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伟豪：九龙西补选泛民惨败，形势逆转，选民“心淡”可能有哪些原因？

香港立法会九龙西再次补选，11月25日投票进行，投票率44.4%，与今年三月的第一次补选相若。议席最终由建制派支持的陈凯欣胜出，继而建制派在立法会的“地区直选议席”增至18席，而民主派只剩16席。基于香港立法会的投票机制，“非建制阵营”在议会中丧失分组票否决权。

虽然本次补选只涉及立法会的一个议席，但香港的泛民主派或非建制派，失去的并不是一个议席这么简单。使人忧虑的是，补选结果似乎已反映出，长期有利香港泛民及非建制派的政治生态已出现了根本结构性的转变，失败将会陆续有来，这亦会为香港的管治形势带来新的局面。

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和台湾分别举行了两场选举，两场选举均是由立场较亲北京的政党所胜出，而且是大胜，不是小胜，使对手的景况可以用“惨败”来形容。不同之处，是台湾所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民主选举，无论谁胜谁负，所反映的主要是民众不满执政党的表现，而出现的民主政治下政党的正常交替。原则上，这次失利了的民进党，绝对有机会和有能力在下一次选举中卷土重来，收复失地。

可是，香港的补选结果却使人失望和沮丧得多，因为它所反映的远多于议席的失去——而是一个政治时代的过去，是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未能重返“六四比例”

熟悉过往香港选举政治的人都知道，香港的政治生态和形势，一向是对泛民或非建制派有利，有所谓“六四的黄金比例”，即是说香港有六成的选民是属于民主派的支持者，而建制派的支持者只有四成。亦由于这个原因，回归前，北京才把“比例代表制”引入香港立法会选举，以确保民主派不会在有过半数巿民的支持下，夺取所有或大部分的立法会议席，并在议会内加入非直选的功能组别议席及分组点票，以制衡民主派的力量。

即使如此，这“六四比例”的大好环境，仍为民主派在每次选举中带来极佳的形势，可以在地方直选上，较轻易地夺得过半数议席，不单在分组点票上有否决权，也能守着三分一的关键议席，在重大议题上，例如政制改革上，同样拥有否决权。

凭著“六四比例”的优势，泛民主派或非建制派过往在立法会的补选中无往不利，百战百胜。理由十分明显和简单——香港立法会议席的“补选”，并非是采用比例代表制，而是采用简单的单议席单票制。即是说，每区只有一个议席，哪一位候选人能得到最多选票，便自动当选。由于香港是一个面积小，人口密集而又交流频繁的城市，各选区之间的选民价值观差异不大，大致也有过半数的选民支持泛民或非建制派，而立法会的补选议席每次也自然成为他们的囊中物。

泛民或非建制派的败选来得如此震撼，就是因为这第二次失败说明上一次不是由于“意外”而产生的一次性的人为或策略失误。

可是，这个泛民或非建制派在立法会补选中必胜的定律，已经被打破，而且不是一次，而是连续两次，两次也是在九龙西选区。第一次被打破是今年的“311补选”，代表泛民或非建制派的姚松炎以105060票，输了给得票107479张的建制派对手郑咏舜。而刚结束的这轮投票中，泛民或非建制派的败选来得如此震撼，就是因为这第二次失败说明上一次不是由于“意外”而产生的一次性的人为或策略失误。

此外，此次补选中，虽然建制派的候选人陈凯欣的胜出票数只有106457票，比上次同区胜出的同是建制派的郑咏舜要少，但却把另外两位泛民背景的候选人远远抛在后面，甚至比他们的总票数还要高。泛民和非建制派的正式候选人李卓人有93047票，而冯检基则有12509票，两者相加的总得票也只有105556票，比陈凯恩仍要少901票。

这些都说明，李卓人的落败，不能单纯归咎于冯的出选“分薄票源”。泛民不得不面对的是，泛民或非建制派在选举上获得的支持已开始减少，“六四比例”不再，这是他们面临根本性与结构性转变的警号。

世代更替、北京压力

弄到如斯田地，其中一个使泛民或非建制派的选举支持下降的结构性因素，是世代的更替，这一点可以从选民的登记数字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印证。根据香港政府的数字，香港的选民人数是381万，整体选民登记率是79.8%。不过，在18岁至20岁的年青人组别上，选民登记率却竟然低至54.5%。这和老人家组别的登记率，可谓有天渊之别。在56岁至60岁及61岁至65岁的两个组别上，选民的登记率均高达88%。

这群不愿意参与正规政治、包括了在选举中投票的年青人，有的是面对失败的时局，而对政治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不认为自己的参与可以带来任何实质和有意义的转变，变得政治冷感，不问世事。

在另一边厢，也有本身热衷于政治的年青人，有“焦土”政策的另类想法，认为透过杯葛选举，不支持泛民，使建制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香港的环境越来越坏，才能有效唤醒全香港的巿民，争取民主改革，使香港重上正轨。不管是以上哪一组青年在选举上的缺席，都是影响了泛民及非建制派补选失利，这也显示他们在吸纳年青的支持者上，出现了莫大的困难。

政府的DQ手段和种种的其他打压，也似乎较集中于新一辈的年轻政治领袖，多于传统的泛民候选人，这亦带来了分化的分果，成了泛民及非建制派的内部团结的阻力。

泛民或非建制派的老化和倒退，是一个没有意外的意外。虽然一切早有预期，有迹可寻，但当事实出现时，仍然是使人感到意外，只因一切仍是不少人不愿看见和不想接受的。这是一个不算是意外的意外，是因为北京或特区政府的政策，是直接对年青人的政治无力感或冷淡，有显著的影响。

北京对2014年雨伞运动的强硬态度，使争取民主的占领运动以失败告终，特区政府事后对活跃运动人士秋后算帐，大大增加年青人参与社会运动的个人风险和成本。而政府的DQ手段和种种的其他打压，也似乎较集中于新一辈的年轻政治领袖，多于传统的泛民候选人，这亦带来了分化的分果，成了泛民及非建制派的内部团结的阻力。

例如，今次九西的补选本是由被DQ了的同区立法会议员刘小丽出选，希望可以在补选中取回原有的议席。可是，因支持自决的刘被政府认为是违反基本法，不支持一国两制，而再次被政府DQ，不能参与今次的补选，才由Plan B的李卓人补上。但是，由于李卓人是香港支联会的骨干成员，更是其前主席，而支联会的目标一向包括了推翻中共的一党专政，其实立场比香港的自决派更激进，更为“政治不正确”。但李却出奇地顺利过关，被政府批准参选，除了减低信任外，这不一致、难以预测和双重标准的做法，也使泛民或非建制派内部更难协调和合作。

两次的九龙西补选，原本也是因为有本土或自决派的年青议员被取消议席所引致。而这一连串的打压，均使泛民或非建制派不能顺利和有效透过吸纳年轻的一辈，来实现自我更新。

两头不到岸，泛民陷身份危机

不过，除了政府的步步进迫外，在社交媒体下成长的新一代的政治行为和价值，均对泛民或非建制派的弱势有所影响。社交媒体的“回音谷”(echo chamber)效应，使年轻的新一代较多留存在自我塑造的世界中，不善于和其他人合作，协调，讨论，交流，忘记了政治原是妥协的艺术的道理，达致共同的政治目标的能力不断地降低。这也使他们难以顺从于任何领袖和政治团体，分化，分烈和斗争不息。过份的理想主义也不利年青一辈和极权作长期抗争，很容易因一时的挫折，理想幻灭，而选择离场，另觅前途。

青年人在政治上越走越偏或激、充满理想主义、行动模式更趋个人化下的情况下，加上自雨伞运动之后，社会日趋撕裂，意见两极化，除了致使泛民或非建制派难以成功吸纳部分年青一辈的领袖和支持者，更在内部团结上难以做到包容与平衡。这使泛民和非建制派的发展，更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很有可能，泛民和非建制派正身陷一个严重的身份危机，在不能有效吸引更多年轻支持者的同时，也同时流失了自己的传统支持力量。

以此次补选为例，建制派的陈凯欣同时得到了“穷”基层与“富”中产的支持。基层一向是香港建制派的票仓，但是为何中产会突然“变节”，转投建制派的怀抱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泛民和非建制派向自决或本土派的年轻人，表示友好和欢迎的时候，也同时吓退了一向追求稳定和实用主义的中产阶级。很有可能，泛民和非建制派正身陷一个严重的身份危机，在不能有效吸引更多年轻支持者的同时，也同时流失了自己的传统支持力量。

政治上没有邪不能胜正，只有优胜劣败。这亦是为什么常常处于道德高位的泛民或非建制的政治力量，虽然道理说得通，但在资源，动员和策略上却逊于建制派下，往往只能做到孤芳自赏，最后难逃离失败的命运。而今次的结构性转变，更为他们的前景添上更多不利因素。

（黄伟豪，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