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春山：国民党应重返《国统纲领》，与对岸民主协商

新年伊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两岸以及在台湾内部，都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习在讲话中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诉求，这是台湾执政当局，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长期以来都闻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的议题。

马英九卸任后虽声称“不排斥统一”，但他执政八年期间，采取的却是一个“不统、不独、不武”的大陆政策；民进党紧抱“台独党纲”，执政后当然不会把“统一”做为政策的选项。现在习近平把问题抛出来，台湾朝野虽被迫做出回应，但答非所问，内容全无交集，就像是进行一场“聋子的对话”。

习近平在此时推出统一诉求，回避“一中各表”的空间，其时机及动机可察；更进一步，此论述撼动了国民党所立足的基础，似削弱了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与角色。面对此种状况，国民党须重建大陆政策，重返《国统纲领》，再邀中共入局谈判。在台湾未来的命运前途中，国民党须重新检视自己的角色。

习近平推统一诉求：从焦虑感到急迫感

从40年前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把对台政策从“武力解放”转为“和平统一”后，两岸统一就是中共执政当局长期追求的目标，从来就没有被放弃过。中共领导人过去之所以没有把统一诉诸行动，甚至没有把它当成“口头禅”，主要是受到内外环境因素的制约：

在主观环境方面，中共“有心无力”，因欠缺统一的实质要件。邓小平早在八○年代初就说过，“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换言之，当时中共既缺乏和平统一的“软实力”，也缺乏武力统一的“硬实力”。

在客观环境方面，中共“师出无名”，因欠缺统一的形势要件。在台湾内部，主张统一和主张独立者，一直位居政治光谱的两端，无论它们的声势如何互有消长，但主张维持现状者，始终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美国是影响两岸关系的关键因素，美国虽根据“三个联合公报”与中共建交，但美国的两岸政策始终是在“分而不独，和而不统”的战略中模糊进行。

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首先，今日的中国大陆已非吴下阿蒙，两岸与中美力量的对比，皆出现大小不同程度的差距，中共已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来启动统一的列车。其次，台湾经过三次的政党轮替，已出现严重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执政者甚至公开坦承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台美中三边关系已出现急遽的变化。

过去最常听到用来形容中美关系的一句话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但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上台后，这句话已被修正为：“不会更好，却有可能更坏。”2017年12月18日，川普推出他任内首份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把中共和俄罗斯一起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国防部随后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则在“竞争对手”之前，再加上“战略”两个字。

中美关系会产生这样的变化，有些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像制度及价值观的分岐，这些是形成中美“战略互疑”的深层部份；有些则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包括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的竞争。美国一度期待中共加入WTO后，会因经济市场化而政治民主化。但中共最后却选择走“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美国期待之外、具有“新威权主义”特色的第三种选择。而中国的崛起，更使中美两国一步一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促使美国决定对中共进行全面的围堵。

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4日在华府智库针对中美关系发表的一场演讲，曾被外界形容是一篇“讨中檄文”，对中共的政策及体制做出猛烈的抨击。在美国国内，“反中”已形成两党共识，并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因此，在中共看来，川普掀起对中贸易战的动机，就不仅是“在商言商”，而更像是从事一项“既要钱、又要命”的交易。中共不仅必须付出经济利益的代价，而且必须改变它的专政体制和行为模式，甚至必须改变它的对台政策。

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曾表示，上世纪八○年代，中美两国虽为了处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而绞尽脑汁；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已成功管控台湾问题长达40年之久。史坦伯格质疑，“老的方式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川普上台后，现在这个问题会日益恶化？”其实答案就存在于中美关系变化的过程之中。

冷战时期，台湾曾被美国视为“和平演变”的前沿基地，当中共在一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取代前苏联，成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后，台湾的价值就是美国围堵中共的一张牌。而支持台湾的民主，则为美国运用“台湾牌”提供了合理化的基础。

川普上台后大力提升与台湾的关系。2017年12月12日，川普签署国会通过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NDAA），其中有条款论及重启台美军舰互泊，与邀请台湾参加美军演等建议。虽然川普事后表明，此条款不具法律约束，是否落实属宪法赋予总统之专属权力；但中共对川普持续对台军售及加强台美军事交流的举动，仍公开表达不满和抗议。川普2018年3月16日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为台美各层级官员互访打开了一道门。

川普另于2018年12月31日，签署了国会提出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ARIA），其中第209条涉及“对台湾承诺”的部份，表明美国支持美台之间密切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关系；反对改变现状的行为，并支持台海两岸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此外，美国总统应定期对台军售，也应根据《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高层官员访问台湾；法案重申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将进一步落实美国政府的对台承诺。

习近平认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他的急迫感部份来自他“时不我予”的焦虑感；如上所述，台湾内部形势和中美关系产生的变数，许多非习能有效掌控。而一些变数也有可能在中共内部造成外溢效应，影响到习的内政作为和统治地位。除此之外，急迫感也和习的两岸路线有关。

习近平的两岸路线

习近平与其前任不同，他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中共眼中的“台湾问题”。因此他采取的对台政策方略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及“胁之以力”。为了要“动之以情”，所以习强调“两岸一家亲”和追求两岸的“心灵契合”；“晓之以理”，是说明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欺凌的百年沧桑，所以习会不断重申“六个任何”，即“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诱之以利”，是强调“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以及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胁之以力”则是不排除在外力介入和台独分裂主义活动的情况下，保留中共对台用武的可能性。

习近平虽像邓小平那样，没有为统一的时间设限，但对台政策必须和“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相向而行，故不会坐视“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因此习赋予两岸文化和交流的任务是促进双方的经济和社会融合发展，即从“求同存异”，前进到“聚同化异”，以完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著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习近平希望的是实质上的统一，而非形式上的统一，不要为了统一而让民族利益付出代价。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的设想，是为了统一后的两岸关系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一国两制”当初应该是为台湾量身订制，但因不被台湾接受，反而在港澳主权移交后得到落实。邓后的中共领导人仍根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目标拟定对台政策，只是考量两岸关系的变化，多谈少谈，或是刻意避而不谈。习近平这次提“两制的台湾方案”，或许是为了先善意突显台湾与港澳的情况的不同，而同时提出民主协商的建议，也意味大家可以共同探索不同的方案。

台湾各种民调显示，“一国两制”是不受台湾民意支持的。因为“一国两制”既是统一后的制度性安排，台湾又被视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尽管中共不断强调两制并存，没有“谁吃掉谁”的问题，但因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差别，台湾人民认为接受“一国两制”下，台湾还是有被吃掉的感觉。何况受“占中事件”的影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留给台湾民众的是负面的印象，他们怀疑中共所提“50年不变”的承诺，担心台湾会成为另一个香港。

民进党当然反对“一国两制”，习近平的讲话等于送给蔡英文总统一个球，让她可以藉题发挥，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划上等号，可以因此加大民进党否认“九二共识”的力道。蔡总统确实因此摆脱“九合一”败选的阴霾，她的民意支持度在习讲话后止跌回升，可见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已存有定见。

国民党的因应对策

实际上，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这个概念的理解，是相当含糊的。韩国瑜虽在高雄选战一役中提出了这个概念，但没有证据显示他是因此而得到选民多数支持的。选后的民调也显示，有将近7成的受访者，不清楚此“共识”确切内涵为何，甚至超过7成受访者，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边一国”。但经过蔡英文的诠释后，“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成了民众心目中的“连体婴”。

对国民党而言，习近平在讲话中抛出了这个议题，让党内许多人感到困扰，担心统独争议在民进党刻意操作下，会取代民生议题成为今年台湾总统选战的主轴。个人认为，无论是从现实或理想出发，国民党都不能对习在讲话中抛出的议题视而不见，而必须清楚表明立场。

首先，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坚持反对“台独”，因为于情于理于法，“台独”都是一个假议题，在现实上也不可行，会造成两岸的兵戎相见。就像新加坡已故资政李光耀所说“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在他执政期间失去台湾后还能继续掌权，而且美国也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而与中共交战。”

其次，虽然两岸关系目前不具统一的条件，但国民党应准备自己的一套统一方案。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增修条文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其中就有“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的字句，因此，从战略的观点看，统一应是国民党做为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从战术的观点看，两韩就是透过统一的谈判过程，来营造半岛的和平氛围。两岸需要和平，就不能排斥谈统一。

最后，涉及统一的路径问题，《国家统一纲领》（编注：《国家统一纲领》，国民党于1991年执政时通过的对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也有所谓“三个阶段”的进程设计，即从近程的交流互惠阶段，到中程的互信合作阶段，最后进到远程的协商统一阶段，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其实，在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台湾已经跨进了第二个阶段，两岸不仅签署了包括ECFA在内的23项协议，并且把两岸的官方沟通管道，从两岸两会提升到两岸事务部门主管，再上升到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只是，因为马政府当时采取“不统”的立场，两岸关系才没有进到第三个阶段。

总之，国民党可以基于“稳中求进”的原则，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来深化两岸的交流，进而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目的是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国民党更应根据《国统纲领》的指导原则，建议恢复国统会的运作，做为与对岸进行民主协商的机制。目标是创造统一的有利条件，包括协商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以及统一后的制度安排。

国民党标榜“立足台湾、胸怀大陆”，就应具有历史的使命感，为崛起的中国指出一条更适合全体中国人走的道路。总之，台湾不能也不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缺席。

（赵春山，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马英九两岸政策的重要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