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曾说，“人可以有朋友，但政治家不可”。这句话，足以总结他主政时期由现实主义主导的外交理念。对于众多法国人来说，戴高乐不单是带领法国从纳粹铁蹄下解放的抗战领袖，亦不止于是1958年重新掌权、收执当时法殖阿尔及利亚乱局的政治家，而堪称法国的“精神领袖”。
戴高乐在国民心中的地位到底有多崇高？2005年，法国公共电视频道France 2举办了“史上最伟大的法国人”评选，戴高乐力压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皮埃尔神父（Abbé Pierre）、居礼夫人（Marie Curie）和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等人，荣登榜首，故要说“戴高乐即是法国、法国即是戴高乐”亦不足为过。
虽然现时距离戴高乐逝世（1970）已将近50年，但年代久远却不代表其政治思想已经过时，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及美国在欧洲事务的角色上，戴高乐特立独行的外交政策，在欧盟现时内忧外患之际，仍甚具启示。虽说目前的国际体系仍属跨大西洋同盟所主导，但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上任后，双方因贸易磨擦威胁互征关税，美国又在欧盟反对下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制裁，裂缝渐见，加上东面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可谓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过去数年，欧盟内部分别上演了加泰罗尼亚危机、意大利财政预算问题、波兰司法改革、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等重大议题，内忧外患交集，令欧盟难在短时间集中精力，处理外交问题。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2017就任总统后，不少人都寄望他能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但近来默克尔因地方选举失利，已宣布在2021年任期完结后退位让贤，令马克龙或须独力承担起改革欧盟的重任，而后者因国内的经济社会窘况亦心有馀而力不足。在国际秩序走向多极化之时，若今天戴高乐仍活在平行时空，其理念将如何引导欧盟，处理上述窘困呢？
反霸权、追求自主的外交路线
尽管戴高乐在战时已成为“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但在战后因为政治斗争失利，黯然辞任临时总统一职，要到1958年法国因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陷入泥潭，戴高乐才应时任总统科蒂（René Coty）的邀请重掌政权，解决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危机。戴高乐重新掌权后推动公投修宪，最终得到逾八成民意授权，支持扩大总统和行政部门权力，故戴高乐的外交主轴和视野，应见于1959至1969年间的政策方针。
事实上，戴高乐二战时与美国合作的经验，间接塑造了他在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战争期间，戴高乐不仅被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认定是“潜在的独裁者”，他所领导的法国流亡政府更要到盟军登陆诺曼底后，才得到美国政府承认。不过，令戴高乐感到气愤的是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当时只有英、美、苏三国元首共商战后的世界秩序和利益分配，而法国却被排除在外。因此，战时的种种经验，或可解释为何戴高乐的外交政策，会执著重构法国的民族力量：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可以致力捍卫自由，抵御极权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亦充分体验到在西方社会中，代表欧洲本位利益之独立声音的存在必要性。
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可以致力捍卫自由，抵御极权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亦充分体验到在西方社会中，代表欧洲本位利益之独立声音的存在必要性。
尽管法国的核计划早在1930年代末期已经展开，但当时的研究仅是旨在满足战时的能源需求，而军事化则要待戴高乐出任第五共和总统才陆续实现。1956年，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被辱，加上英、美两国对法国内部的共产势力有所猜疑，拒绝与法国（和西德）分享任何有关核计划的信息，故戴高乐希望法国能借着发展核武，独立于北约。诚如他本人所言，“在其他国家拥核的情况下，一个没有（核武）的伟大国家，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
核试成功后，法国再度寻求加入英、美两国的“核共享计划”。可是，美国仅愿意在北约的架构内分享机密情报，并反建议法国组成一支拥有弹道导弹战舰和潜艇的多边部队。不过，意欲带领法国走上自主外交的戴高乐拒绝了上述提案，认为这是美国试图获取法国核武的政治控制，并称“在事关重大问题时，主权国家将在单方面行使其主权”。由此可见，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国自行研发核武，不单是要在冷战时期增强军事及外交实力，更掺进了民族主义的旗帜，把核武当成法国民族身分认同的一部分。
此外，戴高乐有意在独立于美国的国防取态，还可见于北约的分歧上。早在戴高乐重新掌权前，他曾抱怨“我们已经将非洲和欧洲的基地移交出去，并授权美国人作出核战的决定⋯⋯我们对此无话可说”。然而，戴高乐坚持军事上必须独立，其理性是基建于一旦西欧受袭，美国或会有所顾忌，不会运用核武击退敌人。此等论调可见于他在记者会的讲话中：
“国防方面，感谢美国人的核武器，能确保自由世界几乎享有完全的保护，但他们最近已失去（核武的）垄断⋯⋯由于俄罗斯现在也拥有摧毁世界的武器⋯⋯当冲突可能发生时，美国自然会将自身的生存视作首要目标，故不会考虑作出‘核干预’的时间、程度和条件，保护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
戴高乐不服法国在北约处于附庸位置，还可见于其他争议中。例如，在推动北约改革不果后，他在1966年断然退出了北约的军事指挥机构（但保留成员国身分），并驱逐境内的北约部队。他又通知北大西洋理事会，说明即使在战争期间，法国亦会保留对整个地中海舰队的控制权，更禁止美国在法国领地上兴建导弹基地，及把美国的核武储存在法国。同年，他亦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演讲中，公开质疑美国介入越战的动机。
在苏联问题上，戴高乐更算是完全背离了美国的围堵政策。事实上，戴高乐并不反对与苏联谈判，更期望法国能在美苏对峙间保持距离。他曾在访问中表示，“真正的缓和，甚至是真诚的协约，将使东、西欧的关系彻底改变。若这一天到来，法国将针对欧洲的和平、均势和命运，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故可见1966年戴高乐出访苏联后，两国随即签署共同协议。协议除了扩大和深化政治交流，两方亦同意在经济、科学和文化层面，建立更密切关系。
诚如1965年美国官方的《国家情报评估》内写道：“戴高乐确信苏联在外交决策上，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会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在他眼中，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俄罗斯不再是欧洲事务中一股破坏和危险的势力。反而，这确实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将以现实的眼光，看待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戴高乐认为，苏联的思维和方针变化是个渐进的过程⋯⋯他将对任何能促成此进程的机会保持警惕”。简言之，戴高乐的外交理念不单止掺进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反对美国主导欧洲事务，亦无视资本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峙，有意与苏联修补关系，意欲重新把法国定位为欧洲中心。
外交自主和独立建军是必要之选
二次大战以降，几乎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能如特朗普一样，对欧洲表现出如此疏离、或甚具敌意的态度。起初，不少欧洲领导人，如马克龙、欧盟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英揆特雷莎·梅（Theresa May）等人，都尝试过与特朗普建立关系，寄望透过个人交情，能逐步淡化和改变特朗普甚具敌意的言论和政策。可是，各领导人的努力并未带来实际成果。相反，在汽车关税、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议等议题上，已反映出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缝渐见，令戴高乐早年对美国的顾忌和预言看似成真。
在汽车关税、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议等议题上，已反映出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缝渐见，令戴高乐早年对美国的顾忌和预言看似成真。
不过，欧美同盟的内部矛盾并非近年之事，而是源于冷战结束之时。旧时，同盟关系的立足点，很大程度是建基于两者在军事上的合作，以抗衡和防范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可从东面掺进。可是，苏联解体后，欧美失去了维系同盟关系的共同敌人，令两者的政策更易出现分歧。欧盟亦不愿再看见美方无视欧洲的利益，事事以单边主义作结。从小布什（George W. Bush）无视法、德两国反对执意入侵伊拉克、不愿确认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及出兵干预利比亚内战的例子可见，欧洲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眼界，早不如冷战时期般同步。
观乎这段同盟关系，美方最大的筹码是欧洲对美军及其核保护伞的依赖，但事实上，特朗普并非首位美国总统对此表示不满。奥巴马曾在利比亚内战中，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抱怨欧洲人“搭便车”，呼应了他主政时的首任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的观点，“直言不讳的现实是，美国国会及政治体制的容纳和耐心将渐减⋯⋯那些不愿意投入必要资源或改革的国家，必须显示出自己是认真、有能力的防御伙伴⋯⋯”。因此，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特朗普只是揭穿了欧盟在外交上的弱点，而非直接令同盟关系变质的始作俑者。换言之，关系变更应追溯至冷战结束之际，只是现实上没有一位领袖能像特朗普撕破政治禁忌，道出政治现实。
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特朗普只是揭穿了欧盟在外交上的弱点，而非直接令同盟关系变质的始作俑者。
诚如早前马克龙乘着一战百周年纪念所言，在“网络战争和民主体制受干扰之际，欧洲需要保护自己，以应对中国、俄罗斯，甚至美国”。尽管特朗普随后发文批评提案，还语带讥讽地指“美国当年赶到（巴黎）前，法国人已经在学习德语了”，尝试离间法、德两国。但平情而论，马克龙有意藉“永久合作架构”（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组建军队，以应对国际秩序走向多极化，符合欧洲未来发展和战略自主的目标。
所谓的战略自主，是指欧盟能像戴高乐当年的愿景一样，不但能独力承担起保卫家国的责任，更能独立地根据自身利益，制定适合外交政策，避免再次发生像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后，欧盟须绞尽脑汁，协助企业逃避美国制裁的窘境。乍听起来，在现时国防开支极不对等的情况下，战略自主看似是缘木求鱼的理想状态，但从近年欧美战略目标的分歧可见，马克龙的愿景理应是欧洲追求长远稳定的指导原则。
虽说PESCO由筹备、落实，到成功融合，非一代领袖足以推动的庞大工程，但去年底23个欧盟成员国启动欧洲防卫协议，亦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理论上，PESCO的框架可让多国更有效率地集结资源，用于军事采购和研发；而创建欧洲防卫基金（European Defense Fund）和马克龙提出的“欧洲干预倡议”（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则可透过共同规划和军队交流，建构泛欧洲的共同战略目标。倘若军事整合顺利，欧盟基本上已可减低对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制定自主独立的外交路线，脱离马克龙所称的附庸国地位。
在极端民族主义再度兴起之际，军事整合亦可视作契机，修补现时欧盟成员国在政经之争的缺口。
再者，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而言，在极端民族主义再度兴起之际，军事整合亦可视作契机，修补现时欧盟成员国在政经之争的缺口。现时欧盟所面对的内部挑战，不但在政治上有波兰、匈牙利等国对核心价值的践踏，经济上亦有英国脱欧、意大利财政预算超出上限的争议。反而，以军事整合作为“第三条”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手段，较容易在诸国中找到共识，特别是在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内战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等国已对俄国的扩张行为充满戒心。加上俄国以支援当地民兵发动战争的伎俩，未必能满足北约条款第五条中集体防卫机制的门槛，军事整合或是更有效能团结欧盟各国的必要手段。
先安内、后攘外
如果说，戴高乐在外交上的远见与魄力，堪为当代欧洲政治领袖之楷模；那么他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议题上的保守一面，则为当下纷争更多地提供了教训。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初期，不少人都对其抱有期望，并希望他能与默克尔携手改革欧盟。一年半已过，马克龙的改革大计尚未现实，即要面对因国内连番经济政策失误，而引发“黄背心运动”，更拖累马克龙的支持度由刚上任时的六成多，大跌至两成三。
观乎是次“黄背心运动”的起因，表面上是基层民众不满上调燃油税，而自发上街示威，但马克龙向示威者释出善意，宣布暂缓上调燃油税后，民众怨气尚未平息，更反映出马克龙的经济改革失败之处。政治上，法国或许与德国在欧盟内有同等地位；但经济上，法国却被德国比下去。面对国内近一成的失业率和两成的青年失业率，故马克龙上台后大刀阔斧，推行经济改革也是正确之举。
虽然共和前进党（LREM）在国会占绝对多数，令马克龙可以接连推行新政策，但改革的重担却是落在基层市民身上。对于基层民众来说，改革长远而言或可提升经济竞争力，增加就业，但问题是，一般改革皆需要数年时间才渐见成效。民众未其利，先见其弊。上调燃油税、削减国营铁路工人福利等，损失最多的都是基层民众；反观，在马克龙早前的预算案中，却推出多项被视为亲商、亲资本的政策，包括大减富人税和引进单一税率的资本利得税等，更似是加深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差距。
马克龙甫一上任便强调总统威仪，却被抱怨不够体察民情，在“黄背心运动”中遭受重挫，可算是重蹈戴高乐覆辙。
平情而论，马克龙上台后，大刀阔斧推行经济改革，本想振兴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本意皆无不妥。但锐意透过削减公共开支来实行改革，此等新自由主义的作风，加上马克龙长期摆出菁英主义的姿态，只会使民众强化对建制的不满，认为改革仅使会富人变得更加富裕，故马克龙对面的不只是燃油税，而是背后的社会公义和分配不均的大环境。
以此观照，戴高乐执政期间所遭遇的最重大危机，无疑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一历史事件固然有极为复杂的起因，但戴高乐未能及时体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心思变，尤其是社会结构面临自由化压力，仍然沿袭家长制作风，无疑是肇因之一。虽然凭借其极高政治威望，戴高乐最终度过这场危机，但日后公投失败退出政坛，不可不谓早有伏笔。
马克龙甫一上任便强调总统威仪，却被抱怨不够体察民情，在“黄背心运动”中遭受重挫，可算是重蹈覆辙。不过好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尚余大半，仍然有机会改弦更张，在外交自主和独立建军的“攘外”初见成效之前，先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打好“安内”的强固基础。
结语
欧洲要在国际舞台找到自身的定位，平衡各方势力之余，亦可减少美国依赖，戴高乐的提案或是满途荆棘的出路。
虽然戴高乐辞世将近半世纪，塑造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格局亦已成历史，但将军对欧洲发展抱有的现实主义眼光，至今仍有警世作用。现时在大国政治博亦中，欧盟正面对中国崛起、俄国的安全威胁和美国逐步回归到孤立主义的国际格局。在利益、目标各走迥异之时，若欧盟有意重新走上戴高乐所提倡的“自主路线”，军事上已再不能寄人篱下。只有军事独立，欧盟才能不受掣肘，根据自身利益来设定外交目标和政策。
诚然，必定有人质疑欧盟各国有否足够的政治决心和能力，来推动军事一体化。毕竟外交乃是内政的延伸，现时德、法两国内部疑欧声音日渐状大，当务之急是解决国内的经济失衡、极端主义抬头等问题，特别是在2015年难民危机过后，对部分政客来说，推动欧盟深化整合更是政治自杀，难以得到选民认同。可是长远而言，一个分裂的欧洲，将难以应对未来的地缘政治挑战，而欧洲要在国际舞台找到自身的定位，平衡各方势力之余，亦可减少美国依赖，戴高乐的提案或是满途荆棘的出路。
（杳三，国际关系研究者）
戴高樂是 Synarchie 會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