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北京大學，一所99歲大學的120載校慶

北京大學即將「順利」度過它號稱的120週年校慶。至少，對它來說最重要的部分已經平安無事地度過了──5月2日，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視察北大，和部分教師、學生見面互動，學生們集體高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過去一個月的種種負面新聞，在此刻彷彿和這所「最高學府」沒有一丁點兒關係。

校史上的北大在精神層面上是分裂的。它把校慶定在了5月4日，象徵着在1919年那場強烈「愛國、進步」的歷史時刻中，這所高校正式在政治上呱呱落地。然而，它的校徽（由魯迅設計的，仍然是五四的遺產）上又施施然印着「1898」，以圖把自己的正朔追溯到清帝國在庚子之前建立的「京師大學堂」。

北大廿年：從士人到中產

京師大學堂的歷史是什麼時候被擁立為北大的歷史正朔，不太可考。至少，在北大百年校慶時，「國寶」級的資深文史教授已經津津樂道地試圖在歷史源頭上再躍進一番。著名梵文專家暨莫名其妙當上「國學大師」的季羨林，就在《從太學到北大》一文中寫道：「中國的學統從太學起，中經國子監，一直到京師大學堂，最後轉為北京大學，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沒有中斷。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

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季羨林覺得，古代中華帝國的最高學府，和今天的大學，是同樣的東西，歷史沒有割斷。像帝國的官員要從九品排列到一品一樣，帝國的學校也有等級之別。它還應該是統治國家知識的一個權力中樞——「在辦教育方面，多數朝代都有中央、省、府、縣……幾個等級的學校。中國歷代都有一個『全國最高學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機構，又是管理教育行政的機構。」

季羨林話裏有話，放在1990年代末的中國語境中，把北大的歷史放入舊帝國的敘事，毋寧說是向執政當局追求一個「名分」。季羨林試圖代表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試圖以北大代表自己，再試圖把太學和科舉選士體現出的知識分子地位，塞進執政黨「民族復興」的議程中去。他似乎在潛意識裏覺得，形成了這樣一套知識的秩序，處於秩序頂端的知識分子就有了一種穩定的權力，就可以在政治權力中擁有一席之地。

這順承的是歷史上中國知識階層的某種心性。不入仕者退隱山林，而響應帝國召喚者，進入秩序，成為精英官僚。季羨林在文革時代不得志，一邊做宿舍管理員，一邊翻譯《羅摩衍那》。1980年代又開啟了一個知識分子跟政權之間的黃金時代，於是季羨林的「家國天下」再次得以復活。

就連1989年的運動與鎮壓，也沒有打碎知識分子的夢想。充其量，他們暫時「退隱山林」，等待復出。1995年，北京頒布新政策，畢業生要繳納一筆「城市增容費」才能留在北京，北大學生許秋漢寫下一首在90年代的北大學生中廣為傳唱的《長鋏》，自比為戰國時齊相孟嘗君門下不受重視而抱怨的門客馮驩：「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兩袖清風為誰忙／國家不用做棟梁」。

胸懷壯志想像着戰國時代江湖遊士的這一代北大精英，最終很多都像當年的「太學生」一樣進入了體制。這和他們高唱《長鋏》並不矛盾。在1990年代的中國，社會貧富尚未高度分化，而大學招生又是高度精英化的，北大學生的的確確高人一等，也更容易成就事業。他們自信為國家的未來奉獻，自信可以代表人民，其來有自。這種氣質更體現在同一代北大畢業的不同異見者身上，無論是仍然在國內文化界活動的許知遠，還是在NGO領域被打壓的郭玉閃等人，其主張都在於政治領域的廣泛代表性與普遍的公民權，而鮮少刻意強調階級、性別、政治正確——他們不專門代表某一群體或某一階級發言。

而再往後十年，2000年之後北大校園文化，留下了截然不同的一群人。留學熱潮蔓延，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與中產階級崛起，都使得頂尖高校中不同出身者雜糅的場面不復存在。在2000年代的課堂上，時常有好奇的教師詢問學生出身來源，結果毫不意外地，來自城市中產家庭的子女佔比愈來愈大，乃至到八九成。這代學生，較之政治意見，更在乎的是美學旨趣與文藝格調。與此同時，北大不再是天然高人一頭，不再意味着職場上的一帆風順。也即是說，所謂知識精英的煩惱，已經逐漸「降格」為普通中產精英的煩惱：如何提高成績、找工作、投簡歷、應對面試、申請出國留學。

2004年，作家江南以北大生活為藍本發表網絡小說《此間的少年》，在2010年被北大畢業生搬上熒幕，坊間熱捧紛紛。而人們之所以閲讀，觀看這個發生在北大的故事，不是因為北大學生的校園生活與其他高校有所不同，相反是因為，這個故事可以被平行移動到任何一所中國高校。它所強調的不再是北大那掛在嘴上的以天下為己任，而是青春年華、琴聲蟬鳴，是純化了的少年維特的煩惱。2000年代的中國社會以迭起的公民維權運動為標誌，但這股風潮的中心在南方，在廣東，北京大學則仍然是「歲月靜好」。甚至，北大學生更焦慮的是人生為什麼那麼虛無。2016年，心理系教授徐凱文發現四成學生覺得人生沒啥意義，在網上痛心疾首，關於北大「空心人」，掀起一陣討論。

從《長鋏》到《此間的少年》，這兩代迥然不同的校園文化，距離季羨林想像的「最高學府」，可以說是漸行漸遠。甚至乎，北大距離國家政治也越來越遠了。1990年代像是士大夫精神的延續，就像《長鋏》那樣，知識分子渴望遊走廟堂，尋找「報國」的機會。而2000年代的北大校園，成功地把士大夫變成了中產青年。

帝國輪迴中缺席的知識精英

2000年代的北大精英，平平淡淡向1990年代的校園文化作別。如果我們把它放到漫長的帝國歷史中看，它其實也象徵着一個巨大的拐點：綿延2000多年，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仍然不斷成為問題的（季羨林口中的）「知識分子問題」，走向了問題本身的消亡。

這個問題肇始於帝國官僚系統選拔與知識精英選拔在科舉體制下的合而為一，經由晚清廢除科舉後，它變為一個缺口，一個轉型中的疤痕。就算到了廢除科舉的民國與人民共和國時代，士大夫或者說文人，也仍然是政治衝突中的焦點。毛澤東本人是五四運動的結果之一，這不必多說。而就算傳統文人與民國一代的知識精英隨着反右和「社會主義教育」而花果飄零，文革又再次將意識形態與文化問題扶上歷史舞台正中央：張春橋與江青，本質上仍然是「文人造反」。

這種混合了士大夫傳統的知識分子，在今天逐漸被學院體系培養出的學者、研究者所替換。他們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生物。人類學家項飆將距離我們最近的這代老知識分子稱為「知青一代」——「知青時代創造出半民間的研究空間，但和國家部門保持有效溝通，通過揭示新問題、形成公開討論甚至社會思潮『倒逼』政府改革。」而到了今天，知識分子，或者說高校研究者在社會中的位置早已板結，和社會其他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的聯繫也機械僵化。

以北大為例，新入職的教師和香港、美國沒有區別，都要先經歷六年的合同期，走上tenure track（終身教職軌道），規定時間內如發表論文、研究產出不夠的，則將被踢出校園。而學者或研究者對政策的影響，今天也愈發局限在以智庫或個人名義遞交的「內參」中，甚至連「內參」也被整合進了職業體系，根據哪一級別領導批閲回覆，而在審核教授資格時頂替多少發表量使用。

這樣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誕生了，帝制結束後知識分子和新政權之間合作而衝突的權力關係也終結了。或者說，知識分子這個曾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社會階層，已經碎片化、原子化、工匠化與平民化了。

而與之詭異地同步的，是「民族復興」理想的同步膨脹——中國不單要現代化、不單要強大，還要建立世界影響力，甚至按照其中更激進的聲音，重新回到「中華帝國」天下第一的狀態中去。

恰恰是這個時候，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級潰不成軍，作為一項傳統行將就木，作為一個社會空間日漸稀薄。以至於，在這個中國試圖重構世界舞台的關頭，知識界作為一個運行、處理、重構意識形態的領域，只能夠重複最高決策層所定性的空洞話語。北大學生高喊着「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個中華是怎樣一個中華呢？這個振興後的中華的進步之處是什麼呢？要怎麼樣才能振興這個中華？這些學生所能夠在這理想中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恐怕沒有人能夠回答。他們接受最高領導人接見之後，可能恰恰要去準備騰訊和阿里巴巴的面試，要去處理北京戶口，計劃未來哪年結婚，要幾個孩子，婚禮要擺多少桌……120年後，我們的確看見北大成為了帝國的「京師大學堂」，但這個學堂所教授的課業，所試圖培養的人才，能撐起一場怎樣的「復興」？

百廿校慶的失與得

以1898年清帝國的大學堂為想像祖先的北大，在五四運動的第99個紀念日舉辦120週年校慶。這兩個北大的強制合體湊成了時下最為古怪的文化景觀。每當領導人到訪，或是這個共和國有政治宣傳上的需要時，這所大學的學生就要公開 cosplay 五四精神的繼承人。可明明是中產的孩子們，卻又要高呼不屬於自己而屬於士大夫的口號，這注定使得宏大的口號與孱弱的行動不成比例地倒置過來，頭重腳輕。它支撐和折射的，是今天中產階級平庸而虛無的盛世景觀。北大已經遠遠離開老一代仍然在喋喋不休的「北大精神到底死沒死」的討論，成了一種左右都不對勁，外表盛大華麗又毫無內容的意義空洞。

的確，士大夫也許再也不會回來了，為北大招魂（準確地說是為士大夫精英主義招魂），很快就會像召喚孔夫子一樣淪為作秀。而且，相當比例的中產階級年輕人，仍然使用這套已經過時的語言，在精神上「加入北大」，把自己和士大夫－知識分子掛鈎，最終在已經翻天覆地的時代面前，他們很快就自怨自艾遍體鱗傷又尷尬不已了——指望進智庫影響高層、指望被賞識進入體制、指望靠筆下才華功成名就，這些都是這招魂術的最新副產品。

2018年倒也是另一個轉折，一個尷尬的拐點。在校方看來這一定是莫名其妙，突然間一場從荷里活颳起的反性騷擾風暴，竟牽出北大一場20年前的舊事，而眼看就要平淡下去，又由一個被約談的本科女生岳昕再次點燃，把北大一腳踢回輿論場中央。如果問，這年頭自認為讀書人的年輕人能做什麼的話，能做的恰恰是不要再覺得讀書人是什麼重要的身份，而應是拋棄那套為北大招魂的語言。

岳昕不就是這樣嗎？在她的自述中，她的精英主義並非那種以知識分子自居，要肩挑家國的盲目自信，也並非懷着情懷進入體制改變世界的精英主義，更不是庸碌自保，而是以「既得利益者」的自我懺悔作為基礎。這懺悔的前提，反而正是承認自己的中產階級身份，將自己的目標和最空洞無物的家國天下話語脱鈎，認識到自己的階級身份其實是空洞、自保和平庸，從而轉到贖罪式的社會關懷中來，少說，多做，盡其所能言行合一。

這看起來的確「中二」又激進，活脱脱是當代的中產階級愚公，但也正是這種話語和行動，在重構中產群體——或者說以當代北大學生為代表的中產群體的政治論述和自我意識。但如果說99年前興起於北大的五四，在今天還有什麼意義的話，那它絕不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也不是知識分子「學術自由」的顧影自憐，更不在於「心懷天下」的精英。它在於這場運動結束之後，學生意識到光在文化上主張變革只是夢幻泡影，他們只能選擇放下知識精英的架子，連接下層階級，把自己變成屬於他們的知識分子。儘管帝國的陰影綿長而平庸，但面對120年來的「最高學府」，又何嘗不可以試着想想：99年之前，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秦秋，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