需要担心的问题。但即便在这样的优渥先天条件下，特鲁多的2015大选，依然充满了未知挑战。
阳光道路
时间来到了2015年，在这一次大选前，史蒂夫·哈珀率领的保守党在四年前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了超过半数的席位。但在这四年，哈珀政府对对社会福利计划的削减，以及由于能源价格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使得2015年的大选结果变得难以预测。为了利用自身在募资方面的优势，哈珀决定将竞选期尽可能延长，以期望拖垮在竞选资金上落后于自己的自由党和新民主党。与以往40天上下的竞选时长不同，在2015年的联邦大选期，从2015年的8月2日一直延续到了2015年10月19日，总长度超过了两个半月。
在选举期初始，特鲁多的自由党仅有25%的支持率，低于当时执政的保守党（28%），远低于当时的官方反对党新民主党（39%）。不过在多轮电视辩论后，特鲁多的支持度极速上升。最终取得338席当中的184个席位，以超过半数的方式完成第一次胜选。在其胜选演讲中，特鲁多提到了“阳光道路”（Sunny ways）。这一词汇在19世纪末期首次在加拿大政治中出现，时任自由党总理威尔弗里德·洛里埃爵士（Sir Wilfrid Laurier）认为，政治可以是积极的且充满协作可能的过程。而当年的特鲁多展现的，也是同样的政治姿态。至少说，在他描绘的政治蓝图当中，积极的真实改变变得可能。
如果以今天的视角去回顾2015年的这场“真正改变”（Real Change，系加拿大自由党在2015年大选期间的竞选标语），我们能够看到的，除了特鲁多在个人形象上的优势，以及保守党对特鲁多的攻击广告失效外，在当时，特鲁多提出了数个可以被称作奠定个人历史地位的政策：娱乐性大麻的合法化，加拿大选举制度改革（最终失败），和加拿大参议院改革。或许在未来的加拿大历史书内，也会将改革加拿大儿童福利金（中文报道中俗称为“牛奶金”），降低中产阶级收入税，以及与特朗普商定NAFTA 2.0（USCMA）纳入其执政的功绩。
在2015年，不论加拿大选民最终支持了哪一个党派，当他们站在票站门口排队的时候，应该会达成这样的共识：特鲁多是一个希望改革的政治人物，而人们的分歧，更多是究竟自己是否支持这些改革。
如果我们以2025年的视角回看2015年秋季的加拿大，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导致特鲁多今日失败的风险，在当时已经种下恶因：在2015年出现在多伦多与温哥华的房产高价，目前已经蔓延到了加拿大全国。加拿大贸易经济高度依赖南边的美国，如今也因此陷入了“主权存亡危机”。特鲁多或许也看到了这两点风险，并尝试对解决他们做出努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在今天已然失效。
娱乐性大麻和失败的选举改革
由于在国会获得了过半的席位，特鲁多率领的自由党政府便有了四年的时间来做出自己竞选时期承诺的改革。在诸多改革当中，娱乐性大麻的合法化获得了成功，而选举制度改革则最终失败。
在2015年，大麻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依旧被认为是一种毒品。自1923年起，大麻在加拿大便被列为了管制类药物，吸食大麻也成为了刑事犯罪。在20世纪后半，涉及大麻的刑事指控开始增加，在1969年，加拿大政府开启了关于非医用大麻的公开咨询，在1973年发布的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中，委员会建议，对大麻实施非罪化管理。但随后的政府并未理会这一建议。直到2001年，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了大麻在医疗范围内的应用，关于大麻生产，收获，使用等等条件，才有了最初始的管理制度。关于大麻的合法化问题，直到2015年，特鲁多胜选后，才又一次进入到加拿大政治的严肃讨论环节。
在胜选后，特鲁多便成立了大麻合法与管制工作组，与加拿大各省与地区讨论合法化的流程。最终的合法化与2018年完成。针对大麻类产品的管理与酒精类产品的监管方式类似：购买需要符合年龄条件，查验身份，并且在驾驶汽车时不能吸食大麻。无证件私自贩卖大麻亦属于非法行为。自此，加拿大成为了G7与G20国家当中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大麻的国家。反对这一政策的人士则开始使用“加麻大”这样的词汇来嘲讽或表达他们的不赞同。
而选举改革，则是加拿大政治另一个难题。目前，加拿大采用的依旧是“头名获胜”（First Past the Post）的竞选规则，意为在选区内得票数最高的候选人获胜。而同一选区内，其他败选者的选票在议会席位上则变得毫无意义。这样的选举制度使得例如新民主党、绿党等相对规模更小的政党无法获利。例如在全国民调中占有7%的绿党在国会中仅有1-2席，远低于其全国支持者人数。而在2015年仅获得不到四成选票的自由党，则占据了国会当中超过一半的席位。这些存在于现行选举制度中的不平等促使了选举改革的讨论。在2016年，选举改革特别委员会建议尝试将目前的头名获胜制度改变成为比例代表制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但亦同时建议政府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获得选民对改变的同意。不过，由于选举制度改革缺乏共识，特鲁多在2017年2月正式放弃了这一竞选承诺。在2025年宣布辞职后，特鲁多再次谈及此事时，表示自己后悔放弃推进改革的决定。
在外交层面上，特鲁多在就任一年后对上当时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而在特朗普上任初期出现的旅行禁令，以及诸类针对移民群体的限制和驱逐，便开启了美加两国在内政问题上的诸多分歧。由于美国开始驱离各类在美国不具有永久身份的移民，其中一部分人士选择通过陆路在非官方入境地点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在911事件后，美国与加拿大曾达成过“安全第三国协议”，意为来自美国与加拿大以外的人士，在抵达美国与加拿大后仅可以在其首先抵达的国家寻求庇护。但这一协议存在漏洞：其包括的范围仅局限于官方入境点，而非无人监管的非官方入境地点。这些非官方入境地点中，最有名的便是位于纽约州与魁北克之间的Roxham Road。在特朗普政策下“走投无路”的移民人士选择通过这里，“走线”进入加拿大以再次寻求庇护，从而留在北美大陆上。在2023年3月，Roxham Road被永久关闭前，统计数据表明有至少10万人通过这里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
在与美国的关税问题上，早在2017年，美国与加拿大就已经在钢铁产品上出现过第一次关税争端。2018年5月，美国开始针对加拿大钢铁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随即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一轮关税战争在2019年5月结束。但在2020年8月，特朗普又一次对加拿大钢铁征收10%的关税，此举同样遭到了加拿大的对等报复。在2024年，特朗普再一次当选美国总统。而这一次，他威胁将要在上任后第一天针对加拿大与墨西哥产品征收25%的关税。此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还反复提到要收购加拿大，以及不排除使用武力夺取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起初，特鲁多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采取了软化态度，并携带关键内阁成员前往弗罗里达州拜访特朗普。但在宣布辞去总理职位，以及反复遭到特朗普、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以及马斯克等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嘲讽愚弄后，特鲁多与2025年1月7日在X上反击：“加拿大绝对坚决完全不可能（英文原文：a snowball’s chance in hell ）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在2016年，特鲁多政府亦尝试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一努力在多轮磋商后最终因人权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未有结果。在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因华为涉嫌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令被捕，随后引发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危机。关于加拿大-中国的贸易协定问题在2020年最终以加拿大正式放弃而中止。此外，在维吾尔拘禁营、香港反送中示威与随后的香港国安法、南海航行权利、台湾加入WHO等问题上，加拿大与中国亦有巨大分歧。在2023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爆料宣称，中国试图干预2019年与2021年加拿大大选，这一媒体指控截止目前为止导致一名国会议员脱离自由党党团，一名安大略省议员脱离安大略进步保守党党团，并最终开启了加拿大针对大选干预的公共质询会议。外国干预选举委员会将于一月底发布关于事件的最终报告，与政策建议。
回顾2015-2019的这四年，特鲁多虽然遭遇接收中国商人捐赠、前往私人岛屿度假，以及涉嫌政治胁迫司法部长为企业免除刑事罪责等争议丑闻，但在民调数字上，特鲁多的表现并不差。在2019年选举前，在全国范围内与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几乎持平。考虑到保守党在西部各选区优势巨大，全国范围内持平的数据，意味着自由党将会在安大略、魁北克两个席位更多的地区表现更好，亦代表自由党极有可能再次以超过半数席位连任四年。不过，就在选举期开始后不久，特鲁多政治生涯当中最大的丑闻浮出水面。
“阿拉伯之夜”
2019年的选举，特鲁多的自由党主打的竞选纲领，是扩大其第一任期内出台的“首次购房者”补贴。这一政策在2019年度的政府预算案被首次提出，在2019年的选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强。政策将会提供多达10%的贷款，满足条件的首次购房者可以用这笔补助资金降低每月需要的还款月供。在当时，购房价格的上限为50万，在2019年的选举期间，特鲁多宣布将计划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价格上限上调至78.9万。
五年后的在2024年3月，这一政策由于房价飙升，因此已不具备实际意义，最终被政府取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财政补助无法追上房屋短缺和房屋价值快速上涨的速率。而包括房价问题在内的生活成本上涨，实则是导致特鲁多民调数字下滑的根本原因。
不过，这些政治政策并非此次选举当中，给予人最深刻印象的事件。在2019年9月18日，“时代”杂志发布了一组照片，展示特鲁多在2001年担任私立学校教师期间，曾在一次“阿拉伯之夜”的派对上涂上黑色妆容，并穿着包头巾和阿拉伯长袍。在更早的时候，特鲁多还曾在高中期间的才艺表演中涂上黑脸，歌唱牙买加民谣。在这些照片被发现后，特鲁多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表示歉意，但并未因此辞职。由于事件的发生，特鲁多暂停了一天的选举活动。而在这次选举后，特鲁多的自由党便再未获得过过半席位。
从选举结束后的结果来看，“黑脸事件”影响了特鲁多原本的形象。在事件发生前，特鲁多在选民心中一直属于进步派人士。但如此进步的人士，却在成年后在担任教师的时候，依然做出了如此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行为。但回顾2019年的选举过程，特鲁多的主要对手，以及加拿大社会在社会平权问题上的反应，仅可以用半斤八两来形容。当时的保守党党领，安德鲁·谢尔曾与2005年在国会发表反对同性婚姻的言论：“如果你把狗的尾巴当作腿，一只狗应该有几条腿？答案依然是四条，不论你是否认为狗尾巴应该被称作腿，那都不是腿。”这番言论，是谢尔当时用来类比，同性恋者的婚姻永远不会与异性婚姻一样的言论。多年过去，谢尔本人也从未参与过同志骄傲游行。而另一个全国性政党新民主党的党领加格米特·辛格（Jagmeet Singh）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全国性政党党领的非欧洲裔人士，在蒙特利尔竞选时，曾被选民告知，自己应该摘下头巾，这样才能“更像一个加拿大人”。辛格出生于多伦多，其父母是是来自于旁遮普邦的锡克移民。在2019年大选前不久，魁北克省议会通过了一条21号法案，禁止公职人员在工作时佩戴宗教饰品。这意味着辛格如果生活在魁北克，将不可以在议会佩戴头巾。
“黑脸事件”发生后，特鲁多的自由党的支持度曾出现下降，但在随后，自由党选择了更具有攻击性的竞选策略。在当时，由于执政初期对各项社会服务与教育经费的大幅度削减，安大略进步保守派省长道格·福特的支持度十分惨淡。自由党则利用了福特政府的低支持度，猛烈抨击联邦保守党计划的大幅福利削减。这一计划在多伦多与郊外的大多伦多905地区（905为大多伦多地区除多伦多以外的电话区号）颇为奏效。在最后一周，自由党建立了较为明显的席位优势，最终虽然获得了更少的全国票数，但凭借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发挥，再次赢下选举，但并未在国会赢得超过半数的席位，仅具有足够席位成立少数政府。
未能兑现的政治支票
2019年选举后的特鲁多，实际上依旧在延续原本的执政思路。但与往前四年不同的是，特鲁多最重要的改革计划均有定论，这时的特鲁多更像是一个维系统治，争取连任的政客，而非四年前那个期望改变社会的改革家。
但其原本平稳的政治计划很快便被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打破。在2020年2月，加拿大政府曾组织包机，将被困于武汉的加拿大公民接回。但很快，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北美爆发。自此，特鲁多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领导人一样，进入到了对应巨大公共卫生危机的任务中。
面对新冠疫情，特鲁多采取了封闭边境，动用公共财政对失业人群与企业进行大幅度补助。此外，加拿大也积极参与到了疫苗的研发与采购环节。但在疫苗研发的问题上，加拿大选择与中国公司康希诺共同研发新冠疫苗，在2020年8月，中国海关拒绝将疫苗试验样本发还至加拿大，这使得加拿大的疫苗研发陷入停滞。而康希诺背后的解放军相关背景，以及中国利用新冠物资进行的外交胁迫，亦成为传媒讨论的议题。早在新冠疫情前，邱香果、程克定两名曾受雇于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就因涉嫌向中国泄露未公开数据而被调查，随后解雇。在遭到解雇后，此二人前往中国，并涉嫌使用假名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在新冠疫情期间，加拿大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频频出现，但对于特鲁多来说，这些负面事件并没有影响自己的民调数字与支持度。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或许是对比南边的邻居，加拿大的新冠治理策略更符合科学与常识。至少特鲁多并没有在发给人们的支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去说消毒水可以治疗新冠。而在新冠疫情期间，亚裔人士频繁成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时，特鲁多并没有像特朗普一样使用“Kong Flu”、“Chinese Virus”一样的歧视性话语，而是为受害的人士发声。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度过了2020年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并且在2021年开始迅速推行接种新冠疫苗。随着大多数人接种了两针疫苗后，特鲁多似乎是看到了民调的乐观数字，在2021年的夏天，特鲁多确定提前解散议会，试图通过其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搏得国会过半席位。
在这一次，特鲁多主打的主要竞选政策是“十元日托服务”。在加拿大，双薪家庭的育儿经济负担实则很重。由于双亲都需要出门工作，照顾孩子的任务就需要依靠日托服务机构完成。但这笔费用实际上十分昂贵。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他们在每个月甚至需要花费数千元才能找到人照顾孩子。而更有可能的是，如果家庭无法找到照顾孩子的方法，那就意味着家庭当中的一个人无法全职参与工作，这显然会影响劳动参与率，以及每个家庭的经济生计。于是，十月日托便成为了自由党在2021年选举中，最为重要的纲领之一。
但在选情方面，特鲁多延续的财政支出政策并没有获得选民的青睐。民众更多在指责特鲁多在新冠疫情尚未结束时提前发动大选。与2019年的民调过程相似，在2021年选举期间，自由党的支持度先是出现下滑，而在选举中期，自由党通过攻击保守党在枪支问题上的不明立场，以及时任保守党党领艾林·奥图（Erin O'Toole）发表的特朗普式竞选口号“夺回加拿大”（Take back Canada），再一次保住了执政地位。但如同上次一样，特鲁多的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基本与2019年选举相同，依旧未能过半。
在新冠疫情期间，特鲁多发出了上千亿加元的财政补助，帮助人们渡过新冠封控当中的种种难题。在今天，在野党以及自由党内的财政保守派人士，均对目前的政府预算赤字与花销习惯持批评态度，但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批评的声音却远没有现在这般巨大。
在进入到第三个任期后，特鲁多的方向开始变得迷茫。在连任后不久，自由党便在议会中与新民主党达成了协定。自由党政府将会在新民主党在意的例如全民牙医保险、全民药物保险等问题上做出行动，以换来新民主党在议会中的一贯支持。由于两党席位总和在国会内过半，这使得特鲁多的第三个任期得以拉长。在过往，少数政府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两年，但就目前为止，特鲁多的少数政府已经坚持了近三年半的时间。
房价、通胀、和不清不楚的外国势力
在2022年，新冠疫情的政治经济后遗症开始逐渐浮现。在西方各国出现在通胀问题也同样影响加拿大，除此之外，加拿大一直以来并未能解决的房屋价格泡沫在新冠期间的低利率刺激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变得更加严重。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生活可负担性成为了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
2022年1月，数百辆卡车集中至渥太华，抗议特鲁多政府实施的新冠管控政策。抗议以瘫痪渥太华以国会山为中心的区域为目标，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2022年2月，特鲁多政府选择使用紧急状态法，出动大批警力将抗议人士驱离现场。在事后对于此次使用紧急状态法的衡量中，联邦法庭认为，政府使用紧急状态法违宪。不过在政治民调上，这起时间并没有撼动特鲁多的民意支持。使得特鲁多真正出现问题的，实际开始于2023年的夏天。而这一次，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政府丑闻，民众对特鲁多政府的支持，只是随着生活越来越难以负担，买房变得遥不可及而逐渐消散。对于特鲁多来说，他手中的政策工具箱却变得越来越有限：曾经的巨大政府花销使得其在未来花销上无法施展拳脚。而在住房问题上，联邦政府的资金目前还并未取得能够让民众信服的结果。在住房问题上，或许民众对自身生活的希望感，远要比政策的有效性来得重要。而对美好生活的遥不可及，却成为了近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内心的感受。
在2023年同时出现的，还有针对中国干预2019年与2021年加拿大大选的指控，关于大选干预的问题，在《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争议的来龙去脉》一文当中，已有详细解释。比起经济问题，外国干预的政治争议已算不上什么改变大局的事件。不过在本月月底会发布的调查委员会终版报告，或许会告诉我们一些额外的信息。
这三年的特鲁多，可以说已经变得和从前大不相同，除去其自身家庭在婚姻上的变故外，特鲁多从政治上的改革者，到抗击新冠的总理，再到如今，却变成了一个苦苦支撑，却又不得民意的落魄政客。执政进入第十个年头，特鲁多身上需要背负的政治疲劳感，以及实际上其无法解决的政策矛盾性，已经让目前的辞职下野成为了无法避免的选择。但即便是这样，在2024年整年，特鲁多亦没有提前宣布下野。在这一点上，他的行为有些与2024年的拜登类似：在他们的主观意图上，他们并不想放弃竞选连任，他们因此不愿意承认一些十分明晰哪的客观事实。而在犹豫彷徨期间，自己所在的党派又因此失去了更好的机会，最终不得不以更仓促的方式面对竞选的压力。
已经输掉的社交媒体战争，无法跟上时代脚步的进步派
特鲁多民调数字下滑，与另一件发生在加拿大的政治事件实则具有惊人的匹配度。在2023年8月，由于不愿配合加拿大议会通过的在线新闻法案，Facebook与Instagram母公司Meta宣布将停止对加拿大用户展示新闻内容。这意味着在加拿大的用户无法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转发新闻内容。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在《加拿大大战科技巨头公司》一文中已经提到。
而新闻内容缺失的空白，迅速被原本主要发布搞笑内容的短视频账号所填充。于是在加拿大，“印度移民在沙滩上排泄大便”、白人女子指控沃尔玛只雇佣旁遮普人、“加拿大沦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加拿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面落后于美国”等等标题，成为了人们浏览的内容。而新闻读者，则需要自行打开新闻应用程序，或者访问新闻网站才能够看到原本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内容。这样的变化，使得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受到更多并未经过事实核查的内容所影响。这些内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假新闻，但是通过演绎手法，剪辑技巧所渲染的观众情绪，显然与经过多方验证和采访的新闻内容具有很大差距。
与此同时，右翼政治人物以及社交媒体网红对政治影响的权重开始变得更大。其中，最显著的案例便是收购推特的马斯克。依靠着X平台的影响力，马斯克接连开始搅入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各国的民主政治，而对于马斯克这样的“入侵性行为”，各国政府反而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在特鲁多辞职前，马斯克曾说“特鲁多就像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工具一样。他不会把持权力太久了”。在特鲁多辞职后，马斯克在X上表示：“2025年看起来真不错”。在2025年1月7日，特鲁多在X上反击称加拿大绝不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时，马斯克则在这条推文下嘲讽道：“女孩子（将特鲁多女性化，侮辱特鲁多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你已经不再是加拿大州州长了（这一说法实际上有事实错误。在3月9日选出新的自由党党领前，特鲁多依然在担任加拿大总理一职），所以你说的话无关紧要”。
在2025年，加拿大知名右翼学者，多伦多大学教授Jordan Peterson采访了加拿大保守党党领皮埃尔·波列耶夫（Pierre Poilievre），这一长达1小时41分钟的采访，在Youtube上已经获得了超过300万次播放。Jordan Peterson在Youtube上拥有超过850万订阅者，于此对应的，是特鲁多在Youtube仅有的3万6000多名订阅者，和每条影片几千次的播放量。在社交媒体的活跃度与流量上，曾经的进步派新潮人士，目前却成为了无法跟上时代脚步的老旧派。
在特鲁多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进入新的党领选举，并参与随后或许很快就会到来的大选。但在党领选举背后更重要的，应该是如何更加准确的把握这个时代的潮流。在十年前，真正的改变让特鲁多获得胜利，在十年后的今天，如何顶住全球右转与民粹主义的压力，将会是进步派政治人物需要思考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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