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罗贵祥：霸气中国，茫然香港──高下相倾的回归20年

十年前，我和彭丽君为学术期刊《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客席编了一个名为“香港：殖民主义十年后”（Hong Kong: Ten Years after Colonialism）的专辑，当时有份为专辑撰写文章的作者还有：祈大卫、陈冠中、蔡伟杰、陈慎庆、Helen Grace、杨阳及李欧梵。

20年变迁

我们在编者前言这样理解十年前的香港：殖民制度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只有主子身份的改变，不过中国这个新主子没有西方媒体预言般“邪恶”，剥夺了香港人的政治自由，摧毁法治机制。反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逐渐改善，以软实力及蓬勃经济，获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青睐。当时我们以为，中国并不希望政治上改变香港，因为由西方殖民者留下的制度，带来了相当的稳定性，以及有效率的管治；中国亦想集中时间精力，继续发展自身经济。我们专辑期许的却是香港要变，要后殖民的香港真正“去殖民化”，要建立公平民主的社会。

九七后的十年，香港经济民生其实更受新自由主义极尽剥削的逻辑主宰，贫富悬殊加剧，不公义事件屡有发生，引发了针对事件的社会运动。即使这些公民运动（例如保护维港、保留中环旧天星码头等）当时并未进展至要求政治结构的改革，最多只限于要求普选行政长官的时间表，但站在场外的北京官员已警告香港，不要浪费精力搞政治，免得自己愈被边缘化。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2007年更直言，香港政制并非三权分立，而是行政主导，完全处于国家的主权之下，“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

尽管如此，我们当时认为，香港仍然继续想像以一己的特殊性，可以影响国家，不论是经济或政治方面。回归十年了，不少香港人还会寄望，香港的民主化，多少对中国都有一定的意义，即使民主化或去殖民化，对香港人其实也是陌生的；即使香港人对“后殖民”的身份与处境，依然茫无头绪。

又过了十年。

香港再无自信觉得可以影响中国，只一味忧虑太受中国影响。

想变好的，未来。要变坏的，似乎就在眼前。好与坏，当然视乎你站在哪个位置而言。社会情绪也是个重要决定因素。以保育、保卫理念进行的社会运动，在过去十年，似乎最能牵动港人的感官情绪，从反对旧区重建、拯救皇后码头事件，到反高铁、保卫菜园村等反发展主义思潮，又涌现了“香港人优先”、排外的民粹热火，甚至公然直面抗拒中国的反双非、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反自由行、“反蝗”等浪潮叠起，直到占领街道近八十日的雨伞运动爆发，集结了围绕“本土”观念的左、右翼政治汇聚又相互排斥，撼动了绝大部分香港人的情感意绪，也惊动了北京政府。

不过，以为中国因为香港过去十年的内部波动才改变对港政策，却显然是个误会。事实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这些理念，一开始就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发展建设，争取更多更有利的条件与时间而生。当然，国家打造与整合的宏图构想以外，不同人、不同的利益集体对“一国两制”都有不尽相同的主观投射。害怕中共统治的香港人，或许只是消极地视之为暂时区隔中港政治的“避秦”方案；亦有乐观积极地以此为“政治实验室”，企图以香港代表的资本主义机制，去悄悄带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寻找“一国两制”究竟是何物的过程，或许已是一种“额外、剩余的快感”（surplus enjoyment），如果“一国两制”本身可以视作解决政治困境的“快感”。

“一国两制”不是新发明

愈来愈多论者明白，类似“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之中，根本不是新发明，更不是只为香港而设。在帝制时代，中央政权对鞭长莫及的边陲地区已实行土官或土司世袭制，利用当地人民的既有管治结构继续进行统治，不推行帝国里的郡县流官制，让边疆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不变，向中央纳贡，或征收税款。唐、宋、元、明的土司制度一直维持下来，直到清代才逐渐“改土归流”，以中央委派官员到边疆去，用和平或暴力手段，取代了土司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面上完全取缔了土司制，但又开展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以及民族乡、民族村等县级以下的行政单位）。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成立，与其说是为了容许边疆民族自行管治，不如说是为了防范、对冲这些非汉族社群自决独立的风险。中国共产党未执掌政权以前，曾以自主自决的承诺，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掌政后，就以自治区取代了。

中国少数民族的自治结构，除了有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管治班子外，中央一样会派“流官”到当地参与管辖，而且官阶及人数都占优，具绝对控制权。名义上当然是中央要扶助“落后的”兄弟民族发展、现代化。早有欧洲近代史的研究证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即使对待国境内的同族人（民族是什么，当然不会没有争议），也是一种“殖民化”工程，是中央的统治阶层以一大套外来的系统、标准，加诸于地方上的平民百姓，强制或同时又怀柔地，令他们就范于一个由中央划一制定的框架里。

过去数十年，由于种种原因，中央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断在完全同化与尊重差异之间拉锯、徘徊，即使21世纪鼓吹彻底同化融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议涌现，但因为涉及既有官僚架构的利益，未必容易全面实行。不过，从一开始，中央已藉汉人数量的绝对优势，鼓励移民到少数民族自治区，决心要令少数民族自治区里的少数民族，成为真真正正的少数。

除了对付反抗叛乱，要使用必然的武力，中央对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施政、建设与发展，也会被视为一种“缓慢的暴力”（slow violence）。所谓现代化建设，慢慢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社区、文化与生活形态。不是所有国家建设工程，都像绿化沙漠、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般惹人注目，更多时这些开采资源、建造、现代生产等发展项目，严重地破坏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遗留下的长远污染问题，要让少数民族默默地承受。为了开发，他们的传统社群“被否想”，不是被当作不存在，便是要面对被迁徙的命运。1990年代末开始的“西部发展”，只是过往民族政策的深化版，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兴土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未必能清楚证实对当地少数族群带来的得益，却肯定强化了中央的管理控制，大大巩固国防，亦加剧了内地人往当地的移居浪潮。

中国变了

香港的“一国两制”从最初的权宜、暂缓、承诺不让变改，到逐步过渡往另外的一个东西，似乎早已有历史借镜可参照它早晚要变的命运。完全由中国政府审批的单程证来港定居、大桥与高铁的基础建设，或大湾区的融合计划等，其实都不是香港这个特区独有。过去20年，香港在变，中国当然也在变，但正因为中国的变化，香港好像才突然感受到“一国两制”的变。

相比前十年，中国的国际形象却明显变差了（BBC国际台每年进行的全球民调显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整体在下降中；而外国人到中国旅游或升学的数字，亦一直在低位徘徊）。一些人或会归咎西方媒体的妖魔化效果，但中国在周边的海洋活动，如南海，以至走向世界的各种经济投资，也确实触动了不少国家的神经，甚至对他们的社会构成实质或预设的影响及胁迫。已放弃了过往“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中国近年强势对外，积极争取及维护其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多国争议的水域上毫不愿意协商退让，甚至不惜兴建人工岛、展示军事力量。

而中国90年代已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经济发展，近十年对世界亦产生了更大的反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或援助，刻意有别于西方模式要求别国推行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政策，强调不干预他国内政和没有先决条件的原则，基本上秉承了50年代周恩来制定的和平共存概念。

然而，这种“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方法，却变成不理会他国的社会情况，太着重自身的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阶级或许喜欢这种不干预政策，但中国“走出去”的工程多是“包建工程”，工人、器材、物资全都由中国运去，当地劳工直接得益因而相对减少。大批中国外劳到当地，也制造了社会问题及文化误解。中国在东南亚、中南美的运河、铁路等基础建设，亦忽略了对当地可能引发的严峻生态破坏，招致当地人民的强烈负面回响。

这些后果也许要归咎中国只依重自身的发展经验，一味强调政治稳定与物质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条件，漠视公民自由对社会与政治的调节力量。只追求经济发展，亦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危机意识，明白自身的管治合法性尽仗赖于此。但金权合流也无法实现永远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反引致极端的贪腐与极度的财富不均。到了习近平时代，为求巩固危机重重的政权，中共不惜放弃过去发展成功的因素，如相对的思想开放、党内的分权与继承制度、有限度的地方选举及社会渲泄渠道，而转向大权独揽、政府更严密的控制，对少数民族、妇权、维权等等的诉求，打压更甚。

这是什么时代？

有论者认为，专权统治重临，不只在中国发生，这跟民主的世界性倒退有不可分的关系。更有悲观的看法，认为当前的世局，颇像二战前的1930年代：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当道，专制政权与强权意识形态在欧洲与亚洲崛起，野心独裁者压制民主自由，向周边扩张影响力，而民主力量却怯懦不堪，无法适时制止，最后将世界推向万劫不复的酷战。这个类比也许太夸张煽情了，对世局的消极投射，却可能跟西方舆论界对美国选了特朗普（川普）这样的一个总统，产生的失落挫败感有关。

不过，中国的威权政治回朝与习近平袭用一些毛泽东式手法，从中国的角度，却不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而是刻意要摆脱西方霸权支配的一种手段。当然，香港人不容易接受、认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道路。事实是，回归以来的香港，一直未想望到，也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却遇上一个似乎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中国。客观现实上，这种状况不可能不被动地遭牵着走；但即使在主观的思想感情领域，回归后的香港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也许，无力感不是香港才有，不少民主社会也弥漫着这样的悲情。

走不动也不知如何走向的香港，却被不断催逼着要“走出香港”：中国要香港走向国家，这是最清晰的指导路径。以保卫及守护香港之名的社会运动，以及牵连着的种种社会情绪，表面上“如如不动”，执拗地坚守既有，但其实亦是要走向“后香港”，走往一个香港不曾有过的境界。过去的香港，只是看似平和顺从，内里也不过是掠夺与剥削，分别不过是今天的更赤裸。所以，背靠祖国的论者可以义正辞严地用马克思主义角度，批判香港没有经过激烈的社会改造，只沿袭西方殖民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香港不是西藏，面对中国，是没有道德高位的。香港或许应该视现在及可见未来的艰难处境，是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只因为策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巨变是专权的势力，而不是披上看似自由民主外衣的政府，香港人因此对任何改变都变得更敏感，更能提高警觉，也许更愿意参与讨论。

布莱希特的诗〈致后世〉里有这样的描写：“这是什么时代╱闲话间提到树木也差不多是一种罪行╱这样做就是对不公义的一种沉默！”然而在所有人都要承受、“共业”般的“人类纪”（Anthropocene），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大量物种步向消亡，多讲树，多谈海与山，多关注非人的物类，可能才不至于在不公义之前沉默。人的政治空间被打压、收窄甚至遭关押，或许关心人以外的命题，可以走出另一条道路。过去十年，默默耕耘的社会运动都是以“非人”的生态、土地为动员能量的。“人”在其中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为这个危险的机遇，香港的保育、土地运动，未必没有可能与中国民间的“原生态”浪潮对话，甚至汇流。在任何社会、政治的生态系统里，只有生物多样性才能够在困境中让整个系统生存下去。存活必须忍耐，正如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的英文名称 “Our Time Will Come”。这个“我们”，也必须是包容的，不局限在狭义的香港人。

（罗贵祥，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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