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倩烨:马来西亚2018大选,民主轮替的最后机会?

若2018年大选冲击无法撼动国阵的长期执政地位,未来反对阵营恐再难号召到如马哈蒂尔一般的魅力式政治强人,反对阵营实现“改朝换代”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现任总理纳吉布在任期间发生了震惊国际的1MDB贪腐案,以及曾任总理22年的马哈蒂尔加入反对阵营,这两大因素令今年的大马选举充满戏剧性。图为2018年5月6日,马来西亚“希望联盟”领袖马哈蒂尔的支持者参加竞选晚会。
东南亚 选举

“许多人不喜欢中国投资。”今年四月初,92岁的马来西亚前首相、现任最大反对阵营“希望联盟”领袖的马哈蒂尔在接受彭博社(bloomberg)专访时,作出这种直截了当表示。他还主张,如果重登首相宝座,将与中国重新就南海问题谈判,并重新审查中国在马投资。

即将于5月9日举行的马来西亚大选,由于过去五年内大马政坛贪腐频出、政党分裂、强人复出等戏剧化发展,对马来西亚政局观察者来说格外有吸引力。对中国而言,关注马来西亚大选更重要的因素是,一旦反对党成功执政,中国在马利益可能受到冲击。

“改朝换代的最后机会”

由于现任首相纳吉布在任期间发生了震惊国际的1MDB贪腐案,以及曾任首相22年之久的亚洲强人马哈蒂尔宣布退出巫统、加入反对阵营,这两大因素令今年的大马选举充满戏剧性。

由于独立至今,马来西亚尚未通过自由平等的选举实现中央政权的和平轮替,加上较低水平的法治与言论自由、社会开放程度等因素,政治科学家通常将马来西亚定义为“半民主国家”(semi-democracy)或“竞争性威权国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本次大选被大马民主行动党(DAP)议员刘镇东形容为马来西亚改朝换代的“终极之战”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表示,执政联盟国民阵线(以下简称“国阵”)执政六十年来,马来西亚的治理能力与品质出现倒退,而过去的历次制度改革不但没有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反而加固了制度不平等。从亚群体及个体层面看,国阵特别是以马来人口为主体的最大执政党巫统的腐败,加剧了国阵支撑现有政治格局的成本。以2015年巫统党主席、现任首相纳吉涉嫌贪腐的1MDB案为例,当巫统面临党的分裂时,党主席需要动用真金白银的资源换取各地党部的支持。而投入到换取政治支持成本中的资源并不能资本化、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大马的政治腐败是内耗式的。

在此背景下,若上述两大因素的冲击都无法撼动国阵的长期执政地位,未来反对阵营恐再难号召到如马哈蒂尔一般的魅力式政治强人,反对阵营实现“改朝换代”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而大马由于制度固化产生的政治、经济权利与机会的不平等将近一步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曾在马来西亚从事政治咨询的专业人士,笔者同意刘镇东的判断。

2018年5月6日,马来西亚现任首相纳吉与他的支持者合照。
2018年5月6日,马来西亚现任首相纳吉与他的支持者合照。

保守预测:国阵继续执政,但优势缩小

经历过“三零八”(2009年)、“五零五”(2013年)两次大选后,虽然“华人海啸”已经定格为“华人反对票仓”,但华人群体自身并不能构成实现马来西亚中央政权轮替的关键少数。

在现有人口格局下,马来人占全国总人口三分之二左右,华人人口比重不足四分之一,而在1330万选民中,华裔选民只有440万左右,因此主导大选结果的族群群体仍是马来人。在马来族裔内部又细分为西马、东马、城市、种植业主与乡村马来人等不同背景的亚群体。其中,乡村马来人由于在媒体上发声机会少、语言与教育水平、网络联通能力相对较低等因素,一直是马来西亚大选中沉默但有决定力量的大多数。本届大选前选区划分,执政阵营又利用国会议席的优势扩大了乡村马来人人口为主的议席数,增加了执政阵营保住政权的可能性。

对于大马华裔观察家以及不懂马来语的外国分析者来说,乡村马来人的民意是难以预测的。由于语言障碍及族群生活的分隔,华裔与巫裔(马来裔)尽管可以在工作中合作,生活中却很少有密切往来,这也导致了华裔观察者在判断乡村马来人的投票倾向时可能产生的误判。

过往的大选中,执政阵营凭借资源优势动用“3M”因素(即金钱money、媒体media、执政机器government machinery)影响选民,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向选民发放各种福利、补贴等手段。在族群、宗教因素之外,乡村马来人与城市马来人对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效用定义不同,从过往经验来看更容易被执政阵营的恩惠影响。若上述投票惯性延续到本届大选,很大程度上国阵将继续执政。

再从反对党支持者的政治热情看,尽管仍有许多旅居海外的马籍公民回乡投票,但本届大选中,部分反对党支持者由于对马哈蒂尔过往的执政与人权纪录不满,呼吁“投废票”,加之过去几年由“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主导的街头运动过于频繁,本届大选尽管可能仍保持高投票率,但反对党支持者的投票热情可能会冷却,出现政治疲惫现象。

国阵可能会继续执政,但在国会领先反对阵营的议席数或将小于上届的差距。

至于反对阵营期待的“马哈蒂尔因素”,或许会帮助反对阵营赢得一些马来票,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选民对他未来政绩的期待也是有限的。因此笔者判断国阵可能会继续执政,但在国会领先反对阵营的议席数或将小于上届的差距。

马来西亚几大媒体如The Sun Daily、以及马来西亚国内著名的民调机构Merdeka等也预测执政阵营将赢得大选。而在主流媒体、智库与民调机构之外,由反对党成员创立的竞选机构Invoke Malaysia做出相反的预测,认为希望联盟将以微弱优势取胜。鉴于该机构的政治偏向,不能排除其夸大反对阵营赢面、从而影响中间选民投票倾向的可能性。

2018年5月3日,92岁的马来西亚前首相、现任最大反对阵营“希望联盟”领袖的马哈蒂尔出席一场竞选活动后离开。
2018年5月3日,92岁的马来西亚前首相、现任最大反对阵营“希望联盟”领袖的马哈蒂尔出席一场竞选活动后离开。

对中国的影响:短期冲击与长期有利条件

由于本届大选的情势激烈,反对党正试图利用经济民族主义手段,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支持。

近年来随着中马贸易额攀升,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马投资也在基础设施、房地产、通讯等多个领域快速增长。而反对党抨击执政党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向中国资本开放过多的领域,特别是在1MDB案后, 中广核收购1MDB下属的能源企业埃德拉(Edra)并承诺承担后者债务,被反对党攻击为向中国“卖国”。反对党阵营领袖马哈蒂尔多次表示,若执政将重新审查在马中资案例。

虽然目前判断反对党阵营执政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必要对这种可能性导致的中马关系变化做出分析。从竞选期间的表态来看,一旦反对阵营赢得大选,短期内在马中资企业及已有投资意向的中资企业、中马合作项目会受到冲击,部分项目进程或许被延迟、否决。但正如分析中美关系一样,双边贸易及投资占据中马关系的重要地位,也对马来西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能长期刻意地阻碍中马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一旦反对阵营赢得大选,短期内在马中资企业及已有投资意向的中资企业、中马合作项目会受到冲击,部分项目进程或许被延迟、否决。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维度,是马哈蒂尔时代的马中关系与马美关系。从马来西亚方面看,除经贸关系外,在半威权国家中,领导人个人因素与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关系的处理仍有重要影响。假如马哈蒂尔重登首相宝座,他过去四十年的政治生涯向人们展示出的相对稳定特征主要包括两方面:在国家治理方面尊崇发展至上主义,而不将意识形态当作首要考量的问题;在种族问题上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以马来裔的发展为各种主要政策的着力点。这二者之间有潜在的联系:即马哈蒂尔认为马来西亚应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至少国家元首、首相等重要职位均应由马来人担任,因此发展国家也就主要等同于发展马来族。

他的个人价值体系决定了在他任期内,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将不会把意识形态或人权等道德因素当作马来西亚的首要考量,这一点正与中国外交不谋而合。

此外,作为一个拥有强烈民族自尊的领导人,马哈蒂尔不欢迎外国对本国的干涉。在这一点上中国比美国更受欢迎,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马来西亚乃至东南西诸国总体上都有一个相较中国更突出的特点:没有“百年耻辱”的被殖民的悲情,对“西方列强”也没有心底的不自信——“二战”给东南亚诸国留下的教训,一是明白了黄民肤的亚洲人(日本人)能打败高大的白人(英国人),二是貌似高大的白人在关键时刻不会保护东南亚,本质上很懦弱,要争取独立只能靠自己。因此,尽管中国在国际社会高调推广“一带一路”,但只要不干涉马来西亚内政,中马关系将不会出现大问题。

相比美国,中国在对马关系的处理上另一个优势是以色列问题。由于宗教、政治等问题,马来西亚与以色列至今未建交,而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边倒支持以色列,这使得马美关系增加了紧张因素。但中国是大国中唯数不多的同时与巴以双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并不采取选边站的策略,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与马来西亚这个世俗伊斯兰国家不存在宗教层面的直接冲突。

综上,若执政阵营获胜,中国在马企业、投资将不会受政治环境影响而发生大变动。若反对阵营上台,短期内部分中资个案或将受到政权更替冲击,如马哈蒂尔在多个场合提到的碧桂园”森林城市“房地产项目,以及有中方投资的大马东海岸铁路计划等。未来在马六甲等地的中资房地产项目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无论谁成为首相,中马经贸往来的密切与重要程度将主层下一届执政集团。

(张倩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项目就读,曾任安邦咨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信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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