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冠中：香港政府珠海建公屋，經濟與分配正義的雙贏？

這是個與空間有關的複雜議題，時間所限，容我長話短說，直奔主題。

人棲居在大地上，佔據着空間，與空間互動，眾人之事離不開人為改造過的地理與環境。形容這種空間共存的較準確比喻用辭，不是「融合」，而是「共生」。融合趨同，古儒會說「同則不生」，今人則說「融合」扼殺主體身份、磨滅個體差異。共生者，不同而互補並存，各有主體，卻缺一不可，分隔或對立等於死，同化也等於死，不同而並存才得共生，如人不能沒有了腸道中的無數共生生物：細菌群，而細菌也離不開人。腸道益菌不僅助人消化，抗外來惡菌入侵，並具有起動人體內在自發生成免疫細胞之活命功能。沒有腸道菌就沒有人，沒有人就沒有人體腸道菌，這是億萬年的互相適應、互利互補、共同進化的成果，不同主體的共生才能命運與共的共同進化。

共生之說不限於生物學，1603年西哲約翰內斯．阿爾杜修斯（Johannes Althusius）以拉丁文撰寫的《政治方法摘要》一書，首倡「共生體」一說。這是從下而上、自願遞進組合的邦聯式政體理念的濫觴，一種共享型、分權式的主權觀，以對抗當時為絕對主義專制君主所受用、法國人讓．博丹（Jean Bodin）主張的單一絕對主權論。阿爾杜修斯的共生組合之念，明顯比絕對單一制更富彈性，對當代的跨行政區、差異性組合、多中心多層次管治的城市群區域，也因此更具參考價值。

在2005年廣州三年展的香港研討會主題發言時，我曾提出「粵港澳創意文化共同體」（註一）的說法。這樣的共同體至今並沒有實現，細節不說了，今天我只談共生。今天，「粵港澳」三字已經通用，代替了以前的省港、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嶺南、華南等說法，並在粵港澳之後加上「大灣區」三字。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成立、準確務實的提法。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實然是一個共生狀態的複合空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算從經濟、文化或主觀認同角度，大灣區之珠三角部分與港澳的共生程度，怕也已超過與同屬廣東省的潮汕地區（更不說粵北、粵西地區）的共生程度。

超特大碼的國家戰略，與中小碼的本土事物

但我們需要記住一點：大灣區的共生是一種不對稱的共生。不對稱，除了指大小、上下、發展程度有別之外，主要還是指主導權，也即權力的不對稱。而權力的不對稱包括多層次管治主導權、多元認知話語主導權，和多階層分配主導權的不對稱。

M+熟知的庫哈斯（Rem Koolhaas）曾創作過一本叫《S,M,L,XL》的書，s,m,l,xl就是小、中、大、特大之縮稱。區域規劃一般是XL特大碼，大灣區是國家的戰略性計劃，更是XXL超特大碼，裏面具體的項目大概也多是L碼或更大號，照顧不了這麼多中碼、小碼，特別是以大建築聞名的庫哈斯漏掉的XS特小碼。

恰恰，人們關注的本土事物，卻多偏向中小碼，如一個老區、一條村、一幢房、一處公共場域。近年城市學界與民間倡導的「戰術性城市主義」，更特別強調S小碼與XS特小碼對城市生活與景觀的小碎步快速改良。對極小的腸道菌來說，人體是極大，但誰也不能沒有了對方。作為一個務實的區域主義者兼開放的本地主義者，我當然認為不能要大不要小，或反過來顧小不顧大，因此有必要不厭其煩的探索本土與區域共同進化的多層次、多中心、多維度與多尺碼。

因為空間由眾人共享同棲，故不得不就權力不對稱而提出多種詰疑，例如誰來決策？企圖達到什麼效果？誰得益誰受害（真的每次都是雙贏嗎）？或者問，大灣區規劃有為區域內的空間正義增量嗎？

比較優勢地域分工的迷思

我看了很多內地與香港關於大灣區的主流論述，發現關注點集中在經濟發展。恰好我也覺得經濟發展至為重要，並且認為政府必須參與規劃兼落實。但我雖然認同經濟需要發展，同時也很不安地意識到單維度的經濟發展思維的不足之處，且不說絕大部分這一輪的大灣區主流論述都有報喜不報憂、過度承諾之嫌。

我發覺香港方面的主流論述更特別多內在矛盾，似是在逃避澄清：到底是主張一種發展主義國家式的政府主導發展，還是放任的市場原教旨式發展，還是政府搭台資本集團唱戲的跨境跨區官商勾結式發展？特區政府推行多年的可持續發展，這次似已不再是指導原則了。比較優勢之說卻一再被強調，各城分工被當作理所當然，而「雙贏」一詞更像持咒一般「百搭」所有政策規劃。

大灣區內各城存在競爭，不見得都雙贏，有些更是零和的，「讓你的鄰居當乞丐」的情況難以盡免。大灣區的發展，可能令潮汕等鄰區更邊緣化、發展差距更大。受比較優勢迷思的影響，主流論述每每想當然地對重複建設口誅筆伐。其實每個城市尤其大城市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城市建設和民生的多方需要，都有必要做大量產業保護、政府補助、進口替代和所謂重複建設的動作，並不是說A城有的，B城就不該有，C城做了，D城就該退讓。指令式的城市分工（以增加該城某產業的比較優勢），屬計劃經濟全國一盤棋的作派，傾向使城市經濟基礎單一化，在科技變化迅速的今天，拾階而下的鐵鏽地帶就是這種比較優勢地域分工思維的後果，能不慎乎？

我是主張各地經濟結構性發展的，但現時大灣區的主流認知與論述仍非常粗糙，處處囿於經不起反思的單軌思維和單維度的意識形態，而偏偏這些言論擁有主導性的話語權。至於在經濟以外的認知與論述則更是嚴重不足，主流論述無視區域內眾所周知、國家領導人也多次提及的深層矛盾，這樣的主流話語霸權，實不利於本土與區域的共同進化；明顯缺位的，是對愛德華．蘇賈（Edward Soja）稱為「空間正義」，或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稱為「社會正義」的考量，包括共享空間之中的分配正義、尊重地方差異，賦權弱勢、優先定居者權利、保障居民多樣性、普及公民權、護持生態，從而替眾人共同棲居之地的正義增量（即提升區內的空間正義）。

讓幾十萬港人住進一小時生活圈

對治單維度思維和迷思式意識形態別無良策，唯有是亞里士多德倡導的「實踐智慧」，也即牛津大學教授傅以斌（Bent Flyvbjerg）等所說的實踐智慧才是「真實社會科學」。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智慧是三種理智性的美德之首（另兩者為認知理念和技術知識），三者之中只有實踐智慧適用於決定眾人之事。它既包含着認知理念和技術知識，同時也重視具體動態語境、過往歷史與在地風土人、情道德價值，加上應用者的個人經驗、修行、工夫、分寸節制與批判性審思，以成就考慮周全的決策。

對大灣區的論述與決策，各持份者應該多運用多維的實踐智慧，而不是現時主流論述中意識形態化的單維度理念與價值觀。

一如2005年的廣州三年展演講，這裏我嘗試再提出一個有爭議性但也有企圖心的具體願景，看看實踐智慧是不是可以為跨境區域的共生、共同進化的空間正義增量。

話說當年珠三角要興建大橋，理由是讓西邊的產品可以運到東邊的貨運港。當時最優化的選項是於較窄的珠江上游，建一座既有貨運鐵道也有客貨運汽車道的中山至深圳大橋，但這個合理的方案遭香港官商利益集團反對，並說服中央硬壓下深中大橋計劃，改在較寬的下游建當時價格已經比深中大橋高十倍、沒有鐵道只跑汽車的港珠澳大橋，並且否決了珠海方面提出的雙Y型設計與選址。大橋不讓深圳分享，這是香港很自私的算盤。

超支與延誤多年後，現在終於快將開通的港珠澳大橋已不常聽到當年建橋的藉口：運貨。誰還敢想像內地大量貨櫃車和超載大貨車方陣源源不絕的跨境壓港？大橋米已成炊，現在只能引導大家去想汽車客運。

但如果汽車客運量不夠，大橋豈不變成大白象？最好是珠海那邊，每天需要來回港珠兩地的人口激增。所以，珠海地產商建了很多商品樓房，想賣給港人（最近因應國家政策珠海暫也在限購）。

可是，許多有閒錢的港人在珠海買房，是為了投資收租，做個不在珠海的房東，增加不了太多大橋的流量，也增加不了多少珠海急迫需要的常住人口。

但如果由香港政府出馬，在珠海建公屋呢？如果公共汽車交通安排得宜，讓幾十萬香港就業人口住進一小時生活圈的珠海呢？

這會不會是經濟與分配正義的雙贏？珠海可以補足人口嚴重不足的缺憾，大橋可以洗脫大白象的惡名，香港可以舒緩所謂土地不足、政府公屋居屋供不應求的長痛，加上部分退休有恆產者賣掉香港物業改住珠海等地，一舉全方位壓低香港房價租金，有效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完勝痛擊一次不正義的地產霸權，拆解香港其中一項主要的深層矛盾。這可是我們香港回歸20年的「新八萬五」、「85K+」的機遇。（註二）

珠海政府在橫琴的大片土地交給了澳門大學管理，也慣例批地給發展商，沒有理由不批土地給香港政府當發展商，興建港人急需的公屋（不必集中一地建大型新睡眠城，可以是多個中型甚至是分散式的港人公屋小區）。當然，這一回的一地兩檢，該是香港移民局與海關官員移師至珠海境內的珠港巴士專線總站執法，形式上和法理上參照高鐵一地兩檢的官方先例。

大灣區該如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共生、共同進化呢？由港珠兩地政府帶頭具體示範什麼叫做真的衷誠合作，兼顧經濟發展與空間正義，順便貫徹國家政策與緩解香港深層矛盾，誰說不宜？

（陳冠中，香港作家，現居北京）

註一：2005年廣州三年展「別樣：一個特殊的現代化實驗空間」之「交易場域：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想像」香港研討會主旨發言。

註二：香港人到了珠海當然受管於珠海法律，在珠海「上樓」而每天通勤香港的利弊交由個人去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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