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柏升：投了、没投、不出来投⋯⋯民进党是2018选得太差，还是2014选得太好？

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结果对绿营很多人来说应该很错愕：对于进步派来说，明明改革已经在路上了，为何期中选举还是乌鸦鸦？长期执政的高雄市以及2014年大幅获胜的台中市为何都败给保守又亲中的国民党？对于心急如焚的台独派来说，这不啻是对这几年民进党执政的一个重重打脸，好像民众仍然只想发大财而不管其他议题；而对于进步派而言，或许更令人失望的是，外媒都倾向于将这次选举的结果解释成中国势力的胜利。

目前已经有够多文章谈论民进党为何失败：党内青回阵认为“改革无感”是选举失败的主因，然而不少人分析称，同婚议题才是民进党掉票的主因。针对这点，林宗弘团队基于县市数据的推论认为，失败乃军公教改革与农业改革的反扑，跟同婚没什么关系；而张育诚最近于“菜市场政治学”发表的文章，用区位资料反推个体可能投票意向，结果显示2018年大部分选区的民进党支持者没有出来投票，而真正发生选民结构变动的地方并不多。

本文基本上循著张育诚文章的逻辑，以观察2010-2018年六都的投票率变化以及真实支持率。本文的简单结论是，在中南部选区，问题不是2018年选太差，而是2014年选得异常的好。

问题或许是在，为何民进党执政后没有办法巩固执政优势，为何政绩没有办法转换成选票？

14-18年发生了什么事？

笔者希望藉数据来进行说明。下面五张图的横轴都是2014年与2018年投票率的变化，如果数字为正就代表2018年投票率比2014年高。纵轴是2014年到2018年支持率的变化，与横轴一样，数字为正代表2018年比2014年高。支持率的意思是得票数除以选举人数，是一个比较好作为估计的指标；资料点则是直辖市各里的两党表现。

这几张图不包含台南市，因为台南市在2018年经过村里重划，没有办法把两次选举的数据勾连在一起。台北市的部分，我把2018年时的姚文智（民进党参选人）以及柯文哲同样算成绿营；在高雄市我则把2010年时的杨秋兴（无党派参选人）以及黄昭顺（国民党参选人）都算成蓝营。

图中，如果资料点都是分布在第一象限，代表该党较有可能在2018年催出支持者投票或是成功拉拢对方选民；如果在第二象限则比较可能是对方选民不出来投票。在第三象限，则指较可能是自己阵营的人不出来投票或是自己阵营的选民倒戈；第四象限则是对手成功催出选票。

从下图可以看到，台北市无论蓝绿都落在第三象限，也即相对于2014年，2018年两党的选民是比较没有热情的。

新北市则是民进党催不出选票且可能流失支持者到国民党那头，相对的，国民党则是催出了好些支持者。

桃园市则是跟新北市相反，民进党催出了许多选票但国民党流失了许多选票。

台中则比较可能是2014年的民进党支持者不出来投票。

高雄则跟台中相反，是2014年不投票的选民大量涌出支持韩国瑜。

这些数据解读与张育诚用跨层次推论（或称为生态推论Ecological Inference）的结果是一致的。

2014年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暂时回过头来看2014年泛绿阵营的大胜，大部分的评论都会说2014大胜是由于国民党的亲中政策造成大部分台湾人不满，而太阳花运动过后这股社会动能转化成支持民进党的选票。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很合理，但没有办法准确地指出，到底是传统国民党支持者不愿意出来投票，或是民进党真的成功获得浅蓝选民的票？

本文同样利用生态推论的方式尝试捕捉2010-2014年选民投票意向的变化。生态推论是一种在个体资料欠缺的情况下，用区位、集体的资料来反推个体信息的统计技术。举美国为例，研究者找得到一个邻里的投票信息（例如：民主党62% 共和党38%），也可以抓到一个邻里的种族信息（例如：白人35%、黑人40%、拉丁25%）；但是并不会有一个邻里层面的、依据不同种族来记录的投票行为信息（也就是我们不会知道黑人有多少比例投给共和党），而生态推论就是利用前两者来推算最后者。

放到台湾的脉络下，就是我们有“村里”层级的2014年投票信息、也有2010年的投票信息，我们就可以推估到底在2010年投给国民党的人，有多少在2014年继续投给国民党、及有多少人没有出来投票。

以下六张表是推估的2010到2014年之间，选民投票行为的变化。表中各格的数字代表推估人数占全部有投票权人数的比例。

首先是台北市。当初非常多人说柯文哲成功地让浅蓝的选民转投白色力量，这也是白绿合作成功的主因。但从生态推论的结果来看，2010年投给郝龙斌而后在2014年转投柯文哲的人口只有3.90%，远远不及连胜文非常成功的让蓝色选民投不下去的人数（6.25%），也远远不如让不投票的选民出来投给柯文哲的人数（7.50%）。

所以与其说柯文哲成功地拿到了浅蓝的票，不如说柯文哲成功地让政治冷感的台北市民出来投给他。

新北的故事非常明确，“水牛伯”游锡堃并不是因为自身的选票增加而看起来很有机会，而是因为2010年支持国民党的选民不出来投票（7.82%）而显得很有机会打败朱立伦。

桃园则是与台北相似，郑文灿成功地让原本对于政治冷感、不投票的选民出来投给民进党，进而拿下了胜利。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因为桃园在2010年尚未升格成直辖市，所以我用2009年的选举结果来做统计推论。

台中的故事则是不投票的蓝营（5.21%）以及原本不投票的人投给绿营（4.28%），让林佳龙打败了“企鹅市长”胡志强。

台南的故事与台中相同，在蓝营接近放弃的选举策略下，基本上2010年投给郭添财的选民在2014年完全不想出来支持黄秀霜（7.55%），而许多原本不投票的选民出来支持赖清德（7.69%）。再加上台南原本民进党支持者的基数就很大，这也让国民党2014年在台南选情难堪。

高雄的故事则是原本在2010年投给黄昭顺或是杨秋兴的人，在2014年选择不投票（7.35%）或是投给陈菊（7.49%），这样的变化让陈菊大获全胜。

从2014年六都选举的生态推论来说，民进党在地方选举大获全胜的主因是，失望的国民党选民不出来投票，其次是不投票的人被催出来投给民进党，只有很少部分的选民转移了支持对象。这结果其实不大吻合四年前大多数的人所说的，台湾人民主动用选票否决了国民党的中国政策；相对的，这结果比较接近于国民党支持者对于各种政策执行的不满而不愿意在中期选举出来投票。

而这样的解释也比较接近于进步派对于2018年民进党选输的诊断——那是内政问题而不是对中政策的投票。诚然，影响中期地方选举的因素比起总统选举来说是复杂许多，地方派系的结盟、中央政策的后果等等，再加上各地各党派投入的资源又不一致，很难去指出某个单一议题可以解释地方选举的结果。如果这是2018年的状况，那进步派就必须要正视，2014年民进党的大胜并不只是因为选民反中爱台，而是有更多的因素。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本文对于2014年的判断，在2018年这次选举结果可以得到更多数据的佐证。菜市场政治学的文章也用生态推论指出，18年国民党翻盘的主因是民进党选民不投票以及原本不投票的人出来投给了国民党。如果再对比一下2014年民进党的大胜，我们可以推断许多在2010年不投票而在2014年出来投给民进党的选民，到了2018年又不出来投票了，原本在2010年选择投给国民党但在2014年不投票的人，2018年又全部归位投给了国民党。

以下五张图更能捕捉2010-18年的变化，这五张图中，横轴是政党在10年到14年各村里支持度的变化，而纵轴则是14-18年支持度的变化。如果资料点集中在第一象限，代表的是支持度在这8年一直增加，而如果在第二象限，则是“受过的伤害会得到弥补”，也就是14年流失的选票在18年补回来了。在第三象限代表了支持度不断流失，最后在第四象限则代表“出来混的总是要还”，意思是14年增加的支持度在18年吐回去了。

在台北，我们发现两党在14-18年支持度变化不大，但10-14年的差距颇大，这代表了14年那次的选举，柯文哲成功得重塑了台北市的政治板块，而这个板块并没有在18年有所移动。

新北则是国民党在2018年重振旗鼓，而民进党则是8年来一直流失选票。

桃园很有趣，2014年两党都增加了支持度但到了2018年郑文灿成功地把选票巩固。

台中高雄则是民进党把2014年增加的票通通还回去了，而国民党成功地重振雄风。

是选民变了、还是政党变了？——台湾政治的基本格局

笔者认为，要理解这样的选民摇摆现象，必须要深入台湾民主化后的政治结盟。民进党作为一个反威权的政党，从党外时期就与工运、农运运动走在一起，这也是民进党至今仍然给人“穿草鞋”的社会运动政党印象的历史缘由。除了中南部农业地区选民外，民进党另一个很大的支持基础是世居城市的老本省人，这群人中，不乏有家族长辈在国民党接收台湾初期吃过亏甚至是政治受难者，这群人就是绝对不会投给国民党的一群。

在国民党那边，最核心的支持者就是跟著国民党一起迁台的外省人们，包括所谓的“高级外省人”以及其他中低阶军官荣民等等。而国民党最大的支持者，其实是从农村移民到城市，享受到1970至90年代经济奇迹但没有感受过威权政体的暴力的一群人。这群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地位也属中上，总括来说就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不见得有很强的统独理念，并且会自称没有意识形态只在乎经济。但更为有趣的是，这群城市中产很难把他们的选票投给“民粹、基层、搞政治”的民进党，他们对于民进党的支持会表现为不投给国民党；这群人的投票行为可以总括为“蓝绿一样烂，票投国民党”。这番判断是基于笔者于南部跟台北都居住超过十年的经验以及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界对台湾选民结构的基本判断。

在这样的选民结构下，国民党的困境是高级外省人人数的萎缩以及中国正统在台湾已经趋于没有任何市场，过分的强调中国正统会让城市中产受不了而不出来投票，再加上核心支持者越变越少，国民党能打的牌只剩下经济奇迹。

民进党的困境可能更为严峻，当民进党脱去了农运、工运的大众主义色彩后，许多农村、地方派系的结盟变得十分不稳固。而另一方面，民进党的进步政策（同性婚姻、年金改革）理论上应该要获取高教育城市中产的支持，但偏偏这群城市中产虽然号称中立理性选民，但大多仍然认为民进党政府只会操弄省籍问题而不会做事，这群选民就是前述的“蓝绿一样烂、票投国民党”。民进党没有办法成功获取这群人的选票但又流失了既有的农村、派系的选票，这是2018年选举的硬伤。

民进党政府在这两年的施政成果没有在任何形式的媒体上有传达的机会，这样的结果，大半要归咎于执政党自身的政治沟通问题。

盘点民进党政府上台两年以来的政策，从税改、年金改革、劳动关系到婚姻平权，每个政策领域的改革方向其实都是符合进步派立场的，也应该符合城市中产的口味；而经济成长率、基本薪资、再分配、社福等等领域也都是处于成长的状态，所以对于民进党以及进步派来说，这次经历无疑是一个奇怪的战败。这场奇怪的战败，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网路信息战的讨论已经算相对完整；另一方面，也与传统电视媒体为吸引收视率而铺天盖地报导“韩流”有关。民进党政府这两年的施政成果，极少获得在任何形式的媒体上的传达机会，这无疑是致命的。其中原因，大半要归咎于执政党自身的政治沟通问题。

从税改、劳基法修法、转型正义、年改到同婚，当今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些政策都有自己的立场，但只要遇到挑战就开始闪烁其词，领导层也不出来捍卫自身的政策立场，还放任个别团体与国民党去形成舆论甚至是假消息。

盘点民进党三年下来的治理，在专业程度高、进入门槛高的政策领域，民进党的政策不容易遇到挑战（例如税改或是国防自主）；但在论述门槛低、政策专业性不高的领域（例如劳基法、同婚），民进党的政策就被打得千疮百孔，而整个政党在大部分选民心中就继续是那个没有执政能力、执政效能低落的草包政党（即便各种数据上来看，民进党的执政效率比国民党好）。

历来总统的剧码

面对中期选举的失利，台湾的总统大体上可祭出两套剧码，即诉诸外交面——民族主义与对美关系。2004年总统选举时，陈水扁政府在没有办法获取美国大力支持的情况下，选择了打反中牌：借由反中的台湾民族主义唤起选民的热情，而这套剧码也成功的让陈水扁以些微的差距连任成功。在2012年，马英九面对严峻的期中选举情势时，亲北京的美国前外交官包道格（Douglas Paal）在电视台发表反对蔡英文“台湾共识”的谈话，这番谈话也被认为是帮马英九政府的连任打了一剂强心针。

民主化以来，台湾的执政党遇到选举困境时，最常诉诸的就是统独与对中关系，这也是台湾选举研究的共识。而这种对中策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第一种是将自身塑造成反中护台的守门人，第二种则是将自身塑造成可以同时得到中美两国认可的代理人。陈水扁时期的民进党政府大量使用第一种策略，而国民党则长期将自己打造成八面玲珑的代理人。但在2008年之后，随著陈水扁的垮台以及民进党党内的重组，民进党也越来越淡化民族主义的色彩，转向强调亲日、亲美的形象。不过，这波党内重组除了造成前述的农村选票流失问题外，也造成了绿营党内大老的不满，这也是民进党这几年的最大危机。

相对的，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形象就是中美两面讨好的代理人，一方面国民党运用中华文化的正统性与中国政府共同打造“九二共识”这类模糊但有创造性的词汇，而在另一方面则运用既有外交体系的人脉维持良好的美国关系。但在马英九政府于2012年后全面倒向中国、以及党内激进统派于2016年趁机推出洪秀柱短暂参选的风波后，国民党需要花更多力气才能重建良好中美代理人的形象。

面对中期选举的失利，台湾的总统大体上可祭出两套剧码，即诉诸外交面——民族主义与对美关系。

面对这次选举的失利，我们可以预见民进党政府会花更多的心力去推动亲美反中的外交形象。而习近平的新年对台讲话，正好为蔡英文提供了建立这种形象的最好机会。当然，这样的剧码不见得有助于解决民进党政府的政治沟通困境，但2020选举在即，将政治议题重新拉回蔡英文熟稔的外交领域才是民进党政府最合理的选择。

（李柏升，搜集不同国家与不同科系学位的读书人，目前旅居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