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北京大学，一所99岁大学的120载校庆

北京大学即将“顺利”度过它号称的120周年校庆。至少，对它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平安无事地度过了──5月2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视察北大，和部分教师、学生见面互动，学生们集体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过去一个月的种种负面新闻，在此刻仿佛和这所“最高学府”没有一丁点儿关系。

校史上的北大在精神层面上是分裂的。它把校庆定在了5月4日，象征着在1919年那场强烈“爱国、进步”的历史时刻中，这所高校正式在政治上呱呱落地。然而，它的校徽（由鲁迅设计的，仍然是五四的遗产）上又施施然印着“1898”，以图把自己的正朔追溯到清帝国在庚子之前建立的“京师大学堂”。

北大廿年：从士人到中产

京师大学堂的历史是什么时候被拥立为北大的历史正朔，不太可考。至少，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国宝”级的资深文史教授已经津津乐道地试图在历史源头上再跃进一番。著名梵文专家暨莫名其妙当上“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就在《从太学到北大》一文中写道：“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季羡林觉得，古代中华帝国的最高学府，和今天的大学，是同样的东西，历史没有割断。像帝国的官员要从九品排列到一品一样，帝国的学校也有等级之别。它还应该是统治国家知识的一个权力中枢——“在办教育方面，多数朝代都有中央、省、府、县……几个等级的学校。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机构，又是管理教育行政的机构。”

季羡林话里有话，放在1990年代末的中国语境中，把北大的历史放入旧帝国的叙事，毋宁说是向执政当局追求一个“名分”。季羡林试图代表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试图以北大代表自己，再试图把太学和科举选士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地位，塞进执政党“民族复兴”的议程中去。他似乎在潜意识里觉得，形成了这样一套知识的秩序，处于秩序顶端的知识分子就有了一种稳定的权力，就可以在政治权力中拥有一席之地。

这顺承的是历史上中国知识阶层的某种心性。不入仕者退隐山林，而响应帝国召唤者，进入秩序，成为精英官僚。季羡林在文革时代不得志，一边做宿舍管理员，一边翻译《罗摩衍那》。1980年代又开启了一个知识分子跟政权之间的黄金时代，于是季羡林的“家国天下”再次得以复活。

就连1989年的运动与镇压，也没有打碎知识分子的梦想。充其量，他们暂时“退隐山林”，等待复出。1995年，北京颁布新政策，毕业生要缴纳一笔“城市增容费”才能留在北京，北大学生许秋汉写下一首在90年代的北大学生中广为传唱的《长铗》，自比为战国时齐相孟尝君门下不受重视而抱怨的门客冯驩：“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出无车／两袖清风为谁忙／国家不用做栋梁”。

胸怀壮志想像着战国时代江湖游士的这一代北大精英，最终很多都像当年的“太学生”一样进入了体制。这和他们高唱《长铗》并不矛盾。在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贫富尚未高度分化，而大学招生又是高度精英化的，北大学生的的确确高人一等，也更容易成就事业。他们自信为国家的未来奉献，自信可以代表人民，其来有自。这种气质更体现在同一代北大毕业的不同异见者身上，无论是仍然在国内文化界活动的许知远，还是在NGO领域被打压的郭玉闪等人，其主张都在于政治领域的广泛代表性与普遍的公民权，而鲜少刻意强调阶级、性别、政治正确——他们不专门代表某一群体或某一阶级发言。

而再往后十年，2000年之后北大校园文化，留下了截然不同的一群人。留学热潮蔓延，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与中产阶级崛起，都使得顶尖高校中不同出身者杂糅的场面不复存在。在2000年代的课堂上，时常有好奇的教师询问学生出身来源，结果毫不意外地，来自城市中产家庭的子女占比愈来愈大，乃至到八九成。这代学生，较之政治意见，更在乎的是美学旨趣与文艺格调。与此同时，北大不再是天然高人一头，不再意味着职场上的一帆风顺。也即是说，所谓知识精英的烦恼，已经逐渐“降格”为普通中产精英的烦恼：如何提高成绩、找工作、投简历、应对面试、申请出国留学。

2004年，作家江南以北大生活为蓝本发表网络小说《此间的少年》，在2010年被北大毕业生搬上荧幕，坊间热捧纷纷。而人们之所以阅读，观看这个发生在北大的故事，不是因为北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与其他高校有所不同，相反是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被平行移动到任何一所中国高校。它所强调的不再是北大那挂在嘴上的以天下为己任，而是青春年华、琴声蝉鸣，是纯化了的少年维特的烦恼。2000年代的中国社会以迭起的公民维权运动为标志，但这股风潮的中心在南方，在广东，北京大学则仍然是“岁月静好”。甚至，北大学生更焦虑的是人生为什么那么虚无。2016年，心理系教授徐凯文发现四成学生觉得人生没啥意义，在网上痛心疾首，关于北大“空心人”，掀起一阵讨论。

从《长铗》到《此间的少年》，这两代迥然不同的校园文化，距离季羡林想像的“最高学府”，可以说是渐行渐远。甚至乎，北大距离国家政治也越来越远了。1990年代像是士大夫精神的延续，就像《长铗》那样，知识分子渴望游走庙堂，寻找“报国”的机会。而2000年代的北大校园，成功地把士大夫变成了中产青年。

帝国轮回中缺席的知识精英

2000年代的北大精英，平平淡淡向1990年代的校园文化作别。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漫长的帝国历史中看，它其实也象征着一个巨大的拐点：绵延2000多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仍然不断成为问题的（季羡林口中的）“知识分子问题”，走向了问题本身的消亡。

这个问题肇始于帝国官僚系统选拔与知识精英选拔在科举体制下的合而为一，经由晚清废除科举后，它变为一个缺口，一个转型中的疤痕。就算到了废除科举的民国与人民共和国时代，士大夫或者说文人，也仍然是政治冲突中的焦点。毛泽东本人是五四运动的结果之一，这不必多说。而就算传统文人与民国一代的知识精英随着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而花果飘零，文革又再次将意识形态与文化问题扶上历史舞台正中央：张春桥与江青，本质上仍然是“文人造反”。

这种混合了士大夫传统的知识分子，在今天逐渐被学院体系培养出的学者、研究者所替换。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人类学家项飙将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代老知识分子称为“知青一代”——“知青时代创造出半民间的研究空间，但和国家部门保持有效沟通，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甚至社会思潮‘倒逼’政府改革。”而到了今天，知识分子，或者说高校研究者在社会中的位置早已板结，和社会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联系也机械僵化。

以北大为例，新入职的教师和香港、美国没有区别，都要先经历六年的合同期，走上tenure track（终身教职轨道），规定时间内如发表论文、研究产出不够的，则将被踢出校园。而学者或研究者对政策的影响，今天也愈发局限在以智库或个人名义递交的“内参”中，甚至连“内参”也被整合进了职业体系，根据哪一级别领导批阅回复，而在审核教授资格时顶替多少发表量使用。

这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诞生了，帝制结束后知识分子和新政权之间合作而冲突的权力关系也终结了。或者说，知识分子这个曾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社会阶层，已经碎片化、原子化、工匠化与平民化了。

而与之诡异地同步的，是“民族复兴”理想的同步膨胀——中国不单要现代化、不单要强大，还要建立世界影响力，甚至按照其中更激进的声音，重新回到“中华帝国”天下第一的状态中去。

恰恰是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溃不成军，作为一项传统行将就木，作为一个社会空间日渐稀薄。以至于，在这个中国试图重构世界舞台的关头，知识界作为一个运行、处理、重构意识形态的领域，只能够重复最高决策层所定性的空洞话语。北大学生高喊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中华是怎样一个中华呢？这个振兴后的中华的进步之处是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振兴这个中华？这些学生所能够在这理想中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接受最高领导人接见之后，可能恰恰要去准备腾讯和阿里巴巴的面试，要去处理北京户口，计划未来哪年结婚，要几个孩子，婚礼要摆多少桌……120年后，我们的确看见北大成为了帝国的“京师大学堂”，但这个学堂所教授的课业，所试图培养的人才，能撑起一场怎样的“复兴”？

百廿校庆的失与得

以1898年清帝国的大学堂为想像祖先的北大，在五四运动的第99个纪念日举办120周年校庆。这两个北大的强制合体凑成了时下最为古怪的文化景观。每当领导人到访，或是这个共和国有政治宣传上的需要时，这所大学的学生就要公开 cosplay 五四精神的继承人。可明明是中产的孩子们，却又要高呼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士大夫的口号，这注定使得宏大的口号与孱弱的行动不成比例地倒置过来，头重脚轻。它支撑和折射的，是今天中产阶级平庸而虚无的盛世景观。北大已经远远离开老一代仍然在喋喋不休的“北大精神到底死没死”的讨论，成了一种左右都不对劲，外表盛大华丽又毫无内容的意义空洞。

的确，士大夫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为北大招魂（准确地说是为士大夫精英主义招魂），很快就会像召唤孔夫子一样沦为作秀。而且，相当比例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仍然使用这套已经过时的语言，在精神上“加入北大”，把自己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挂钩，最终在已经翻天覆地的时代面前，他们很快就自怨自艾遍体鳞伤又尴尬不已了——指望进智库影响高层、指望被赏识进入体制、指望靠笔下才华功成名就，这些都是这招魂术的最新副产品。

2018年倒也是另一个转折，一个尴尬的拐点。在校方看来这一定是莫名其妙，突然间一场从好莱坞刮起的反性骚扰风暴，竟牵出北大一场20年前的旧事，而眼看就要平淡下去，又由一个被约谈的本科女生岳昕再次点燃，把北大一脚踢回舆论场中央。如果问，这年头自认为读书人的年轻人能做什么的话，能做的恰恰是不要再觉得读书人是什么重要的身份，而应是抛弃那套为北大招魂的语言。

岳昕不就是这样吗？在她的自述中，她的精英主义并非那种以知识分子自居，要肩挑家国的盲目自信，也并非怀着情怀进入体制改变世界的精英主义，更不是庸碌自保，而是以“既得利益者”的自我忏悔作为基础。这忏悔的前提，反而正是承认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将自己的目标和最空洞无物的家国天下话语脱钩，认识到自己的阶级身份其实是空洞、自保和平庸，从而转到赎罪式的社会关怀中来，少说，多做，尽其所能言行合一。

这看起来的确“中二”又激进，活脱脱是当代的中产阶级愚公，但也正是这种话语和行动，在重构中产群体——或者说以当代北大学生为代表的中产群体的政治论述和自我意识。但如果说99年前兴起于北大的五四，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它绝不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知识分子“学术自由”的顾影自怜，更不在于“心怀天下”的精英。它在于这场运动结束之后，学生意识到光在文化上主张变革只是梦幻泡影，他们只能选择放下知识精英的架子，连接下层阶级，把自己变成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尽管帝国的阴影绵长而平庸，但面对120年来的“最高学府”，又何尝不可以试着想想：99年之前，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秦秋，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