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冠中：香港政府珠海建公屋，经济与分配正义的双赢？

这是个与空间有关的复杂议题，时间所限，容我长话短说，直奔主题。

人栖居在大地上，占据着空间，与空间互动，众人之事离不开人为改造过的地理与环境。形容这种空间共存的较准确比喻用辞，不是“融合”，而是“共生”。融合趋同，古儒会说“同则不生”，今人则说“融合”扼杀主体身份、磨灭个体差异。共生者，不同而互补并存，各有主体，却缺一不可，分隔或对立等于死，同化也等于死，不同而并存才得共生，如人不能没有了肠道中的无数共生生物：细菌群，而细菌也离不开人。肠道益菌不仅助人消化，抗外来恶菌入侵，并具有起动人体内在自发生成免疫细胞之活命功能。没有肠道菌就没有人，没有人就没有人体肠道菌，这是亿万年的互相适应、互利互补、共同进化的成果，不同主体的共生才能命运与共的共同进化。

共生之说不限于生物学，1603年西哲约翰内斯．阿尔杜修斯（Johannes Althusius）以拉丁文撰写的《政治方法摘要》一书，首倡“共生体”一说。这是从下而上、自愿递进组合的邦联式政体理念的滥觞，一种共享型、分权式的主权观，以对抗当时为绝对主义专制君主所受用、法国人让．博丹（Jean Bodin）主张的单一绝对主权论。阿尔杜修斯的共生组合之念，明显比绝对单一制更富弹性，对当代的跨行政区、差异性组合、多中心多层次管治的城市群区域，也因此更具参考价值。

在2005年广州三年展的香港研讨会主题发言时，我曾提出“粤港澳创意文化共同体”（注一）的说法。这样的共同体至今并没有实现，细节不说了，今天我只谈共生。今天，“粤港澳”三字已经通用，代替了以前的省港、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岭南、华南等说法，并在粤港澳之后加上“大湾区”三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成立、准确务实的提法。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实然是一个共生状态的复合空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算从经济、文化或主观认同角度，大湾区之珠三角部分与港澳的共生程度，怕也已超过与同属广东省的潮汕地区（更不说粤北、粤西地区）的共生程度。

超特大码的国家战略，与中小码的本土事物

但我们需要记住一点：大湾区的共生是一种不对称的共生。不对称，除了指大小、上下、发展程度有别之外，主要还是指主导权，也即权力的不对称。而权力的不对称包括多层次管治主导权、多元认知话语主导权，和多阶层分配主导权的不对称。

M+熟知的库哈斯（Rem Koolhaas）曾创作过一本叫《S,M,L,XL》的书，s,m,l,xl就是小、中、大、特大之缩称。区域规划一般是XL特大码，大湾区是国家的战略性计划，更是XXL超特大码，里面具体的项目大概也多是L码或更大号，照顾不了这么多中码、小码，特别是以大建筑闻名的库哈斯漏掉的XS特小码。

恰恰，人们关注的本土事物，却多偏向中小码，如一个老区、一条村、一幢房、一处公共场域。近年城市学界与民间倡导的“战术性城市主义”，更特别强调S小码与XS特小码对城市生活与景观的小碎步快速改良。对极小的肠道菌来说，人体是极大，但谁也不能没有了对方。作为一个务实的区域主义者兼开放的本地主义者，我当然认为不能要大不要小，或反过来顾小不顾大，因此有必要不厌其烦的探索本土与区域共同进化的多层次、多中心、多维度与多尺码。

因为空间由众人共享同栖，故不得不就权力不对称而提出多种诘疑，例如谁来决策？企图达到什么效果？谁得益谁受害（真的每次都是双赢吗）？或者问，大湾区规划有为区域内的空间正义增量吗？

比较优势地域分工的迷思

我看了很多内地与香港关于大湾区的主流论述，发现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发展。恰好我也觉得经济发展至为重要，并且认为政府必须参与规划兼落实。但我虽然认同经济需要发展，同时也很不安地意识到单维度的经济发展思维的不足之处，且不说绝大部分这一轮的大湾区主流论述都有报喜不报忧、过度承诺之嫌。

我发觉香港方面的主流论述更特别多内在矛盾，似是在逃避澄清：到底是主张一种发展主义国家式的政府主导发展，还是放任的市场原教旨式发展，还是政府搭台资本集团唱戏的跨境跨区官商勾结式发展？特区政府推行多年的可持续发展，这次似已不再是指导原则了。比较优势之说却一再被强调，各城分工被当作理所当然，而“双赢”一词更像持咒一般“百搭”所有政策规划。

大湾区内各城存在竞争，不见得都双赢，有些更是零和的，“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情况难以尽免。大湾区的发展，可能令潮汕等邻区更边缘化、发展差距更大。受比较优势迷思的影响，主流论述每每想当然地对重复建设口诛笔伐。其实每个城市尤其大城市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城市建设和民生的多方需要，都有必要做大量产业保护、政府补助、进口替代和所谓重复建设的动作，并不是说A城有的，B城就不该有，C城做了，D城就该退让。指令式的城市分工（以增加该城某产业的比较优势），属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作派，倾向使城市经济基础单一化，在科技变化迅速的今天，拾阶而下的铁锈地带就是这种比较优势地域分工思维的后果，能不慎乎？

我是主张各地经济结构性发展的，但现时大湾区的主流认知与论述仍非常粗糙，处处囿于经不起反思的单轨思维和单维度的意识形态，而偏偏这些言论拥有主导性的话语权。至于在经济以外的认知与论述则更是严重不足，主流论述无视区域内众所周知、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提及的深层矛盾，这样的主流话语霸权，实不利于本土与区域的共同进化；明显缺位的，是对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称为“空间正义”，或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称为“社会正义”的考量，包括共享空间之中的分配正义、尊重地方差异，赋权弱势、优先定居者权利、保障居民多样性、普及公民权、护持生态，从而替众人共同栖居之地的正义增量（即提升区内的空间正义）。

让几十万港人住进一小时生活圈

对治单维度思维和迷思式意识形态别无良策，唯有是亚里士多德倡导的“实践智慧”，也即牛津大学教授傅以斌（Bent Flyvbjerg）等所说的实践智慧才是“真实社会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三种理智性的美德之首（另两者为认知理念和技术知识），三者之中只有实践智慧适用于决定众人之事。它既包含着认知理念和技术知识，同时也重视具体动态语境、过往历史与在地风土人、情道德价值，加上应用者的个人经验、修行、工夫、分寸节制与批判性审思，以成就考虑周全的决策。

对大湾区的论述与决策，各持份者应该多运用多维的实践智慧，而不是现时主流论述中意识形态化的单维度理念与价值观。

一如2005年的广州三年展演讲，这里我尝试再提出一个有争议性但也有企图心的具体愿景，看看实践智慧是不是可以为跨境区域的共生、共同进化的空间正义增量。

话说当年珠三角要兴建大桥，理由是让西边的产品可以运到东边的货运港。当时最优化的选项是于较窄的珠江上游，建一座既有货运铁道也有客货运汽车道的中山至深圳大桥，但这个合理的方案遭香港官商利益集团反对，并说服中央硬压下深中大桥计划，改在较宽的下游建当时价格已经比深中大桥高十倍、没有铁道只跑汽车的港珠澳大桥，并且否决了珠海方面提出的双Y型设计与选址。大桥不让深圳分享，这是香港很自私的算盘。

超支与延误多年后，现在终于快将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已不常听到当年建桥的借口：运货。谁还敢想像内地大量货柜车和超载大货车方阵源源不绝的跨境压港？大桥米已成炊，现在只能引导大家去想汽车客运。

但如果汽车客运量不够，大桥岂不变成大白象？最好是珠海那边，每天需要来回港珠两地的人口激增。所以，珠海地产商建了很多商品楼房，想卖给港人（最近因应国家政策珠海暂也在限购）。

可是，许多有闲钱的港人在珠海买房，是为了投资收租，做个不在珠海的房东，增加不了太多大桥的流量，也增加不了多少珠海急迫需要的常住人口。

但如果由香港政府出马，在珠海建公屋呢？如果公共汽车交通安排得宜，让几十万香港就业人口住进一小时生活圈的珠海呢？

这会不会是经济与分配正义的双赢？珠海可以补足人口严重不足的缺憾，大桥可以洗脱大白象的恶名，香港可以舒缓所谓土地不足、政府公屋居屋供不应求的长痛，加上部分退休有恒产者卖掉香港物业改住珠海等地，一举全方位压低香港房价租金，有效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完胜痛击一次不正义的地产霸权，拆解香港其中一项主要的深层矛盾。这可是我们香港回归20年的“新八万五”、“85K+”的机遇。（注二）

珠海政府在横琴的大片土地交给了澳门大学管理，也惯例批地给发展商，没有理由不批土地给香港政府当发展商，兴建港人急需的公屋（不必集中一地建大型新睡眠城，可以是多个中型甚至是分散式的港人公屋小区）。当然，这一回的一地两检，该是香港移民局与海关官员移师至珠海境内的珠港巴士专线总站执法，形式上和法理上参照高铁一地两检的官方先例。

大湾区该如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共生、共同进化呢？由港珠两地政府带头具体示范什么叫做真的衷诚合作，兼顾经济发展与空间正义，顺便贯彻国家政策与缓解香港深层矛盾，谁说不宜？

（陈冠中，香港作家，现居北京）

注一：2005年广州三年展“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之“交易场域：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想像”香港研讨会主旨发言。

注二：香港人到了珠海当然受管于珠海法律，在珠海“上楼”而每天通勤香港的利弊交由个人去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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