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冉：在污泥中描绘星空——作为科幻迷和国际主义者，我为何喜欢《流浪地球》

改编自刘慈欣原著小说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已成为中国大陆这个春节最火热的话题。这部此前命运多舛、几乎无人看好的“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电影”，上映后口碑爆棚、票房登顶，上座率与排片量一路攀升。

然而，电影的爆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在豆瓣等电影评分网站上，“五星党”和“一星党”展开恶战，双方都拒绝接受对方阵营的评价和理由。“一星党”认为“五星党”对电影吹捧过度，要么是审美堪忧，要么是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宇宙战狼”；“五星党”则认为“一星党”对国产科幻电影过于苛刻，要么是根本没看懂电影，要么是只关注意识形态而不能客观评价影片本身质量。一时间，各路社交网络与媒体混战不休，甚至爆出一些五星党追骂一星党迫使改分的事件，也令更多人忿忿不平地去打下一星和五星来表明立场。

没人能否认，影片的缺陷十分明显。其中最重要的缺陷或许是许多中国电影的通病：台词尴尬、旁白生硬、强行煽情、主要演员演技薄弱（一些配角反而出彩）。此外，它也有着许多好莱坞式科幻大片的通病：设定和逻辑不够严谨、人物单薄、情节套路、缺乏深度。还有一些观众干脆无法接受电影的基本设定：太阳即将吞噬地球，人类决定把地球装上发动机带走；为了防止地球坠向木星，人们把木星点燃来推开地球。这确实是一个相当疯狂的设定，在科学上也不可能成立。因此，一部分观众认为电影不及格。

然而，在另一部分观众眼中，《流浪地球》无疑算得上是一部出色的科幻电影：它有着新奇的设定、恢弘的想像力、冷峻的科幻内核、出色的视觉效果、令人目不暇给的细节，甚至有许多意料之外的调侃中国现实的黑色幽默。在接受基本设定的前提下，科学方面的推演能够自洽，剧本也至少能中规中矩地符合好莱坞爆米花大片水准；重工业风的视觉风格和科幻特效应用在熟悉的地名和语言上，更带来了好莱坞科幻电影中难觅的“熟悉的陌生感”。更有许多观众因不同原因而深深感动：宇宙的宏大、人类的渺小、灾难面前的人性、超越琐碎生活的想像力。当地球拖着小小的尾巴落寞地离开太阳系，当熟悉的地标（中央电视台大楼、上海中心大厦）被冰雪覆盖，当蓝色地球与红色木星的大气层彼此交缠，当空间站划过木星表面，影院中都有人忍不住小声啜泣。

口碑两极，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

如果仅仅是审美口味差异，我们断不会看到如此激烈的争吵；这部电影口碑的两极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撕裂。

电影本身的观感之所以两极化，也许是因为观众关注点差异较大。一部分观众关注科幻内核和视觉效果，对剧情和人物宽容度较高；影片能完整呈现出迥异于好莱坞式科幻灾难片套路的基本设定，已足以让许多科幻迷心满意足。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科幻电影也应与一般商业电影有同样的标准，台词、演技和剧情的硬伤不可接受。而由于人物众多、故事线复杂，在时长限制下，影片将许多重要设定快速带过或省略；这对科幻爱好者来说不是问题，但对许多观众来说可能会造成理解的断层。

例如，十分重要的“抽签”机制和引发的反对在片头新闻滚动条中一闪而过，导致许多没注意到的观众不明就里；这个牺牲35亿人的决定必然会引发极其激烈的争议和反抗，却只能化为故事的一个背景。再比如影片没有交代“联合政府”的具体位置：科幻迷很容易理解联合政府就在地球上，许多观众则可能难以相信手握特权的政府成员会作出牺牲自己的决定。影片中还有大量细节虽有专门镜头做铺垫，但因节奏太快而容易错失：机械外骨骼、球型保护器、VR色情片、巨型运输车的球型方向盘、火石的能源供应、反抗军的存在、太空站休眠舱的脱离程序……此外，影片也存在不少剪辑和情节推进方面的问题。结果，一部分观众认为影片叙事有重大缺陷，另一部分则翘首以待导演加长剪辑版。

当然，如果仅仅是审美口味差异，我们断不会看到如此激烈的争吵；这部电影口碑的两极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撕裂。影片内容本身可以有多重解读：它究竟在宣扬集体主义还是个人英雄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形式究竟是好莱坞还是中国式，精神内核究竟是中国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就连站在同一阵营的观众也有不同看法。毕竟，每个人在作出解读时，都难免基于自己的既有立场；以下是我作为一名科幻迷和国际主义者的个人解读。

既非集体主义，也非个人英雄主义

放在全片基调中，这不是一种对“圣母心”的批判，而是承认了“人性”在文明存续中的关键作用。相比原作备受诟病的科学理性至上、为拯救文明而牺牲生命的基调，《流浪地球》电影无疑更贴近人们熟悉的好莱坞取向和普世价值。

虽然有人因拒绝刘慈欣而拒绝《流浪地球》，但《流浪地球》电影版却是对人们印象中“刘慈欣”的反叛。从《流浪地球》原作到《三体》，刘慈欣一直被批评借极端设定推崇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甚至有人将他定性为法西斯主义者。这是因为深受黄金时代西方科幻影响的刘慈欣特别喜欢给出极端条件下的设定，迫使人们思考道德准则面对宇宙铁律时的变化。他本人在作品中常常给出科学和理性至上的解答，这种冷酷让许多读者警惕和反感。

《流浪地球》电影中同样摆出了刘慈欣式的极端条件下的两难选择：一边是地球上35亿人渺茫的生存机会，一边是人类全部文明的电子记录与受精卵（“火种计划”）。联合政府作出了弃地球而保火种的决定，这也是一个《三体》式的纯粹理性而放弃人性的决定。要注意，联合政府很可能是一个非民主的威权体制——他们的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也并没有将“火种计划”的存在告知35亿将会被牺牲的民众。

然而，电影主角刘培强基于个人情感与判断反抗了政府命令，为保全（包括儿子在内的）35亿人和地球而放弃了能将“人类文明”的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他质疑代表集体主义和集权主义的联合政府：“没有人类的文明又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中国军人角色，这种个体能动性、对集权决策的反抗和对私人情感的珍视称得上一种突破。

不仅是刘培强，影片中还多次描述不同个体的反抗：军人周倩为避免牺牲队友而违抗上级命令，姥爷为保护孩子而试图拒绝联合政府强征车辆；空间站多名宇航员各自独立地做出了反抗人工智能命令的决定；主角刘启和韩朵朵也常有“不顾大局”、感情用事的表现。韩朵朵最重要的动员演讲，更是着眼于“希望”这种个体情感，而非“拯救人类”的理性大局观（因此也被批评为“过度煽情”“不说重点”）。影片最后，代表纯粹理性和科学主义的人工智能莫斯（致敬了《2001太空漫游》中的人工智能HAL）感叹：“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奢望。”放在全片基调中，这不是一种对“圣母心”的批判，而是承认了“人性”在文明存续中的关键作用。相比原作备受诟病的科学理性至上、为拯救文明而牺牲生命的基调，《流浪地球》电影无疑更贴近人们熟悉的好莱坞取向和普世价值。

因此，《流浪地球》并不是一部集体主义电影：它赞颂了全人类面对末日灾难的合作努力，但并不推崇为集体利益和长远目标而放弃个体情感；它甚至影射了个体反抗威权政府的正当性。

主角并非天赋异禀或头顶光环；他们始终都不是救世主式的唯一人选（The One），而只是出现在合适时间、合适地点的“其中之一”。

那么，这是一部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吗？也不是。相反，影片为“拯救地球”的科幻灾难片主题提供了一个非常罕见的视角：虽然故事主线一路跟随主角刘启与父亲刘培强，但在故事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用相当大的篇幅呈现“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努力”这一信息。当主角一行千辛万苦走到转向发动机下，他们得知发动机早已被其他队伍点燃；当刘培强与俄国宇航员试图从人工智能手中夺取空间站主控室，他们发现还有其他国家的宇航员也在做着同样的反抗；当主角提出点燃木星的方案，人工智能却说以色列科学家早已计算过了。最终的点火操作，更是靠讲着不同语言的各国救援人员齐心协力（以看上去很蠢的人推人方式）才得以完成；与此同时，镜头交代千里之外的另外两座转向发动机也燃起了火焰。于是我们明白，主角并非天赋异禀或头顶光环；他们始终都不是救世主式的唯一人选（The One），而只是出现在合适时间、合适地点的“其中之一”。仅在这一点上，《流浪地球》着墨于群体努力的国际主义视角，是长期专注于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救世主义的好莱坞科幻电影所欠缺的。

因此，虽然有官方媒体和批评者如此定性，但《流浪地球》本身并不是一部“中国人拯救世界”的民族主义电影。在大灾难的背景下，影片并未渲染国籍（只有吴京饰演的刘培强突兀地强调了一次“中国”宇航员），倒是把一些“中国特色”做成了黑色幽默式的笑点——“北京根本看不到星星！”与其说“回家”和亲情的主旨是中国式的，不如说它是一种普世情感——《地心引力》和《星际穿越》也强调同样的主题。至于“带着地球流浪”这种新奇设定，确实从未出现在西方科幻中；它也许反映了中国人的“安土重迁”情结，而能在科幻电影中体现这种文化多元性，本身就是一种优势而非缺点。

相比经典的太空探索类科幻，《流浪地球》中的集体迁移，是面对巨大灾难而被迫流亡的难民视角，而并非“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殖民者投射。电影展露了人类的渺小和宇宙的宏大，与其说这是“人定胜天”的乐观信念，不如说是面对不可避免苦难的绝望一搏。总体来看，影片在微观情感层面是相当个人化和好莱坞式的，在宏观层面又是超越国族的，可以说选取了潜在观众的“最大公约数”。

若认为中国的文艺产业不应与官方话语体系有任何重合，也未免太过挑剔。

诚然，影片的国际主义和反美国中心（影片中的美国几乎毫无存在感）视角与中国官方话语体系存在互文；但若认为中国的文艺产业不应与官方话语体系有任何重合，也未免太过挑剔。毕竟，“民主”“自由”这两个词，也存在于中国官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电影人与科幻创作者，不应因中国政府对话语的垄断和吞噬而被迫放弃自己对相同概念的阐释权。

“中国科幻崛起”是“太空战狼”吗？

对中国的创作者来说，是否一定要小心翼翼地与中国元素划清界限，才能避免“民族主义”的批判？而一个非民主国家的观众，是否就没有权利期待根植于自身文化的科幻作品，并为终于看到符合期待的佳作而感动？

也有批评声音认为，影片内容虽不渲染民族主义，但在宣传时强调“中国科幻崛起”，这也是试图收割民族主义市场。在当下民族主义情绪涌动的中国，这种忧虑自然有其道理。然而，对中国的创作者来说，是否一定要小心翼翼地与中国元素划清界限，才能避免“民族主义”的批判？而一个非民主国家的观众，是否就没有权利期待根植于自身文化的科幻作品，并为终于看到符合期待的佳作而感动？

好莱坞科幻电影对非西方元素的呈现一向令人诟病。从《火星救援》与《降临》中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国戏份，到好莱坞版《攻壳机动队》中不伦不类的日本元素和主角被“洗白”，东方元素的呈现总难避免尴尬，而片方对此仿佛浑然不觉。有着巨额投资和成熟制作流程的好莱坞科幻大片，不可能找不到真正熟悉亚洲社会与文化的顾问和演员；然而这些往往只是影片点缀、异域奇观或政治想像，至于对非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呈现是否准确，好莱坞并不在乎。这意味着如果非美国观众只是想看一部能自然呈现本土元素的科幻电影，恐怕是不能指望好莱坞的。

对国产科幻电影，中国科幻迷已经等了很多年。虽然早在1980年中国就拍出了《珊瑚岛上的死光》，叶永烈、郑文光等老牌科幻作家也早已写出过许多出色的作品，但1983年关于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论争和随之而来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中国科幻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此后多年，科幻文学在中国一直颇为小众，作者青黄不接，只靠《科幻世界》和更为小众的几家杂志和网站苦苦支撑。直至近年来《三体》突然在主流市场引发热潮，刘慈欣和郝景芳先后夺得雨果奖，未来事务管理局、八光分等新兴科幻文化传播机构纷纷成立，科幻迷们才开始相信中国科幻也许真的迎来了发展窗口。

然而，《三体》的热卖并没能带动其他科幻小说的销量，《三体》电影也一波三折、最终石沉大海。有人开始认为，当下并不是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而是泡沫时代；大众对《三体》的热捧也许是基于其中映射的中国现实和意识形态，与科幻本身无关。因此，《流浪地球》电影的成功对科幻迷来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它的意识形态与《三体》完全相反，却依然获得了主流市场认可。

《流浪地球》电影的成功对科幻迷来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它的意识形态与《三体》完全相反，却依然获得了主流市场认可。

中国有着巨大的电影市场，却欠缺成熟的商业电影作品；而在网络盗版和字幕组的多年滋养下，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口味早已超越了电影工业的发展水平。在《流浪地球》上映之前，几乎没有人对它持乐观态度：硬科幻电影特别是灾难电影需要成熟的电影工业支持，这一点中国毫无经验；投资方不相信国产科幻片能有市场；因《战狼》而成为民族主义代言人的吴京加盟，更令许多人彻底丧失信心。正因如此，《流浪地球》上映后的第一波口碑（大多是科幻迷）才会大大超出预期。

可以说，《流浪地球》反映出的“中国科幻”，是在文化、资本、政治与观众的多方压力之间极力周旋的结果。因此，它不同于好莱坞科幻，也不同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它选取的道路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它拒绝了最有诱惑力的选择——向民族主义话语献媚。要知道，“拯救地球”主题的科幻灾难电影本就很容易滑向爱国主义情感，加之《战狼2》反映出的中国巨大的民族主义市场，拒绝这种诱惑并不容易。

在好莱坞电影形成全球文化霸权的今日，本土电影的发展离不开本土观众的支持，宣传这种“本土性”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这在日本和韩国电影市场也有明确体现。当然，“中国科幻”的叙事确实容易被官方话语绑架；一部分观众的感动也确实有民族主义成分，更不必提追骂一星评论的狂热粉丝（即使这一部分人里，也有不少是“粉圈思维”而非“战狼思维”）。但是，若用“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标签去强行解释所有人的感动，也是对个体情感与体验的轻视。

“中国科幻”的叙事确实容易被官方话语绑架；一部分观众的感动也确实有民族主义成分，更不必提追骂一星评论的狂热粉丝（即使这一部分人里，也有不少是“粉圈思维”而非“战狼思维”）。但是，若用“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标签去强行解释所有人的感动，也是对个体情感与体验的轻视。

在这场争论中，有大量电影观众和科幻迷明确反对民族主义，拒绝“战狼”标签，与官方争夺着定义“中国科幻”的话语权。拒绝民族主义，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弃中国官方试图染指的领域。如果说电影宣传激发了一部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它同时也展现了创作者与观众抵抗“战狼”的可能性。

科幻作品中的意识形态

科幻作品可以给出与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基本设定，探讨人类社会在各种前提假设下的发展形态和应对方式，对现实进行影射、隐喻和颠覆，因此特别容易成为意识形态的角斗场。许多科幻作家也因作品或本人流露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批判。

从《三体》得到中国主流市场青睐的那天起，“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的刘慈欣就陷入了严厉的批判漩涡之中，对他的作品涉嫌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科学至上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质疑从未停歇。《三体》能在非科幻读者中引发巨大反响，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它迎合了中国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崇。

《流浪地球》电影虽然与《三体》流露的理念相反，但也有令普通观众难以接受的极端设定，例如一开始就一闪而过地交代了“通过抽签让一半人进入地下城”——这意味着35亿人的死亡，有着巨大的伦理问题，与《复仇者联盟3》中反派灭霸的理念如出一辙。可惜的是，影片只是交代了一句“有国家反对抽签”，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充分讨论这一矛盾——那可能需要另外一整部电影。

科幻作品可以给出与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基本设定，探讨人类社会在各种前提假设下的发展形态和应对方式，对现实进行影射、隐喻和颠覆，因此特别容易成为意识形态的角斗场。许多科幻作家也因作品或本人流露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批判。“科幻三巨头”中最受争议的罗伯特·海因莱（Robert A. Heinlein）因在《星船伞兵》中设定公民必须服兵役才能获得公民权，被认为鼓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他的《异乡异客》又被批判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等他在《严厉的月亮》中描写了月球革命党反抗地球统治，又被批评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位巨头阿瑟·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的作品（如《2001太空漫游》和《与拉玛相会》）常流露出冷冰冰的科技宗教主义；他本人相信“在对信息自由的争夺中，科技而非政治将成为最终的决定者”“任何能被机器取代的教师都该被机器取代”。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长期被批判讽刺民主体制、为专制主义唱赞歌。

事实上，绝大部分太空歌剧和星际探索类科幻作品，都带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子——其中一部分带有自我反思，例如奥森·斯科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的“安德”系列，而卡德本人又是个臭名昭著的恐同者。近年来西方科幻作者中兴起的右翼团体“小狗党”，更令许多人怀疑科幻这一类型文学是否带有保守主义原罪。

在极端状态下拷问人性，是西方科幻小说的早期情结之一。阿瑟·克拉克发表于1949年的《Breaking Strain》中就讲述了一种极端处境：两位宇航员因事故受困，氧气只够一个人存活，两人必须决定谁自杀。这类题材中，一个饱受争议的延伸是汤姆·戈德温发表于1954年的短篇小说《冷酷的方程式》：宇航员在飞船里发现了一位偷渡的少女，而飞船重量的改变将导致坠毁；为了保住经过精确计算的“冷酷的平衡”，主角不得不将少女抛出太空杀死。这个故事可以说是科幻版的“电车难题”，但科幻设定为本不存在正确答案的道德困境施加了一道冷酷的标准。刘慈欣本人曾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到这篇小说，称它“准确深刻地展现出在宇宙铁一般法则面前传统伦理的脆弱”。他本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性”与“文明”的抉择，正是“冷酷的方程式”在人类整体尺度上的延伸。

在对科幻设定和道德困境的考量中，西方科幻逐渐发展出对科学、理性和现代性的反省。从菲利普·迪克到赛博朋克再到当下女性和少数族裔作家的涌现，当代西方科幻的主流是对科技持怀疑和内省态度（大家熟悉的《黑镜》是一个集中体现）。

刘慈欣对科技和理性的高度崇拜（以及对人文艺术的相对轻视），一部分来源于早期西方科幻的影响，一部分根植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体验。刘慈欣的成长经历了动荡的时代，他对底层民众在体制变革中遭到的冲击有深刻的同情——《乡村教师》中贫困山区的农民，《赡养人类》中的拾荒者和孤儿，《地火》中的矿工……“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在他的作品中，唯有科技发展才能解决底层的痛苦，让矿工“走出黑暗的矿井，在太阳底下，在蓝天底下采煤”；也唯有科技发展，才能解决冷酷宇宙和怀有敌意的“高级文明”可能带来的威胁。

当西方科幻已经发生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扩张到自省的转向，这种过于朴素和老派的早期科幻主题难免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反映的是市场化改革之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

当西方科幻已经发生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扩张到自省的转向，这种过于朴素和老派的早期科幻主题难免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反映的是市场化改革之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美国文化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早已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所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正是基于这种成长经历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资源的匮乏与争夺成为刘慈欣作品中的常见主题，他笔下的角色也常流露出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认同，这是许多人批判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因。但刘慈欣在受此类批评最为激烈的《三体》系列中也明确表示过：“人性的解放必然带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当科幻设定为各种形态的理念和体制提供了合理性，同时也就提供了矛盾的爆发点；如同“冷酷的方程式”一样，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它所带来的争论本身而不是答案。在创作中，刘慈欣或许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现实中的任何一种邪恶，都能在科幻中找到相应的设定，使之变为正义。反之，现实世界里最道德的义举，也能通过虚构一个极端环境来使之消失合法性，甚至变得恐怖。”但这并不意味着极端情境没有探讨的意义，也不意味着读者不能质疑和反思作品中的道德理念。科幻小说的魅力之一，恰恰在于它能够容许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极端情况展开推演，并借此更深入地拷问人性和理性的边界：正因为道德之困难，才凸显道德之可贵。

刘慈欣另一个饱受诟病的观点是他在《三体》中提出的“宇宙社会学”和“黑暗森林法则”：宇宙中所有文明都彼此抱持敌意，一旦发现其他文明势必立刻消灭对方；许多人因此批评他思维封闭，无视文明之间沟通合作的可能。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也认为，一个开放国家的科幻作者才能写出更和平友好的外星人。

在太空扩张故事中，无论是否带有反思，西方科幻的自身投射往往是殖民者（如《阿凡达》）；在外星入侵故事中，西方科幻的投射往往是恐惧移民的宗主国（如《第九区》《异形》）。当然，近年来的西方科幻对外星人和人工智能等“异类”开始有着越来越包容的态度。然而，刘慈欣作品中的外星人（如三体星人）从来都不是移民者、而是殖民者的形象——他一直描写的是“技术更先进的文明与原住民之间的相遇”，其中地球是更原始一方。刘慈欣作品中的地球，面临的是被“高等文明”殖民的威胁；这是一种第三世界的体验，是有着被殖民史的文化才更有共鸣的视角，也有着明确的历史镜像。

不过，“反殖民”作品很容易解读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意味，二者往往相伴共生；生活在现代中国——一定程度上已转变为殖民者——的刘慈欣仍然有着深切的被殖民者和第三世界认同，并能在主流市场获得高度认可，也确实与中国政府制造的主导语境和民间涌动的民族主义情感不无关系。

三十多年前，中国科幻曾因意识形态的打压而陷入低谷；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又因意识形态的撕裂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然而，科幻文学与影视中蕴含的科学理念、探索精神以及无拘无束的想像力，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意识形态和所有政治体制下的人们都有权拥有的。

科幻作品无法彻底摆脱意识形态，但它从来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三体》获得雨果奖时，颁奖词是这样写的：“科幻生于西方，长于西方，在东方也找到了沃土，这是科学与想像超越国界的人类意义的最好证明。”西方科幻作品曾在中国文化市场贫瘠之时为许多人带来科学的启蒙和思维的震撼。当现实的一地污泥让我们深陷在意识形态的争夺之中，却无暇顾及星空，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三十多年前，中国科幻曾因意识形态的打压而陷入低谷；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又因意识形态的撕裂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然而，科幻文学与影视中蕴含的科学理念、探索精神以及无拘无束的想像力，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意识形态和所有政治体制下的人们都有权拥有的。《流浪地球》也许不是横空出世的里程碑，而是倒映在一地污泥中的星空：它几乎必然会被踩踏和扭曲，但毕竟为生活在沉重现实中的我们，展现了另一个维度的可能。

（刘冉，科幻译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本文参考了王瑶《“冷酷的方程式”与当代中国科幻中的“铁笼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