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夕岸：白左变“红”？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左翼社运

2018年3月24日，全美几百个城市的街道再次被游行的人潮所覆盖。在年初的佛罗里达州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悲剧发生后，数名学生幸存者的倡议激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也成为了新一轮反枪支暴力运动的导火索。自去年华府的女权大游行起，美国的进步社运走入了一个新阶段，运动不再由成熟的社会运动组织所主导，更多的普通公民开始适应以街头运动为核心的政治表达方式。很多人愿意带着孩子一起游行，以亲友为单位参与游行变得愈发普遍。

就在同一时间，围绕校园言论自由的争议再次被推向高点。1月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Luigi Zingales邀请白人民族主义者班农（Bannon）到学校，参与一场关于全球化和移民的辩论活动，随即遭到师生的激烈抵制。2月10日，保守派学生组织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广场上举行集会，被其他示威者包围并发生冲突，其间又有五名参与者被捕。3月5日，密歇根州立校园内，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游行的极右分子在Richard Spencer演讲前发生激烈冲突。

特朗普任下，“抵抗”成了日常词汇，“极化”成了社会共识，进步社运经历了深刻的洗牌，也被迫面临新的挑战。在不同类型的运动中，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复苏，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前者对劳工、移民等运动有着明显的辐射效应，后者则影响着所有进步运动的政治取向。它们的涨落不仅形塑着其他进步运动的规模，也在牵制着新时期右翼运动的策略。

女权运动：“多元交互”的主流化

2017年的妇女游行，吸引了全美两百多万人参与。今年的规模略有下降，但仅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三城，参与人数也突破了一百万。过去一年，也是女权主义议题在媒体上得到大规模报导、在新媒体上迅速传播的一年。《韦式词典》的2017关键词给了“Feminism”，《时代周刊》则把Metoo运动的Silence Breakers作为年度人物，连班农都不得不警告大家，女权运动不等于Metoo和反性骚扰，而是一场可能席卷各地的反父权制运动（anti-patriarchy movement）。

特朗普时代女权议题的成功，离不开多元交互性（Intersectionality）在进步社运中的实践。自1989年Kimberle Crenshaw用这个概念来论证边缘群体受到的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压迫之后，社运界便用此指导和解释实践。到了2017年，多元交互性几乎成了运动的标配理念。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教授Dana Fisher的团队，在2017年华府女权游行现场随机发放了500份问卷。在一道关于参与动机的多选题下，勾选“女性权利”的人只有52%，其他的参与者给出了各种其他答案，包括环保、政治／选举、种族、移民、劳工等等。另外，八成以上的参与者都不隶属于任何正式组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这进一步说明了女权议题的巨大群众动员能力。

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妇女游行已经褪变成和香港维园六四和七一游行类似的政治场，母题依旧鲜明，但各方势力有自己的政治算盘，个人的参与动机也极度多元。比如很多左派组织都会利用这一机会吸引人气。这两年三八妇女节罢工和今年妇女游行前夕，曼哈顿的左派组织纷纷在集会现场搭建临时展台，宣讲理念，售卖报纸，不少成员还会混在人潮中和人交流时事，获取潜在支持者的信息。更极端的例子是，虽然游行官方持支持堕胎的立场，游行队伍也不乏反堕胎的“pro-life”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借此抗议女权运动受到堕胎议题的绑架。

当然，所谓的多元交互，一直都有被滥用的危险。进步组织们热衷于标榜自己推崇多元交互的原则，却常常言行不一。2017年4月科学游行前夕，多位执委会内部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因不满男性科学家试图与更激进运动切割的行为，愤而退出组织团队。今年的妇女游行前，也有黑人代表表示去年的游行让她们心灰意冷，不再想参与白人精英女权主导的游行。白人精英女权的批评不无道理，Fisher的数据确实也显示，关注种族平等的绝大部分是黑人，关注移民的绝大部分是西班牙裔。

但不管对现实的运动提出怎样的批评，女权议题已经成为了各方博弈的基点。特朗普本人所唤起的普遍愤怒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以往运动所留下的历史资源才是影响目前局面的关键。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尽管未带来显著的政局变化，但运动的组织遗产却颇为丰富：纽约等大城市新成立了不少基于社区的公民组织和艺术家联盟。第二年，飓风桑迪袭击纽约和新泽西，这些占领后成立的合作社和志愿者网络发起了Occupy Sandy的行动，第一次把政治动员的策略运用到灾难救援上。正是这些密集的城市居民网络，为之后的运动打下了动员基础。

女权议题与其他议题的有效结盟，也得益于之前少数族裔女性在进步社运中的参与。妇女游行组织团队的少数族裔代表之一Linda Sarsour，长期参与大纽约地区的各类种族平等、公立学校运动，在多个组织任职。作为巴勒斯坦移民的后代，她也一直都在与穆斯林的污名化做斗争。另外，“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的多位发起者是女性和酷儿，其中Alicia Garza不仅长期组织族裔平等运动，更是出色的劳工运动家。她参与的“全国家政工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 NDWA) 成立于2007年，专门致力于家政工的权利保障。最近，NDWA还积极动员成员参与 Metoo 运动，将底层劳工视角带入常被精英话语绑架的女权运动。

社会主义运动：流行语汇还是时代思潮？

相比女权的遍地开花，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年轻人中的传播，显现出更多内在矛盾之处。

在组织层面，2017年确实是社会主义理念井喷的一年。这里以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为例。DSA创立于1982年，是之前一些社会主义和新左派遗老的策略性同盟，早期成员也就几千人，在第一代新左派去世后甚至发生了青黄不接的危机。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后，DSA的正式成员暴增了24000多名，目前的成员数目稳定在三万名，其中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在两年前是无法想像的。人员的暴增并不是只有DSA才经历。一些更激进的托派组织在2016年末的例会经常场场爆满。

随着DSA成员基础的扩大，他们与主流民主党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拉大了。1980年代DSA创立伊始，由于地位边缘，曾经是以民主党朋友的身份介入政治。创始人Michael Harrington从来没想过要在民主党框架以外从事政治活动。可是到了90年代，在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人的努力下，DSA开始和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渐行渐远。当时，DSA给克林顿政府的评分已经是C级。到了2000年后，有DSA的成员开始公开支持绿党，和民主党决裂。

最近一两年，很多年轻成员出于对民主党选战表现的极度失望而加入了DSA。他们对左翼思潮的好感源于对精英政治的愤怒，因此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短期内走和民主党合作的道路。现在，DSA内部对民主党的激进批评越发频繁，完全否认民主党贡献的成员已经是大多数。

与其他激进左翼组织相比，DSA在选举政治上倾注了较大的精力，成果也颇丰。目前，有15名DSA支持的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最大的胜利是Lee J. Carter当选了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目前，不少年轻成员也在紧锣密鼓筹划着参与接下来的地区选举。在芝加哥等少数族裔聚居，左翼历史浓厚的城市，DSA成员已经可以不以民主党的名义参与竞选。

但是，我们绝不能高估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的接受程度。美国媒体经常每隔一段时间就报导说，千禧年一代大都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但事实上，大部分报导都是严重标题党，他们引用的调查中的相关题目不仅极为抽象，这些调查也没有一个说过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年轻人中的主流。

比如，盖洛普2016年的数据显示，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35%）自2010年以来就没变过，甚至还有所下降。哈佛大学的研究则显示，18到29岁的年轻人中，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是16%。相比之下，自称是资本主义者的有19%，爱国主义者占了32%，女权主义者则是27%。考虑到这是道多选题，还不能排除有人把所有选项都勾了一遍。

另外，社会主义组织成员的规模，放在历史语境和现实比较重，根本就不算什么惊人的成就。60年代新左派的弄潮儿“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在成立十年内就吸引了十万会员，是现在DSA规模的三倍有余。横向比较，左派组织的人员规模也无法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匹敌。比如正在被广泛抵制的美国步枪协会拥有五百多万付费会员，群众基础相当于一百多个DSA。

最后，组织成员的增长，并不一定说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流行。这批新加入社会主义组织的学生成员，和已有的左派成员往往出生于不同的家庭背景。我观察过一些组织，发现老成员往往出生于新左派家庭，父母直接卷入民权运动和新社会运动，是典型的学运二代。相比之下，现在新加入左翼组织的学生往往出生于典型的民主党中产家庭，加入左翼组织更多是出于对以往所接受教育的反叛，而不是出于对左翼理念本身的理解。大部分成员并不清楚美国其实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斗争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因此，这些成员往往对线下活动，比如支援罢工、派发传单、参与游行热情颇高，而对组织内部的理论培训、读书会等等活动不怎么感兴趣。

如果我们回顾四十年前民权运动中左翼组织“黑豹党”的故事，可以看到和如今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黑豹党最后的解体源于创始团队的丑闻和内讧，但普通成员后期的出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从奥克兰一路扩张到全国的过程中，只注重线下运动的组织，而忽略了内部成员的教育。

随着民主党元气的恢复，这股左翼旋风是否还会持续？很多年轻人还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等他们毕业后迁居到别的城市，是否还能保持如今的参与热情？这都是目前享受着成员红利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考虑的问题。

社会运动的创造性复制

对于美国的进步社运来说，不论是能够兼容各方的女权主义，还是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校园内部的自由派社团，还是校园外的反法西斯力量，他们的各种行动都既未有超越国界的视角，也缺乏本土历史的纵深感。太多的矛头都指向右翼和特朗普本身，而不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社会结构。比照之下，反而是美国极右组织常常与欧洲的盟友们同进退，也正是极右翼们在反复将全球化、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辩论带入社会运动的场域。

好在美国运动家的视野局限，并不会妨碍社运本身走向国际。Metoo 运动在全球的扩散，证明了运动跨国学习的无限可能性。运动的学习可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对口号的仿制，对精神的借用，甚至只是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策略选择。另一个国家的女权行动者并不需要了解 Metoo 在美国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这个一切事件和景观都被媒体所过滤的年代，每一场运动都必然有它的国际取向，每一个运动发起者都无法预测运动的最终走向。对运动的学理分析，在真实的抗争面前，也往往被打回干枯的原型。

越是在这样混沌的时刻，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国家下的进步社运，就越需要一种冲破既有思维定式的勇气。人们一直以来想争取的究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还是一种多元的修辞？抵抗是一种政治立场，还是文化衫上的一行点缀？究竟是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改变，还是仅仅和敌人一样，怀念着过去大家相安无事的小日子？那些右翼分子心目中种族隔离、阶级分化、男权主导的理想世界，是否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样貌？美国的运动家们已经开始去理解这些问题，但还远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夕岸，互联网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