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叙述中，近代伊始，欧洲的现代国家构建之路径一直遵循这样一条因果线索：“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发动战争。”（War makes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数百年持续不断的纷乱战火，迫使欧洲的统治精英在生存压力和权力野心的双重催逼下发展出现代军队、现代财政、现代科层官僚制等机构，以期对外击败各式各样的敌人，对内压服大大小小的自治权力中心。实现对领土疆域完整控制的现代主权国家由此诞生，其绝对君主制的治理架构随后亦被民主制、自由经济和福利国家的“三位一体”所取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由此成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也成为非欧洲族群生存和发展的样板。而反过来讲，这理当意味着21世纪的欧洲早已走出了这段历史。
但沉重的历史拒绝轻易退场。2024年11月19日，当欧洲各国领导人标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进入第1000天，俄军于当日再度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空袭之际，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地缘政治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k）依然是当代世界最坚硬的权力要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战式（war of attrition）的大规模陆地常规战争，连带其所有的血腥、残酷和苦难，依然可以卷土重来；欧洲人珍视的所有和平、自由与繁荣，依然可能在一个独裁者的帝国执念与一个国家的法西斯式狂热面前轰然倒塌——而大洋彼岸的强大盟友完全可能在白宫新主人的带领下选择袖手旁观。
面对这关乎存亡根本的威胁，欧洲国家——以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几乎每一个维度上的极度缺乏准备，更是显得格外凶险。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在巴黎索邦大学的欧洲政策演说中警告称：“我们的欧洲并非永生不灭：她可能会死去。”这种“死亡”固然可能是深陷经济停滞之中缓慢而痛苦的病死，但同样可能是一场扑面而来的战争冲击下措不及防的暴亡。
如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向联邦议会所宣布，欧洲在本世纪面临着要求根本变革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而所需变革的尺度和速度，将会不亚于欧洲现代国家构建时期的跃进，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无法再在全新的国际现实面前独力自卫，其“政治”无论内政抑或外政都需要被相当程度上移到整个大陆的层级。
如笔者在早前文章中所述，欧洲所亟需的范式变迁（paradigm shift），是（再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帝国”：对内以现代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实现深度统合，最大限度释放出这片大陆的规模经济潜力；对外有力运用由此创造的工业、技术和军事实力，捍卫欧洲的独立和安全。本文将尝试探讨的便是其中的后一方面。
期望渺茫的胜利，还是接受糟糕的和平？
无论是归咎于西方迟缓而谨慎的援助，还是乌克兰政府与军队领导层的决策，抑或是双方人口、经济规模和战争意志的客观差距，乃至俄罗斯从中国、印度等广大“中立”国家获得的经贸输血与制裁规避通道，2024年末的基本现实是：这场战争不但早已深陷僵局，而且正缓慢向着不利于乌克兰及其支持者的方向发展。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2022年取得的几项重大胜利——成功捍卫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北约盟国多年未有的团结一致，普京式个人独裁体制遭遇巨大羞辱，中国因其对俄实质性支持而把欧洲国家推向美国一边——全都显得岌岌可危。
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彻底击败俄罗斯，甚至借由俄国内的政权更迭与意识形态剧变，以迫使克里姆林宫下令撤军并接受持久的和平安排，其可能性已极度微弱。随着特朗普二度当选美国总统，西方是否仍有能力和意志持续在军事上和财政经济上支持乌克兰也成为问题。事实是，无论两年前西方是否曾有过机会通过“突增”（surge）式的大力对乌援助、对俄制裁，乃至主动催化俄国内政局不稳来达致全面胜利，今天这个机会窗口也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
但在另一边，无论是放任乌军在压力下崩溃，或是对乌施压迫其接受沿实际控制线停战的“朝鲜半岛模式”，甚至用土地和中立换和平的“芬兰模式”，都同样变得政治上不可持续、战略上无从稳定。已形成强烈国族认同的乌克兰人不可能再接受莫斯科的支配，只会加速向西方靠拢，俄罗斯因此将面对难以下咽的实质性战略失败。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侧，否认乌克兰国家身份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遭受西方侮辱和损害的怨恨、因“熬过”了对手而更加大胆和激进的对外冒险冲动只会增长更甚，而这一切都伴随着更集中于一人之手的决策权力，一个更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军事动员体制，和一个更混乱分裂的西方同盟。
按照战略学者Edward Luttwak颇具争议的经典命题，只有在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或双方都彻底精疲力竭时，一场战争才会转化为持久的和平。提前强加的早熟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一场虚假而脆弱的暂时性停火，而不是真正的战略终局。
这种糟糕的和平并不会比乌克兰彻底战败、俄罗斯在基辅扶持一个傀儡政权的局面好多少。俄乌两军交界处的平静（如果能实现的话）被再度打破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等北约成员国亦会更严肃地考虑和准备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俄罗斯在欧盟近邻如巴尔干半岛、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试验多年的干涉之手更加不受乌克兰战局所致资源约束的拖累，而这些行动自2022年以来更是以全新烈度蔓延到了欧盟全境。
如果说从普京的视角和叙事来讲，乌战被视为与西方之间的代理人战争，那么西方早就成为了战争的合法攻击目标，针对西方的干涉活动也就是这场战争的内在组成部分，哪怕它是通过并非直接武装冲突的间接手段进行，从而为俄罗斯的战略意图蒙上一层合理推诿（plausible deniability）的外衣。在这种情形下，欧洲的命运，无论各国是否愿意与否，都被与乌克兰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弃车保帅”，把欧洲共同体的“政治边界”严格缩限到喀尔巴阡山以西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
从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到法国的外交政策革命
如今，俄罗斯在欧洲各国实施的这种“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已远比战前大幅升级。在战略层面，其目标远不止于影响具体的选举结果或服务于具体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而是旨在加深欧洲国家的社会分裂、侵蚀公众对民主制度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以及破坏西方对乌克兰的财政与军事援助努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俄国家及其代理人的行动手法也远远超出了狭义上虚假信息宣传（disinformation campaign）和网络攻击的层面，开始出现大量线下的物理性破坏活动。由于开战以来大量俄罗斯在西方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被驱逐，这些行动更加依赖于当地代理人和犯罪集团网络，西方安全部门也因此更难追溯和归责到俄罗斯政府。同时，专门从事国外破坏和暗杀活动的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第29155部队的作用亦显著扩大，在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死后更是全面接管了其外国军事行动。
以法国为例：俄罗斯通过"Doppelganger/RRN”和"Portal Kombat”等行动，利用克隆网站、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和人工智能生成的法语内容来传播亲俄宣传和放大社会不满，一度成功在主流媒体和社会公众中制造了对所谓“巴黎地铁臭虫”的恐慌；俄国特工在埃菲尔铁塔下放置了多具棺材，上书“死在乌克兰的法国士兵”，以图动摇法国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这个同时有着欧洲最大穆斯林社群和最大犹太人社群的国家的首都，街头一度出现大量象征犹太教“大卫之星”的涂鸦，不久后巴黎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墙上则被人喷涂了象征2000年第二次“阿克萨起义”（second Intifada）期间以色列军人被杀事件的“红色手掌”图案，而二者都很快被追溯到俄罗斯雇佣的代理人之手。
在欧洲各国，此类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包括了对铁路和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或物理攻击，在存放乌克兰物流公司货物的仓库纵火，袭击军事设施，乃至企图暗杀关键个人——例如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的CEO。
有趣的是，与普京多年来反复企图以政治和军事手段压服乌克兰反使后者加速倒向西方类似，针对欧洲的混合战也很可能加速了德法等西欧国家过去两年间的对俄强硬转向。其中，如果说德国总理朔尔茨对“时代转折”的高调宣称令人惊喜，在落实过程中却因政策惰性和政府内部的党派纷争而远不尽如人意，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引领的变迁虽然来得迟了些，却是一场更彻底的外交政策革命。
在战争之初，法国显得犹豫不决，仍然希望与俄罗斯保持畅通的外交沟通渠道，但现在法国已成为支持乌克兰和加强欧洲防御态势的主要倡导者。虽然法国最初在对乌军事援助方面落后于美、德、英等盟国，但此后不但参与训练乌军士兵、大幅增加军援数额，而且法国所供武器显著更先进、更新式、更耐用。马克龙甚至拒绝排除向乌克兰部署法国军队直接参战的可能性，理由是战略模糊是威慑俄罗斯的关键；他的外交部长也在最近的访谈中直言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设红线”。在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等地的出访和演说中，马克龙扭转法国多年来对欧盟与北约东扩的保守取态，主动向东欧各国伸出橄榄枝，法国开始积极主张和推动欧盟加速东扩进程。
多重因素导致了法国政策和马克龙立场的转向，其中既有对普京在战前外交中刻意误导法国方面的不满，也有对开战以来欧盟内部权力分配重心东移的体认和迁就，但决定性的原因无疑是俄罗斯及其代理人在法国本土、海外领地（如新喀里多尼亚）和非洲等一系列地带针对法国核心利益的攻击，充分表明其无意充当可以正常对话的合作伙伴。在这个前提下，欧俄之间的“中间地带”现状也就无以为继，只有将其尽速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轨道（欧盟）和军事轨道（北约）才能维系该地区的稳定和保护欧洲的战略利益不受伤害。正如曾责怪北约东扩导致了乌克兰问题的基辛格后来却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一样，法国的转向归根结底亦源自法式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逻辑。
欧盟外交与防务政策的新时代
在德国依然深陷政府内讧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法国的外交政策革命在欧盟自战争爆发以来的对俄政策转变中扮演了更关键的角色。这一部分是由于在法国的宪法体制中，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是总统的“专属权限”（domaines réservés），因此尽管同样内政动荡，法国的对外政策仍能保证足够的稳定和连贯。但更重要的是，除匈牙利等少数国家以外，前述对俄罗斯和东欧局势认识的根本转变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欧盟各国朝野的主流共识。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决策机制更缓慢、复杂，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veto points）更多，欧盟依然在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阻挠下通过了十多轮严厉的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一揽子政策。以金额来计算，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规模与美国几乎相当，并作出了更多、更大规模的长期援助承诺，包括今年2月通过的2024-2027年间提供500亿欧元的财政资金支持，在年内生产和提供100万发炮弹，以及加速在欧洲和乌克兰境内扩大军工生产能力的计划等等。欧盟面临的客观困难主要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国防工业能力的废弛，以致其支援主要体现在维持乌克兰政府的财政能力，而无法取代美国实物武器转让的军事作用；但即便如此，欧盟也很快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乌克兰最大的累计军援提供者，哪怕这是以“掏空家底”、耗尽欧洲军队自己的装备库存为代价。
为什么尽管战局焦灼、久拖不决，欧盟援乌的政治意志至今没有明显的疲软迹象？这固然可能是由于欧盟层面的决策更为“精英主义”和技术官僚主导，不易受政治纷争的阻碍，但更可能的解释或许是：欧洲的公众舆论和政治精英在外交和防务问题上的看法发生了地层位移（sesmic shift）式的根本变化。
两年多以来的事实证明，不但欧洲公众的对俄观感急剧恶化，且即便在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和匈牙利等“传统亲俄国家”，俄罗斯的形象也遭到了无法逆转的损害。在意大利、法国等多数西欧国家，极右翼政党纷纷与此前的“亲俄”言行切割，维持对欧盟和北约的同盟承诺、大幅提高国防开支等政策得到了比之前更为广泛的跨党派支持。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种为“战前时代”做准备的“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式的对外政策共识正在形成：更直白的经贸保护主义、更大胆的产业补贴、更强硬的边境和庇护政策、更进取的外交和军备竞赛投资都是这个共识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这个共识的形成得益于普京行为决策的催化，也离不开法国总统马克龙自2017年索邦大学演说以来对“欧洲战略自主”（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的反复倡导。但正如笔者在2021年的文章中所分析，其中最关键的莫过于美国时任总统、当下的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冲击。事实上，如果说特朗普自那时至今的外交政策观念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的孤立主义倾向变得更加激进，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届政府中也可能会更不受约束。特朗普“我会鼓励俄罗斯对你们（欧洲国家）为所欲为”的惊人言论，足以让欧洲人意识到自己在即将到来的特朗普任期内将面临的战略孤单（strategic solitude）。
要让这种美国防卫承诺不确定性带来的孤单不转为恐慌和无助，欧洲人不至于变成马克龙所谓被国际上的“肉食动物”吃掉的“素食动物”，欧盟各国就必须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加强国防预算协调，走向更多的国防市场一体化（例如鼓励联合借贷、联合采购和军工企业并购），甚至探讨将英法两国的核威慑保护伞扩及到全欧的可能性。而在这些具体政策方面，欧盟内仍因财政约束、对美国军售的依赖程度等问题而推进困难重重。
迈向一种帝国式政治？
这些困难并非单纯的国防和政策问题，因为任何重大的军事问题说到底依然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经济问题。提高国防开支面临的最直接约束便是各国的财政状况，而欧洲长期的经济停滞、庞大的社保与福利开支令其在“黄油与大炮”的经典抉择中面临着先天不足的困难；欧元区严苛的财政纪律，加上欧盟共同财政政策的缺位，也进一步缩限了各国增加军费的可行空间。而各国在国防采购上是选择“欧洲优先”即通过优先采购欧洲制造的弹药来支持本土国防工业，还是大幅购买美国甚至韩国生产的武器与弹药来满足紧急援乌需要的分歧，也反映的是长期战略愿景上的深刻分歧——倾向于前一立场的法国，就因此被屡屡质疑其是否对大西洋同盟足够忠诚、又是否想借欧盟之手实现其工业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
可以说，欧洲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是如此之彻底，所有的重要问题最终都互相关联。在帝国主义者进犯欧洲大门的时代，只有超越民族国家架构、将自身转化为一个“战争事业”的帝国才有能力保卫欧洲。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尤其是去监管、资本市场一体化和共同财政政策）对于重振欧洲的经济基本面极为必要，也是任何军费“猛增”的前提。但在这一领域的改革如果没有德国的配合势必寸步难行。因此，德国行将举行大选的新闻可谓格外令人鼓舞，这场大选预计将导致政党轮替，从而有望摆脱当下德国内政外交失能的沮丧局面，德国自民党对欧元区债务规则改革的强硬抵制有望被移除，德法近些年的关系不顺也有望改善。同样，如果法国政府的财政健康和政治稳定得不到改善，其在欧洲政策上的可信度也将无从恢复。
一个不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欧洲，其内部权力分配同样必须超越北约创始之初的构想：“把俄国人挡住，把美国人留住，把德国人按住。”（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相反，德国无论在外界认受还是自我认知上都需要彻底摆脱战后以来极度和平主义的“战略阉割”状态，成为一个敢于运用武力等“硬实力”保卫本国和欧洲利益与价值观的正常国家。而法国必须学会从戴高乐时代的设想中走出，不再把欧洲一体化事业当成确保对德国的支配和遏制、延续往日的“大国荣耀”并顺便向外倾倒本国经济问题的平台。而德法两国的这些战略思维转变，都意味着要超越本国的狭隘视角，学习从整个欧洲大陆角度思考和决策的能力。
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在德法两国不同程度的内政动荡严重折损二者在欧洲层面影响力的同时，填补布鲁塞尔权力真空的是2019年获提名时无人看好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而她在2020年以来对一系列危机的应对，以及今年欧洲议会选举后的表现，都充分证明了其既有纯熟的政治手腕，又有稳健的政治远见。仿如历史的经典剧本一样，重量级成员国因内政自顾不暇，又彼此不合，其阻挠帝国构建者的能力因而大大削弱，而后者正在趁此机会提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试图成为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以来最有权势、在欧洲历史上留下最深刻印记的“总统式”欧委会主席。但今日欧洲的政治阶级是否有足够的责任感、勇气与智慧拿出同样的雄心，承担起这项历史性的任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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