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機器換人」陰影下的平衡之道：德國28小時工作週的啟示

「芝加哥的風在哭泣，就在1886年神聖的五一；煙草工人們勇敢上街去，乾草市場腥風血雨。勞動者要活得尊嚴，工作之外還要學習娛樂和休息；工作時間限制最多八小時，世界工人的口號和旗幟！」這首《五一之歌》，是由台灣新竹縣產業總工會女工合唱團從菲律賓工會「五一工聯」（KMU）之歌翻譯改編。它顯示出，圍繞工作時間的鬥爭，一直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直到今天也未曾停止。

1933年，美國率先將全國標準工作時間改為每週40小時；1935年，國際勞工組織（ILO）在47號公約中，規定每天工作時間不能超過8小時，每週不能超過40小時。中國大陸的《勞動法》和《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也規定標準工時制度為每日8小時、每週40小時。

在經濟高度自由化的香港，《僱傭條例》並未設定工時上限及加班費標準，企業界認為設定標準工時會影響生產力，令勞資關係緊張，因此2012年設定每週標準工時的議案並未獲得通過。而在被詬病為「過勞之島」的台灣，1984年《勞動基準法》規定每日工作時間原則不超過8小時，但同時伴有複雜的加班計算方式，2018年1月通過的勞基法修正案，更為「七休一」鬆綁，最多可連續加班12日，並將每月加班上限從原先的46小時放寬至54小時（三個月內不得超過138小時）。

幾乎和台灣修正勞基法的同時，素來以尖端製造業執世界之牛耳的德國，經勞資博弈誕生了史無前例的28小時工作制，雖然目前僅在一州一行業適用，但是否預示了工時制度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工會在其中又扮演何種角色？在「工業4.0」勃興、機器或將逐步消滅人工崗位的背景下，德國特定產業的實踐具有何種普遍意義？

德國：從35小時向28小時工作制邁進

1984年，聯邦德國（原西德）爆發了一場持續超過六個星期的罷工，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到1995年，原西德地區的工作時間逐步減少到每週35小時，但是集體合同裏也規定，企業可以有18%的僱員每週至多工作40小時；而大部分原東德州的金屬業工人還是維持每週工作37小時。五金工會在2003年在原東德地區發起了一項推廣35小時工作周的運動，但並不成功。

然而，在保障勞工權益方面，德國工會並不滿足於每週35小時這個目標，今年2月6日，五金工會（IG Metall）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分會與德國西南金屬電氣僱主協會（Südwestmetall）簽署了一份有效期兩年的集體協議。依照該協議，在巴登符騰堡州從事金屬和電氣行業的90萬名勞動者，在2018年3月將獲得一次100歐的額外工資補貼；2018年4月起將加薪4.3%；2019年7月前將獲得400歐的固定補貼，以及相當於月工資27.5%的加薪，而家中有孩子或有其他需要照顧的人的勞動者以及輪班勞動者，可以將後一工資漲幅折算成額外8天的帶薪假期。

這份集體合同中最引起國際媒體關注的，是規定工人在6到24個月內，有權選擇將法定的每週35小時工作時間縮短到28小時。

五金工會對這次結果的評估非常積極，因為這份協議會在今後兩年中給低工資群體分別帶來4.05%和3.8%的漲幅（高工資群體的漲幅分別是3.93%和3.45%），但是這個上漲幅度需要抵消掉2%的通貨膨脹和生產力提升1.5%所帶來的社會總體財富的增長。作為妥協，五金工會也同意考慮僱主方提出的「工作時間進一步靈活化」的要求，即將每週至多工作40小時的僱員比例從18%提高到50%。

雖然內容龐雜，但是這份集體合同中最引起國際媒體關注的，是規定工人在6到24個月內，有權選擇將法定的每週35小時工作時間縮短到28小時，並通過補貼的方式保持收入不變，而且在縮短工時協議期滿後，有權再次申請或者要求恢復全職工作時間。

「里程碑式勝利」的背後

這項條款的達成，對德國工會以及勞工運動來說是一場來之不易的里程碑式勝利。因為在集體談判中，僱主協會希望只討論加薪問題，而不願減少工作時間。為了向資方施加壓力，五金工會一月份在全德組織了超過80家企業的工人進行警告性罷工，有超過1.5萬人參與，這是過去34年間最大規模的工會行動，給博世（Bosch）、戴姆勒（Daimler AG，丹拿）、寶馬（BMW）、空中巴士（Airbus）等知名企業造成大約兩億歐元的生產損失，而五金工會威脅稱，如果僱主不認真考慮這一方案，工會還將擴大罷工行動。最終經過六輪談判，雙方達成了這份「試驗性」集體合同。

這個結果顯示出工會組織在德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強大力量，尤其是五金工會代表了390多萬工人，是德國會員人數最多、影響力最大的工會。德國的產業關係制度是以行業層面的集體談判和企業層面的勞資共決為核心，強調通過勞資雙方力量平衡的集體談判來解決矛盾、達成共識，工會在企業董事會中也佔有席位。

這次五金工會提出縮短工時的條款，是基於其在2017年開展的一次針對所有工人（而不只是工會會員）的調查，有83%的工人回應希望能夠有一個臨時性的削減工時方案，以便他們更好地調節工作和私人生活。一位企業的工人委員會主席告訴筆者，高工資行業的大部分工人都支持這個訴求。因為對工人和工會來說，過去十年每年工資平均漲幅只有0.81%，而德國經濟自1990年統一以來一直強勁復甦，2017年的經濟增長率為2.2%，是過去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失業率也降到了歷史最低點，2018年只有5.4%，因此工會認為是工人向僱主提要求的時候了。

「這份集體合同是通向一個現代的、自主決定的工作世界的里程碑」

由於2003年社會民主黨施羅德（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開始實施對工會不利的改革，以削減社會福利和增加就業靈活性為核心，比如在著名的《議程2010》中降低薪資附加成本，鬆綁解僱限制，擴大勞務派遣的適用，給資方更大的彈性，這對德國的產業關係模式產生深遠影響，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改變，非正規就業和自僱勞動增加，造成工會會員流失。國家也取消諸多勞工福利和就業保障，逐漸擺脱了對「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責任。

在此背景下，德國工會運動需要採取各種方式來增強力量，通過設定議題來轉變傳統公共形象，加大在政策上的話語權，比如五金工會與化工、能源和礦業工會一度反對服務業等其他工會的「最低工資動議」，但最終也支持全國性最低工資立法，來彌補行業集體談判制度覆蓋面和影響力的下降。

而在這次的集體合同談判中，五金工會設定了幾個目標，包括公平分享產業的經濟發展成果，在工作時間上更多的自主權以及輪值工作中家庭、 工作更好地協調等。五金工會主席霍夫曼認為：「這份集體合同是通向一個現代的、自主決定的工作世界的里程碑」，工會「達成了上述目標，工人們的實際工資有了顯著的增長，同時靈活性不只是僱主的特權，當工人因為自身、家庭或健康需要時，集體合同給了工人可以工作更短時間的權利，這份集體合同對工人和企業雙方的利益都有吸引力」。

工業4.0對勞資關係的挑戰

針對這份集體合同，國際工會Industrial All 的秘書長桑切斯（Valter Sanches）認為：「在過去，企業向工人要求靈活性，反之則不行，現在這一點已經改變了，給工人更多的權利來縮短他們的工作時間，決定他們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這是工會對工業4.0的最佳回應」，「新的技術進步意味着生產力提升的同時，並沒有相應地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工人要求幹得少、掙得夠的權利是一個基本回應，工業4.0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必須由全社會和工人來分享，減少工作時間是避免財富在少數人口袋裏更大集聚的一種方式，而工資上漲將會刺激德國經濟進一步發展」。

這番話點出了當前勞工階級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尷尬處境，這不僅發生在德國，而是一個世界現象。

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浪潮和全球化的影響，國際工會運動無不受到會員率下降、集體談判覆蓋率降低、勞動力市場管制放鬆的困擾，力量不斷衰退。

比如在美國，全球自由貿易的快速發展，使得從位於價值鏈底端的低工資發展中國家進口取代了本土工業生產，導致本土大量工廠倒閉或搬遷，這種生產外包致使美國的大工業生產開始走向蕭條，產業結構逐漸從製造業佔主導，轉向服務業經濟支撐。

而製造業衰退的後果之一，就是大量穩定的、 薪資福利好、有工會的工作崗位被削減，取而代之的是低工資的、缺乏安全保障的臨時工、勞務派遣工、短期合同工以及散工等，此即企業所要求的靈活性。而大量拉美裔、非裔和亞裔等有色族裔移民成為美國勞動力市場上的重要力量，而且其中女性比例更大，因此他們在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中既面臨種族問題和性別問題的嚴重挑戰，又在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只能從事一些無保障的低薪工作。

德國這次28小時工作周集體合同，其意義在於為自動化和失業的平衡問題提供了進一步借鑑，在技術進步和工人就業之間找到一個協調方案。

另一方面，新一輪技術革命來勢兇猛，德國產業界率先提出「工業4.0」的概念。2012年10月，由博世公司及利奧波第那科學院兩名專家領銜組成的「工業4.0工作小組」向德國聯邦政府提出了相關實施建議，並在2013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中，該小組提出了最終報告，並在隨後德國政府制定的《高科技戰略2020》中得以體現，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聯邦經濟及科技部預計投資兩億歐元來提升製造業的電腦化、數字化和智能化。

作為對標德國「工業4.0」的國家制造業發展戰略，中國政府在2015年發布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設定了到2025年達成從「製造大國」變身為「製造強國」的目標。《中國製造2025》計劃顯示出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的發展對中國傳統制造業改造升級的巨大潛力。建設自動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生產環境，推動中國工業自動化以及機器人應用範圍的進一步擴大，從之前集中的汽車製造業快速向五金家電、倉儲物流、新能源電池等新興領域延伸，其表現是工業機器人產業迅猛發展，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出台政策鼓勵支持，2015年3月，廣東省政府印發《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明確提出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計劃。

然而，生產製造越是高端智能，對勞工的數量要求就越少，而對技能、經驗等要求就越高，這意味着大規模、集中性的失業將不可避免。在自動化和失業的平衡問題上，德國工會早在1980年代就有過討論和回應，當時隨着汽車生產自動化水平的提高，五金工會要求企業將自動化限制在一定的比例範圍內，以保證工人的就業崗位，以及削減單個工人的工作時間，來安排儘可能多的工作機會。

從這個角度看，德國這次達成的規定28小時工作周的集體合同，其意義在於為調和這個問題提供了進一步的借鑑，在技術進步和工人就業之間找到一個協調方案，而不是「一刀切」，即在一方面自動化、信息化帶來生產力的提升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工人面臨着失業以及工作-家庭關係失衡的雙重挑戰的情況下，需要思考如何制度上既保障工人能享受到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成果，又使技術進步的排斥效應對工人利益的損害降低。

28小時工作週：實質意義縮水？

雖然這份合同目前僅覆蓋90萬工人，但接下來會逐漸擴展應用到其他地區五金工會的集體談判，而且服務業、化學業、建築業、郵政、鐵路和電信業等各大工會也同樣會爭取28小時工作周。因此這一新生制度雖然目前僅涉及德國之一州一行業，但假以時日，有望擴展到全德範圍。

但是，也有更偏左翼的德國工會和勞工活動家表示，這個協議的宣傳意義要大於實質意義，因為新的集體合同是讓主要的核心工人獲益，而且在具體實行過程中，工人還是會面對很多限制條款。而企業雖然付出了一定的加薪成本，但卻在這個協議中獲得更大的靈活性，可以通過使用更多的臨時工、派遣工、移民工等來轉嫁成本，這些人的權益往往得不到工會的保護。

而且在達成協議的過程中，工會顯示出某種程度的「專制」，相關訴求並沒有在工人中被廣泛討論，工人並沒有學到什麼，只是被告知什麼時候要罷工，要去哪裏示威，以及什麼時候回來等等，連標語都是工會做好的。因此從動員效果上說，28小時工作制在現階段的意義，還遠遠無法和當年爭取35小時工作制相提並論，因為當年不但在工會內部，而且在全社會掀起了關於工作時間的密集討論，而這次只是一次工會領導層自上而下的行動。

總的來說，五金工會在這次集體談判中，通過34年來最大的罷工行動展示了力量，在實現為勞工加薪這一基本作用的同時，傳達了「家庭與工作平衡」的進步價值，在新的技術革命的背景下設定了新的勞工運動議題，雖然覆蓋面和執行程度有限，但還是鼓舞了全球勞工和工會運動，並指明瞭方向，正如《五一之歌》所唱的那樣，即便在最為領先的技術強國中，關於工資和工時的鬥爭也不會停歇。

（許輝，德國耶拿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