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沈度：从沈阳到岳昕──蝴蝶效应、母校情结，与两个北大

北京大学前教授沈阳涉嫌性侵一事，在25名北大学生申请校方公开当年档案、继而遭强力弹压后，已远远延烧出原本的场域。

从沈阳到岳昕，性侵悬案变箝制言论丑闻

4月23日，北京大学大四学生岳昕透过公众号“深约一丈”发出公开信，指出自己因关注沈阳事件、申请信息公开，于22日深夜1点被大学辅导员约谈，强制删除手机及电脑中的相关资料，次日早上更需书面保证不再参与；自己的母亲则因校方歪曲事实和无礼介入，受到过度惊吓，以至“嚎啕痛苦、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

公开信甫一出现，便在社交媒体上疯转。岳昕两年前发布在个人微信公号的《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北大校友表示愿做岳昕后盾的《致汴大外院学妹的一封信》、北大学生关于申请和约谈详细过程的采访《信息公开制度，和被约谈的同学》等多篇文章，都在迅速传播开后被删帖；岳昕个人公众号“木田无花”的全部文章也均被删除。这些文字继而以倒转乃至扭曲的长图片形式规避审查，在社交媒体接力传播，并由热心网友转贴到开源平台GitHub和区块链平台以太坊。

到了23日晚间，北大三角地附近的海报栏出现《声援勇者岳昕》的“大字报”，质问“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更直言“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由于时近北大120周年校庆，大字报的形式，加上五四精神、北大精神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和独特地位，这桩起于反性侵、但指向校方包庇和滥权的事件，就此被推向高潮。

深夜约谈和出动家长的戏码并非第一次上演。

4月7日，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邓宇昊透过微信公号“顶个球公社”发文，引述《北京大学章程》及相关的“校务公开制度”，呼吁愿意同行的师生“一同发声”提交沈阳事件信息公开申请。根据微信文章下的后台操作者回复，该文发布当晚10点半，邓宇昊即被辅导员约谈，直至凌晨3点半，才在“前来了解情况的数量众多的同学的陪伴下，离开没有摄像头的教室”。

4月13日，一位参与递交申请的北大同学在BBS发帖，详述自己递交申请后被约谈的过程。文章发布一小时后，这位同学表示因学院联系家人施加压力，宣布退出。

而根据北大学生的采访，在22日凌晨被辅导员和母亲带走前，岳昕已被学工老师（注：中国高校分管学生思想的老师，受校党委管辖）两次约谈。其中一次，对方反复劝说她考虑家人感受，“不必走到申请信息公开的最后一步”、“反正最后也不会告诉你”；校方回复时也屡屡谈及“顺利毕业”的问题。

就此，一件尚未确认的性侵悬案，彻底成为北大箝制舆论、胁迫学生的丑闻，也成为近期人大、武汉理工乃至整个社会箝制舆论、限制公民权利的缩影。

一个普通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由于关键证据缺失，20年前沈阳是否侵害高岩，至今仅停留在舆论义愤的阶段。但由沈阳而发酵的一系列后续事件，却实实在在揭示出，中国高校官僚系统之傲慢、意识形态控制之严、敌我思维影响之深。这些基于朴素正义而发声、采取合法合理途径维权的同学的遭遇，则不啻一次生动的演示：在中国，一个普通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在BBS发帖记述“喝茶”经历的同学形容，自己提交申请前“没有预料到会被约谈”，赴约前“深知行为完全符合学校相关规定”，故而“内心轻松愉快”，还计划“表达积极参与校园事务的意愿”；但随着盘问进行，他“如履针毡，仿佛被审讯一样”；继而他成了校方要消音的异议者，“如果有人给你一些警惕也没什么不好”。显然，学生与校方对事件性质的理解并不相同。本以为自己在安全行使合法权利的学生，早已触到校方逆鳞──光是认为自己拥有合法权利，已经使自己身处险地、会被阴谋论解读。

讽刺的是，随着约谈岳昕引发的滔滔舆情，北大校友的联署，以及《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多间外媒的报导，忙着制造假想敌的北大，制造出了真实的愤怒；意在恐吓学生的“境外媒体”说法，也被彻底坐实。

如果说岳昕因为长期关注公共事务，对校方用家长相威胁的手段和沟通时的权力不对等已有预判（采访中可见）；递交申请的其他同学，可能从未设想过自己因此会承受的限制和压力，以及面对的攻击与不信任。

岳昕恐怕也想像不到的是，自己会面对母亲“嚎啕痛苦、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的两难境地。这恰恰投射出不少中国异议者的处境：既不愿在原则前妥协，也无法忍受家人受伤害；不仅要承受种种挫折，还要负担不被理解的孤独。一个人不见容于官方，并不需要什么离经叛道的想法或独特的影响力，多一些同理心与表达欲，机缘巧合多踏出一步，甚至只是多遭遇一些不公，政府的预防机制已经会启动。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绝非不奏效的懒政。实际上，配以成功的叙事垄断，它能相当有效地威慑那些愿意为一个更好的社会付出但只能付出有限心力的人群；它更能有效地孤立勇敢的表达者、清醒的观察者。

这里的叙事垄断，说的既是信息隔绝，也是深入人心的功利犬儒逻辑和去政治化的潜意识。绝大多数人因为信息渠道有限仅掌握官方许可的说辞，因为赚钱才是正道而不愿为他人遭际花费时间心力，因为担心关注社会议题惹麻烦而回避思考──进而，他们形成了“正常人才不会关心这些事、被惩戒一定因为活该”的思路。他们不仅不敢和不愿了解，即便耳闻也不敢相信，因为一旦了解和相信，自欺欺人的逻辑便不攻自破。

于是，许多基于朴素正义、做了件平常合理事的普通人，反而是周围人眼中不正常、误入歧途、最好远离的怪胎异类；他们捍卫公义服务社会的真挚情怀，也因不够利己而显得别有动机，或是进一步佐证他们的古怪偏激；他们亟欲让更多人了解的事，自然也只能在同温层中反复传播。

有赖当事同学的细致记录，这种我们时刻能隐约感知的荒谬和已很难向社会主流证明的无力，相当具体地在万千微信朋友圈中被直播。它关于一个公民在克制地行使基本权利时会如何处处遇挫，一些诚挚珍贵的心灵如何被粗暴伤害，一套语言如何被滥用而另一套语言如何被篡改涵义，一个试图活得更有尊严的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校方为何小事化大？

我们不难在今次北大校方的处理程序和随后的舆论控制中，观察到一系列生硬而熟悉的逻辑、诡辩又郑重的措辞、缺乏依据但不容反驳的规定，比如学生不会独立思考必然有人煽动，比如“从不缺席”的“境外势力”，比如校方回应学生的纸质文件不得保留。

比如BBS发帖同学提到，约谈老师没有在他身上得到满意答复，便开始渲染“背后可能有势力”、热点不消散“不符合传播规律”。另一位被约谈的张震林，则遭遇“你显然和xxx交情不浅”一类的诱导式提问，接着是担任组织者、受到境外势力资金支持、联系境外媒体三项无端“指控”。辅导员还公然表示，“护你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说了多少”。

不少人或许不解，校方为什么不愿完整公开当年文件，反以强硬态度对待学生。姑且不论存在实质性证据──也即是系统性包庇沈阳──的可能，根据中国官方一贯的管制思路，即便沈阳已算得上弃卒，以下犯上、以民对官、以舆论倒推行动的行动思路也是决不能纵容的。此例一开，许多不愿公之于众的问题、合理性正当性存疑的问题、历史上疑点重重的问题，都可能依合法程序受到民众挑战。

这套机制具体掩护的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挑战，所有体制中人都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发生在中国的大小事务，一旦因其荒谬被人深究，总能产生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因为许多事件看似孤立，它的存在与延续，却涉及到形成它的社会结构、维系其运作的权力网络。探究下去牵一发而动全身，回护它同样需要方方面面的合力作用。

要理解校方上纲上线的处理方式，还需要理解中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几位北大学生的描述中，约谈者主要是辅导员和学工老师。其中，辅导员需对班级的思想状况负责，而遴选、聘用、考核辅导员表现，则由受校党委管辖的学工部负责；辅导员在校内的晋升路径通常是团委书记、机关行政岗位（如学工部）、机关领导岗位。这也意味着，学生的亲近赞许不能为辅导员带来什么，而一旦学生的做法有悖校领导意愿，却会直接损害辅导员的核心利益。

这一制度下，辅导员因维护学生而对抗校方的可能性极低，倒是为了应付上级，需要设法摘净自己的责任，亦因此，引申到境外势力的教唆，说不定更容易脱责。至于辅导员是否相信有人教唆、有境外势力扶持、有人蓄意破坏北大形象，甚至心底是否暗暗佩服这些学生，倒不是问题的关键了。而由于辅导员权力不大责任不小，能用来要挟学生的，也无非是一纸毕业证书和家人的期许。

沈阳事发距离北大120周年校庆不足一月，按照中国人一贯的庆典情结，越在这种时刻，越不能容许任何异样声音。根据当年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的暗示，沈阳尚且因为北大百年校庆受到庇护；被认为有损北大形象、干扰120周年大庆的问责举动，又如何会被“纵容”？事实上，即便在北大学生中，指责岳昕“给学生工作添乱”、不代表北大主流、损害北大形象影响北大排名的意见也不在少数。

保护岳昕名义之下的荒谬观点

23日晚署名“湖底群魂”的大字报激起一片感动和追忆，但很快，指责声援岳昕者是“鼓动别人实现你们的政治理想”、自认独立思考拒绝“偏听偏信”岳昕、讽刺群情激愤是因为幼稚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大字报的效果或许有待商榷。但上述言论中包含的谬误，却不能不分辩清楚；即便它们以保护岳昕的名义出现，其本质仍是为权力辩白。

中国社会有种相映成趣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极力地去政治化，在关乎基本权益的问题上躲躲闪闪；一方面极力地泛政治化，无论你关注的是性别平等、劳工权益、环境保护还是言论自由，无论你想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是抽象的制度设计，无论你选择的是机制内的渠道还是舆论或其他，它们都被归结为一种政治──反对的政治。与这种“政治”相关联的，是因为缺乏日常政治生活而产生的不受限制的想像力：你这是在煽动颠覆，你这是想要中国革命流血，你这是想再来一场文革。人们似乎相信存在一劳永逸的通向一个更好社会的过渡键：一者曰“改良”，一者曰“革命”。心存不满但接受现状就是“改良”，对现实还有一股不平之气希冀有所改变──无论是什么形式什么比例什么内容的改变──都是“革命”，都是有更大的企图。虽然它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于是，欣赏和称许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成了“希望学生更壮烈一些”，声援岳昕成了“鼓动别人实现你们的政治理想”，就好像“岳昕们”能被人轻易鼓动，仿佛这个泛泛的“你们”真有什么政治理想，而声援岳昕必然使她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与其检讨自己是否足够顺服而不至给岳昕惹麻烦，倒不妨想想：声援会让岳昕更壮烈这套民间智慧背后的逻辑和历史依据是什么；顺应它究竟是认同和纵容一套恶的机制，还是必要的妥协策略；沉默究竟是让报复来得更容易，还是更难；我们是否应该因为恐惧而自我设限、我们有没有权力表达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对理想主义者的欣赏与声援，在岳昕以外能慰藉到哪些人；岳昕本人的价值观又是什么？

权衡清这些问题之后，即便选择以沉默保护岳昕，恐怕也不会张口闭口“避免鼓动”。就算出于好意，“避免鼓动”也是尖刻的语言，是对抗争者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的不信任，是对权力的绝对服膺──除了揣摩上意乖乖听话，在恶面前我们只有顺从，连眼看荒谬机制伤害他人而口出愤慨之语都是逾越规矩。

另一类追随者颇众的滑稽意见是，我们要拒绝“偏听偏信”坚持独立思考，不惑于岳昕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在权力高度不对等、舆论控制严格的情况下，人们偏听偏信的恰恰是权威一方。此刻的北大，不也有岳昕的同学认为她给自己加戏损害北大形象吗？相比众多尚未被人知晓就已经封锁信息和泼上污水的案例，约谈事件已是特例，如果岳昕不是有北大光环加持和堪称完美的受害者形象，恐怕舆论“被反转”只是时间问题。何况，为什么舆论的一边倒，反映的不能是校方处理方式的粗暴荒谬、社会面对不公的真实愤慨呢？独立思考的结果，并不是没有倾向没有判断，而是客观全面地掌握信息后，结合具体语境解释问题。喜欢在弱势者偶尔占据上风时打出“独立思考”幌子的人，真正想说的恐怕是，我抗拒我不想看到的。

至于认为他人会愤怒、会不平、会做堂堂正正合理合法的事，只是因为他们没见识过社会的人，恐怕从没有过这种责任心和勇气。是否因为认清现实而自我设限，和一个人是否有改善社会的意愿和行动力，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群情激愤是因为幼稚，我倒希望这样的幼稚多一点。

金钟地铁车厢内的人

我不奇怪为什么部分北大学生对形象排名与校庆耿耿于怀，当然也不奇怪那些会激动联署、高呼“北大精神在野不在朝”、打出#notmyaniversary的学生和校友。大字报中说这是“两个北大”之争，的确不错。

母校情结人所共有。只不过，对有些人而言，母校情结的表现是：只能自己调侃而不准外人批评，形象面前是非可以让步。一方面，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如同个体和国家的隐喻，认定权益来自施恩、自愿受其管辖，本质上是个体面对权力机关的心理投射；另一方面，他们又视这种关系如消费者与商家。谁要是影响了排名坏了学校的面子，那就是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这类心态有其现实基础，但有畏无敬、有交换而无教育，也并非大学的全部。

自然，也有许许多多更关心正义与公理、甘冒风险联结起来的学生和校友。与其说他们承继了什么精神，不如说这本就是人的本能，本就是一个社会良好运作的基础。中国古代注重同乡同姓同学，而在现代社会，校友网络依然具备极强的动员能力。无论雷洋事件中的人大校友，还是今年以来一系列高校反性侵事件中校友发挥的作用，都足以证明，在政府竭力拆解组织化力量的今天，校友将成为联结社会、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的关键纽带。

准确地说，面对没有边界且随机的权力，每个普通公民也都是利益共同体。关心他人的命运，正是关心自己的未来。正如岳昕的倡议，“一方面，个人要有作为‘政治动物’的自觉，在推进社会公正议题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个人要勇于突破当前‘原子化’的处境，更多在社会自组织中生活。”

岳昕曾在自述中引用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歌《给金钟地铁站车厢内的人》，提醒自己“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金钟是全香港最繁忙的地铁站，高峰期换乘往往要等上几班。这首歌借月台上候车的人和车厢里不愿前行的乘客，讽刺社会中占据资源便忘记曾遭遇过不公的人。而我们不妨也问问自己，“为什么你们不行入啲呢？ 你们曾经都是夹在月台上的人。”

（沈度，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