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区诺轩：香港应该如何重组民主碎片？

香港民主党作为本地反对力量发轫之始，早前59名成员宣布退党， 集体宣告退党理由是与党内成员林卓廷不和。

退党自立，对于民主党来说，本也不是新鲜事。只是环顾几次退党潮，多是本著立场相异而分手——少壮派坚守最低工资立场离开（编注：1999年，民主党内两派人马就是否将“订立最低工资”纳入区议会选举政纲而展开激烈辩论，最终方案遭否决，支持方案的“少壮派”元气大伤，核心成员陆续退党），改革派不同意通过政改方案离队（编注：2010年，民主党“少壮派”部分人士因不满党内政改方案立场而退党，前后约有30人，并另组政党“新民主同盟”）——但今回与其说是立场迥异，不如说是人事纠纷，两帮人多年不和终于分手。笔者不是不理解，理解是一件事；但站在整体政治形势而言，此次退党理由连政治立场差异都说不上，不见得是好事。

环顾香港政治，合久必分，但分久未必必合。有心读者便明白，民主派分裂除了与成员个人感到不爽有关，亦属环境使然：长年的争取欠缺进展，产生策略分歧，比例代表制选举也鼓励政治区分而非整合。民主阵营碎片化怎会是新鲜事呢？这些年因民主党分裂而催生多少新生政团，乃至于此次退党大潮，传媒也不见得关心。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民主派碎片化的结果是，换届选举不见得取得最有效益的成绩，而补选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纠纷、败北。面对接踵而来的多场选举，新界东补选、区议会和立法会改选，各民主板块还有多大条件聚合力量，来与共产党代理人一战？不扭转此种不断碎片化的情况，香港议会生态难以改变，香港的民主运动也将不会找到出路。

选民面对个人情仇的无辜

因此，民主派的人退出政治组织，可以是自主的抉择、人事的解脱，但适用于所有离开的人的问题是：今后大家又愿意拿出多少气度，把整体的胜利放在个人喜恶之上？

时任社民连（香港泛民主派政党）主席黄毓民十年前说过“民主派没有不分裂的本钱”伟论，但单看2018年两次九龙西补选，泛民阵营间指骂不断、失票严重，我看不到今天分裂还可以赚取甚么本钱。其实有规模的政党，方有资格谈派别，“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如何建立健康竞争、派系不轻言离开才是学问。

民主党这次多人退党，据说源起于党内不同派别拣选选区出现冲突。退党要员之一的柯耀林所属的“将军澳民生关注组”推荐李柏棠于将军澳“都善”选区工作，但民主党成员庄荣辉也有此意愿，引发民主党中委会决定党员不可兼任关注组成员，点燃退党导火线。民主派在区议会层面能挑战建制派的人已不多，却仍发生分党分到非同室操戈不可的问题，很不符合理性利益。

同样的分裂，建制阵营一样存在，民建联也有乡事派、福建帮的利益照顾，出选议席不可能没内部冲突，像田北辰（香港建制派人物）退出新民党后，叶刘淑仪（新民党主席）凡见他的（立法会）动议，都明刀明枪对著干投反对。只不过到了各级选举，不论候选人是谁，建制派总能够倾巢而出，两次九龙西补选，搬出十万票便是十万票；立法会换届改选，每区派出的参选名单总比民主派贴近可获取议席的数目；甚至区议会选举，我们也很少听到建制派协调不成功的案例。（注1）

如此差别，我们大可将建制阵营无比和谐的关键是推诿给中联办背后操控之手；民主派自主为本，没有可能受制统御，有权者要赶走自己人、对方要妨碍我属意的人参选，哪有忍气吞声理由。只是当玉石俱焚，因为分歧就无法为支持者尽力取得议席，难免感到可惜。民主阵营分裂，每每参选名单众多，导致票源很难不被分散。即便市民踊跃投票予民主派候选人，都难抵分裂造成的议席分割。民主派多人参选的结果，是鹬蚌相争，建制派得利：是新界西何君尧（建制派人物，坊间称西环之子）当选、九龙东谢伟俊（建制派人物）能担当议员十年之久。（注2）

因此，民主派的人退出政治组织，可以是自主的抉择、人事的解脱，但适用于所有离开的人的问题是：今后大家又愿意拿出多少气度，把整体的胜利放在个人喜恶之上？

打仗一直输还谈甚么政治分歧

除非你觉得政治体制已经没有参与反制的价值，否则无论你是本土自决派还是传统泛民，若连行权之位都不能夺过来，更不消说实践主张，又如何能在各级议会中和中共代理人斗下去呢。

香港的民主运动，在乐此不疲区分同路人的同时，太少意识到剪碎了的政治光谱已经到达难以重新拼合的地步。从初时为了适应比例代表制选举而各党派分道扬镳，到了如今没有大台、各自为政的状态，再经多次补选证明，民主派已很难由一个人全数取回反对力量的选票。选后很多检讨说泛民要怎样做才可以拿回支持，但大部分说法都忽视了一名政治人物的“承载力”——例如梁文道说那些茶余饭后批评民主派“搞搞震不重民生”（搞搞震，粤语，添乱、捣乱）的市民，是可以争取的希望——但实际上你不能期望政治人物一边拖延一些具争议的政府工程、回应反对大白象工程的市民诉求，一边和那边厢的街坊说没有搞搞震的。左右做人难。

所以虽然姚松炎和李卓人（两次九西补选民主派的参选人）未能取胜，但再扪心自问，仅有的出选人里，还有谁比他们更有条件呢，我只希望他们可以走出败仗阴霾。在政权删掉一堆人的参选权后，姚松炎可能已经是最能拿取本土自决派支持的人，他只是少了经传统选举工程获取的主流泛民支持；李卓人从一开始参选已经是本著败仗的心态在打，支联会和工会抗争形象原本就不利争取温和派的支持，而他作为传统泛民代表人物，亦难得到黄毓民游蕙祯等的支持者的同情，最后在冯检基参选下，拿回好些民协区的选票，可能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补选过后，撇除一些全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好多人都提出检讨云云，也有些较具体的建议说要怎样调整路向。笔者认为更基本的，在于处理反对阵营面对各级选举的韧性。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除非你觉得政治体制已经没有参与反制的价值，否则无论你是本土自决派还是传统泛民，若连行权之位都不能夺过来，更不消说实践主张，又如何能在各级议会中和中共代理人斗下去呢。

假如有反对党统帅

如果真的有些工作明知要合作，却放任各自为政，是没有承担的表现。合作，是需要超越板块政治来重整。

甚么是韧性呢？就是各级选战一定要做好最优配置，我有时幻想，反对阵营若真有统帅，一定会确保下列建设实现。

新界东补选：单议席单票制选举讲求跨阵营支持，而出选伦理不可违背，故梁国雄作为被褫夺资格者，他与社民连成员应该最有权决定人选，如果由他出战，他能否拿出与各阵营和解合作的气度，决定战事胜败。若果社民连认为应由其他人出选，仍需重整泛民到本土都认受参与的推举制度，作为换取整体支持的关键，推荐最多阵营支持的人出选。

区议会改选：无论戴耀廷教授的占中案判决为何，“风云计划”作为招聚地区工作者的平台，必须由全体泛民承担。致力派出最多的人认真参选（并非挂名牵制了事），所有民主派组织和立法会议员都有责任不分党派支援。

立法会改选：“雷动计划”尽管意见纷陈，但试图透过民调推荐每区最有胜算名单，不应尝试未竟，便半途而废。就算不可行，诸如2016年立法会选举后期的弃选策略，亦可探讨。总而言之只有协调每区可当选名单，才可真正战胜建制派。

以上都说易行难，然而，当泛民在立法会争取的每一席位都成为“关键一席”当下，实在没有理由故步自封。

这些年间流行于香港网络的一种说法是“议会无用论”，事实上，今天的立法会已无险可守——拨款议案，反对阵营已很难阻止通过。因此本文无意处理这论点，因为什么叫“有用”可以很主观，容易被有心人永续抹黑。不过，要说服公众“进入议会有意”义，需处理两个问题：

第一，投票议政还可以换取多少影响施政的成果，票数究竟还剩何价。很多市民对有功能组别议员投票赞成“致谢议案”（注3）或弃阵离席感到不明所以，因为此举根本说明不了换取了甚么民生政策给市民。当然，主张议会抗争的阵营，也应当思量，除了“被抬走”之外，还可以有何种抗争方式、还可以争取甚么。

第二，议会内达不到目标，议会外可以如何积存民主力量和公民社会实力。林朗彦和梁颂恒在一篇访问中提及利用议席支援地区工作，是不为而非不可为的事。但总言之，所有现任议员必须明白，一方的政治行为，系及全体阵营的荣辱，各自为政是不会有结果的。

现时议会内的四大板块政治（民主党，公民党，专业议政，议会阵线），不应被当作各派各自表述的避风港。选民有不同光谱、代议士行动各异可以谅解，但政治行动若真的能与选民诉求对口，富裕区选民就不会自2016年立法会选举后大幅离开民主派，基层区的支持就不会逐渐为建制派侵蚀。如果真的有些工作明知要合作，却放任各自为政，是没有承担的表现。合作，是需要超越板块政治来重整。

本文无意做道德判官，只求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矣。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说：“泛民人士应否仍一厢情愿地盼望港独及自决派是泛民大家庭呢？”，但在最近笔者工作的港岛南，才刚刚由民主党到众志完成了一次蛇宴活动——一桩可能很老土但又很务实的地区工作。就如今次退党事件，有些恩怨若果无法化解，的确无法勉强，但世界很大，拼合碎片如果是有利的话，何乐而不为。

（区诺轩，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岛））

注1：香港立法会采用比例代表制，每个选区都按人口数目设有一定议席。政治阵营要取得最多议席，便要预算总共取得多少选票，可以均匀分配给多少候选人名单当选。太多类近阵营的候选人名单参选和分布选票不平均，都不利整个阵营获得应得的议席。

注2：九龙东立法会选举自2012年来共有5席议席，泛民主派得票都过半，但因为激进阵营有多张名单参选，所以结果一直是3席由建制派当选，2席分别由民主党和公民党候选人当选。谢伟俊作为建制派候选人，2012年受惠于民主派分裂，敬陪末席赢得议席；2016年立法会选举，新界西选区共9席议席，民主派同样出现票数占优，但只获得4席议席，当时黄浩铭、李卓人和黄润达都取得多于2万票，但未能当选，建制派的何君尧却取得约三万五千票敬陪末席。

注3：对《施政报告》进行辩论是《基本法》规定的立法会的职权之一，但立法会不能否决《施政报告》，不会就《施政报告》进行表决。因此《施政报告》辩论沿用了回归前的模式：由内务委员会主席动议致谢议案，启动辩论；辩论结束后，会议就致谢议案进行表决。致谢议案是议员议案，需同时获得功能团体和地方选举产生的两部分议员各有过半数赞成始获通过。回归以来，由于非建制派的反对，致谢议案多数被否决；但近年由于建制派在两部分的议席都占了多数，致谢议案便顺利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