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机器换人”阴影下的平衡之道：德国28小时工作周的启示

“芝加哥的风在哭泣，就在1886年神圣的五一；烟草工人们勇敢上街去，干草市场腥风血雨。劳动者要活得尊严，工作之外还要学习娱乐和休息；工作时间限制最多八小时，世界工人的口号和旗帜！”这首《五一之歌》，是由台湾新竹县产业总工会女工合唱团从菲律宾工会“五一工联”（KMU）之歌翻译改编。它显示出，围绕工作时间的斗争，一直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直到今天也未曾停止。

1933年，美国率先将全国标准工作时间改为每周40小时；1935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在47号公约中，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每周不能超过40小时。中国大陆的《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也规定标准工时制度为每日8小时、每周40小时。

在经济高度自由化的香港，《雇佣条例》并未设定工时上限及加班费标准，企业界认为设定标准工时会影响生产力，令劳资关系紧张，因此2012年设定每周标准工时的议案并未获得通过。而在被诟病为“过劳之岛”的台湾，1984年《劳动基准法》规定每日工作时间原则不超过8小时，但同时伴有复杂的加班计算方式，2018年1月通过的劳基法修正案，更为“七休一”松绑，最多可连续加班12日，并将每月加班上限从原先的46小时放宽至54小时（三个月内不得超过138小时）。

几乎和台湾修正劳基法的同时，素来以尖端制造业执世界之牛耳的德国，经劳资博弈诞生了史无前例的28小时工作制，虽然目前仅在一州一行业适用，但是否预示了工时制度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工会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在“工业4.0”勃兴、机器或将逐步消灭人工岗位的背景下，德国特定产业的实践具有何种普遍意义？

德国：从35小时向28小时工作制迈进

1984年，联邦德国（原西德）爆发了一场持续超过六个星期的罢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到1995年，原西德地区的工作时间逐步减少到每周35小时，但是集体合同里也规定，企业可以有18%的雇员每周至多工作40小时；而大部分原东德州的金属业工人还是维持每周工作37小时。五金工会在2003年在原东德地区发起了一项推广35小时工作周的运动，但并不成功。

然而，在保障劳工权益方面，德国工会并不满足于每周35小时这个目标，今年2月6日，五金工会（IG Metall）巴登符腾堡（Baden-Württemberg）分会与德国西南金属电气雇主协会（Südwestmetall）签署了一份有效期两年的集体协议。依照该协议，在巴登符腾堡州从事金属和电气行业的90万名劳动者，在2018年3月将获得一次100欧的额外工资补贴；2018年4月起将加薪4.3%；2019年7月前将获得400欧的固定补贴，以及相当于月工资27.5%的加薪，而家中有孩子或有其他需要照顾的人的劳动者以及轮班劳动者，可以将后一工资涨幅折算成额外8天的带薪假期。

这份集体合同中最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是规定工人在6到24个月内，有权选择将法定的每周35小时工作时间缩短到28小时。

五金工会对这次结果的评估非常积极，因为这份协议会在今后两年中给低工资群体分别带来4.05%和3.8%的涨幅（高工资群体的涨幅分别是3.93%和3.45%），但是这个上涨幅度需要抵消掉2%的通货膨胀和生产力提升1.5%所带来的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作为妥协，五金工会也同意考虑雇主方提出的“工作时间进一步灵活化”的要求，即将每周至多工作40小时的雇员比例从18%提高到50%。

虽然内容庞杂，但是这份集体合同中最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是规定工人在6到24个月内，有权选择将法定的每周35小时工作时间缩短到28小时，并通过补贴的方式保持收入不变，而且在缩短工时协议期满后，有权再次申请或者要求恢复全职工作时间。

“里程碑式胜利”的背后

这项条款的达成，对德国工会以及劳工运动来说是一场来之不易的里程碑式胜利。因为在集体谈判中，雇主协会希望只讨论加薪问题，而不愿减少工作时间。为了向资方施加压力，五金工会一月份在全德组织了超过80家企业的工人进行警告性罢工，有超过1.5万人参与，这是过去34年间最大规模的工会行动，给博世（Bosch）、戴姆勒（Daimler AG）、宝马（BMW）、空中巴士（Airbus）等知名企业造成大约两亿欧元的生产损失，而五金工会威胁称，如果雇主不认真考虑这一方案，工会还将扩大罢工行动。最终经过六轮谈判，双方达成了这份“试验性”集体合同。

这个结果显示出工会组织在德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强大力量，尤其是五金工会代表了390多万工人，是德国会员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工会。德国的产业关系制度是以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和企业层面的劳资共决为核心，强调通过劳资双方力量平衡的集体谈判来解决矛盾、达成共识，工会在企业董事会中也占有席位。

这次五金工会提出缩短工时的条款，是基于其在2017年开展的一次针对所有工人（而不只是工会会员）的调查，有83%的工人回应希望能够有一个临时性的削减工时方案，以便他们更好地调节工作和私人生活。一位企业的工人委员会主席告诉笔者，高工资行业的大部分工人都支持这个诉求。因为对工人和工会来说，过去十年每年工资平均涨幅只有0.81%，而德国经济自1990年统一以来一直强劲复苏，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2%，是过去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失业率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2018年只有5.4%，因此工会认为是工人向雇主提要求的时候了。

“这份集体合同是通向一个现代的、自主决定的工作世界的里程碑”

由于2003年社会民主党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开始实施对工会不利的改革，以削减社会福利和增加就业灵活性为核心，比如在著名的《议程2010》中降低薪资附加成本，松绑解雇限制，扩大劳务派遣的适用，给资方更大的弹性，这对德国的产业关系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改变，非正规就业和自雇劳动增加，造成工会会员流失。国家也取消诸多劳工福利和就业保障，逐渐摆脱了对“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德国工会运动需要采取各种方式来增强力量，通过设定议题来转变传统公共形象，加大在政策上的话语权，比如五金工会与化工、能源和矿业工会一度反对服务业等其他工会的“最低工资动议”，但最终也支持全国性最低工资立法，来弥补行业集体谈判制度覆盖面和影响力的下降。

而在这次的集体合同谈判中，五金工会设定了几个目标，包括公平分享产业的经济发展成果，在工作时间上更多的自主权以及轮值工作中家庭、 工作更好地协调等。五金工会主席霍夫曼认为：“这份集体合同是通向一个现代的、自主决定的工作世界的里程碑”，工会“达成了上述目标，工人们的实际工资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时灵活性不只是雇主的特权，当工人因为自身、家庭或健康需要时，集体合同给了工人可以工作更短时间的权利，这份集体合同对工人和企业双方的利益都有吸引力”。

工业4.0对劳资关系的挑战

针对这份集体合同，国际工会Industrial All 的秘书长桑切斯（Valter Sanches）认为：“在过去，企业向工人要求灵活性，反之则不行，现在这一点已经改变了，给工人更多的权利来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决定他们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这是工会对工业4.0的最佳回应”，“新的技术进步意味着生产力提升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工人要求干得少、挣得够的权利是一个基本回应，工业4.0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必须由全社会和工人来分享，减少工作时间是避免财富在少数人口袋里更大集聚的一种方式，而工资上涨将会刺激德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这番话点出了当前劳工阶级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这不仅发生在德国，而是一个世界现象。

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和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工会运动无不受到会员率下降、集体谈判覆盖率降低、劳动力市场管制放松的困扰，力量不断衰退。

比如在美国，全球自由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从位于价值链底端的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进口取代了本土工业生产，导致本土大量工厂倒闭或搬迁，这种生产外包致使美国的大工业生产开始走向萧条，产业结构逐渐从制造业占主导，转向服务业经济支撑。

而制造业衰退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稳定的、 薪资福利好、有工会的工作岗位被削减，取而代之的是低工资的、缺乏安全保障的临时工、劳务派遣工、短期合同工以及散工等，此即企业所要求的灵活性。而大量拉美裔、非裔和亚裔等有色族裔移民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力量，而且其中女性比例更大，因此他们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既面临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的严重挑战，又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只能从事一些无保障的低薪工作。

德国这次28小时工作周集体合同，其意义在于为自动化和失业的平衡问题提供了进一步借鉴，在技术进步和工人就业之间找到一个协调方案。

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来势凶猛，德国产业界率先提出“工业4.0”的概念。2012年10月，由博世公司及利奥波第那科学院两名专家领衔组成的“工业4.0工作小组”向德国联邦政府提出了相关实施建议，并在2013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该小组提出了最终报告，并在随后德国政府制定的《高科技战略2020》中得以体现，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及科技部预计投资两亿欧元来提升制造业的电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作为对标德国“工业4.0”的国家制造业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在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了到2025年达成从“制造大国”变身为“制造强国”的目标。《中国制造2025》计划显示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对中国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的巨大潜力。建设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环境，推动中国工业自动化以及机器人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从之前集中的汽车制造业快速向五金家电、仓储物流、新能源电池等新兴领域延伸，其表现是工业机器人产业迅猛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出台政策鼓励支持，2015年3月，广东省政府印发《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明确提出工业企业开展“机器换人”计划。

然而，生产制造越是高端智能，对劳工的数量要求就越少，而对技能、经验等要求就越高，这意味着大规模、集中性的失业将不可避免。在自动化和失业的平衡问题上，德国工会早在1980年代就有过讨论和回应，当时随着汽车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五金工会要求企业将自动化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以保证工人的就业岗位，以及削减单个工人的工作时间，来安排尽可能多的工作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德国这次达成的规定28小时工作周的集体合同，其意义在于为调和这个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借鉴，在技术进步和工人就业之间找到一个协调方案，而不是“一刀切”，即在一方面自动化、信息化带来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工人面临着失业以及工作-家庭关系失衡的双重挑战的情况下，需要思考如何制度上既保障工人能享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又使技术进步的排斥效应对工人利益的损害降低。

28小时工作周：实质意义缩水？

虽然这份合同目前仅覆盖90万工人，但接下来会逐渐扩展应用到其他地区五金工会的集体谈判，而且服务业、化学业、建筑业、邮政、铁路和电信业等各大工会也同样会争取28小时工作周。因此这一新生制度虽然目前仅涉及德国之一州一行业，但假以时日，有望扩展到全德范围。

但是，也有更偏左翼的德国工会和劳工活动家表示，这个协议的宣传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因为新的集体合同是让主要的核心工人获益，而且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工人还是会面对很多限制条款。而企业虽然付出了一定的加薪成本，但却在这个协议中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通过使用更多的临时工、派遣工、移民工等来转嫁成本，这些人的权益往往得不到工会的保护。

而且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工会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专制”，相关诉求并没有在工人中被广泛讨论，工人并没有学到什么，只是被告知什么时候要罢工，要去哪里示威，以及什么时候回来等等，连标语都是工会做好的。因此从动员效果上说，28小时工作制在现阶段的意义，还远远无法和当年争取35小时工作制相提并论，因为当年不但在工会内部，而且在全社会掀起了关于工作时间的密集讨论，而这次只是一次工会领导层自上而下的行动。

总的来说，五金工会在这次集体谈判中，通过34年来最大的罢工行动展示了力量，在实现为劳工加薪这一基本作用的同时，传达了“家庭与工作平衡”的进步价值，在新的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设定了新的劳工运动议题，虽然覆盖面和执行程度有限，但还是鼓舞了全球劳工和工会运动，并指明了方向，正如《五一之歌》所唱的那样，即便在最为领先的技术强国中，关于工资和工时的斗争也不会停歇。

（许辉，德国耶拿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