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贲：从“列宁神话”到“列宁笑话”，看红色教育如何戕害心智

多年以来，如何处理列宁遗体的争论在俄国成为一年两次高峰的周期性问题，在列宁的生日（4月22日）前后通常会出现一个高峰，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之前则会出现另一个高峰。但今天，这样的争论已经不再是高度意识形态的“政治事件”，而更像一个是否应该安葬列宁遗体的实际考量。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让列宁入土为安，妥善安葬列宁的遗体，这符合东正教基督教的传统，也符合逝者个人家庭的意愿。现在维护遗骸和陵墓建筑的费用非常高昂，部分由国家预算承担，部分由非营利基金捐赠。 有人提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俄国的过去，安葬列宁有助于俄国翻过这一页历史。当然，也有人认为，保存列宁陵墓是一个国家的羞耻，是无视布尔什维克犯下的罪行。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列宁建立的国家是以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梦想为基础的，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却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推进有利于劳工的改革，让社会变得更公正。而且，他们认为，不安葬遗体也并非不可以的，且有先例可循。世界闻名的俄国外科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y Pirogov），他的防腐尸体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现在的乌克兰文尼察市（Vinnytsia）展出，保存在东正教教堂的一个地下室中，被一些教会观众视为圣人遗物。

多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试图与辩论保持距离，认为是否安葬列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能会伤害许多老年人的感情。政府也试图避免与列宁遗体有直接关联。近年来，在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时（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公共事件），列宁陵墓已经不再出现在公众视线中，这与共产党时期领导人站在列宁纪念馆顶部检阅游行是完全不同的。

列宁身后事：从遗体到雕塑

列宁刚去世的时候，他本是一个凡人。由于后来阴差阳错的历史原因，列宁由一个真实的凡人变成了一个虚假的神。他的遗体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当作革命圣物保存下来，并被当作偶像接受万众崇拜。路透社专栏作家谢尔盖·卡普京（Sergei Karpukhin）在《革命的尸体》（Revolutionary Corpse: Why and how Russia still Preserves Lenin in Its Heart ）一文中称此为列宁变成“活雕塑”的过程。

列宁刚去世的时候，他本是一个凡人。由于后来阴差阳错的历史原因，列宁由一个真实的凡人变成了一个虚假的神。

在痛苦挣扎两年后，列宁因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而在1924年1月去世。 布尔什维克领导最初只打算让他的遗体保存几天，以供民众瞻仰。但是，列宁临时陵墓前等着与他告别的民众队伍在几天后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 于是便需要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几天后通过的临时方案决定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以便再保存两个月。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 到三月份解冻时，共产党领导人又再讨论如何让列宁遗体保存更长的时间，有几个供考虑的不同方案，包括固体冷冻遗体、将遗体存放在甲醛中，或放在充满氮气的密封容器中。

在当时，这些都不是无限期维持遗体的计划。伏罗希洛夫元帅（Kliment Voroshilov）的意见就是， “我建议什么都不做。 如果身体没有改变再坚持一年，这已经够好了”。最终，实验性的防腐程序由医学教授伏洛别也夫（Vladimir Vorobiev）和生物化学家泽巴斯基（Boris Zbarsky）负责执行。 该程序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实验，将科学、艺术和神秘主义融合在一起，不断使用专门开发的人造材料，对列宁遗体进行“重新防腐，重新雕塑和替换”。

当然，瞻仰列宁遗体的民众是不会知道这些的。他们以为看到的是列宁的本尊面目，不知道那只是一具唯有手和脸没有被遮盖的“尸体雕塑”。对此，卡普京写道，“对列宁遗体的关心远不止是简单地防止分解。 一个拥有数十位专家和丰厚经费的特殊研究机构，正在努力研究使身体看起来和感觉像新鲜死亡一样的新方法。 他们设计了特殊的液体来保持皮肤的弹性和正确的颜色。 将少量的基于石蜡的物质注入皮下，以补偿体内脂肪不可避免的退化损失，并找到了保持小关节灵活的方法”。

列宁遗体的真实情况成为苏联的“国家机密”，管理人员担负的是“重大政治任务”，最细小的情况他们也必须“定期报告给党的领导层”。尽管他们的工作经常受到内部表扬，“但有时候事情却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1945年3月，在皮肤增强手术后，列宁右脚的一块表皮失踪了。 尽管做了所有的努力，但它从未被发现，后来只能用移植物来替代”。

最早致力于保存列宁遗体的科学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科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传统”，创造了一种只有某些最高领导人才可以享受的、名副其实的“神圣待遇”。除了列宁，还有九位其他国家领导人享受到这一待遇，八位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另一位虽然也运用了苏联技术，但却是在 “反修精神”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完成的。

政治停滞时期的“列宁笑话”

虽然列宁的遗体一直被当成是革命的道身真神，但其神圣光环早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就已经开始消退，这主要是因为以列宁为象征的那个革命意识形态，在经过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统治、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赫鲁晓夫本人“2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失败、勃烈日涅夫的重新斯大林化和政治停滞之后，已经丧失了真实的信仰感召力，变成了同列宁一样的一具僵尸。

勃烈日涅夫时期是“列宁笑话”盛行的时代，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关于“革命导师”的玩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1970年苏联官方隆重庆祝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为了颂扬这位伟大的领袖，政府建立博物馆，树立列宁塑像，颁发歌曲和诗歌奖，出版了许多书籍和纪念文册，广播和电视不断推出各种节目。官方宣传重新启用革命时代的口号，并以列宁的名字命名许多工厂、农庄和新产品。虽然有的苏联人仍然对列宁怀有敬意，但是官方无休无止、狂轰滥炸、铺天盖地的宣传，效果却适得其反，令人生厌，简直成了对列宁的“高级黑”：

– 一对新婚夫妻去家具店买了一张三人床，因为“列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 新建的纪念喷水池叫“列宁溪”，香水叫“列宁味”，化粧粉叫“列宁的骨灰”，乳罩叫“列宁山”，鸡蛋叫“列宁球”，孩子玩具是装有按钮的列宁陵寝，一按开关，就会蹦出斯大林的棺材。

勃烈日涅夫时期出现大量关于列宁的政治笑话，标志着苏联人与苏联政权的彻底疏离。列宁是苏维埃革命和文化传统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而勃烈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权贵精英政权，已经完全背离了列宁当年对普通大众富有号召力的革命理想和道德价值。但是，只要苏联政权还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它就不得不把列宁作为其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柱，列宁的诞辰和忌日也就必然是重要的官方纪念日。

勃烈日涅夫时期出现大量关于列宁的政治笑话，标志着苏联人与苏联政权的彻底疏离。

但是谁都知道，对列宁的纪念是一种政治仪式和政权合法性象征，而不是真的要回归他所代表的革命理想和价值。对列宁的政治玩笑针对的往往并不是列宁本人，而是官方对他的利用、和政治宣传的虚伪和欺骗。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诗句“我们说‘列宁’，指的是党。我们说‘党’，指的是列宁”被加上了一句，“五十年来，我们总是说东，指的却是西。”

– 一位学生胡子拉碴地跑进教室，教授问，你怎么这个样子？“我害怕。我打开广播，广播里说‘列宁活着’。我打开电视，电视里说‘列宁活着’。吓得我都不敢再开我的电动剃须刀了。”

– 勃烈日涅夫要为列宁纪念日定制一幅“列宁在波兰”的画像。苏联艺术家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派的传人，没法用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题材作画。最后，勃烈日涅夫只得请一位老画家来完成此项任务。画作完成后举行揭幕典礼，只见画上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像是列宁妻子的人躺在床上。勃烈日涅夫怒不可遏地问：“这个男人是谁？”画家回答：“是托洛茨基。”“那个女人又是谁？”勃烈日涅夫又问。“列宁的太太。”“那么列宁呢？”“列宁在波兰。”

– 学校的孩子们访问列宁的遗孀娜蒂亚·克鲁普斯卡娅。“娜蒂亚奶奶，请给我们讲一个列宁的故事。”“孩子们，列宁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一群孩子来访问伊里奇，列宁正在刮胡子。孩子们说：‘和我们一起玩吧’。列宁眼里充满了慈祥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畜生，他妈的滚！’——他没有动刀子。”

– 莫斯科举行一项报时钟的制作比赛，三等奖得主的钟每到整点就出来一只布谷鸟，叫着“列宁，列宁”。二等奖得主的钟出来的一只布谷鸟叫着“列宁万岁，列宁万岁”。头等奖得主的钟会有列宁跑出来叫着“布谷，布谷”。

新的列宁笑话与旧的列宁笑话不同，尤其是笑话的“妙语”（punch line）部分。旧列宁笑话的妙语明显是讽刺共产主义的，但对列宁还抱有敬意，并不直接侮辱列宁。但是，新列宁笑话与许多后期的勃烈日涅夫笑话一样，往往是对列宁本人进行粗鲁的嘲弄，经常运用污言秽语、脏话和性幽默。例如一则1920年代的列宁笑话说：

– 有一个人去拜偈列宁墓，守卫对他说，“列宁死了，但他的理想永远还在。”这个人说：“我倒希望列宁还在，死的是他的理想。”

而斯大林时代的列宁笑话实际的是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嘲笑的对象是斯大林，列宁只是附带的。这是一则1950年代的列宁笑话：

– 一个人入地狱见到希特勒和斯大林所受的刑罚并不一样。他问，“为什么希特勒站在齐脖子的烫屎尿里，而斯大林只到腰部？”“因为斯大林站在列宁的肩上。”

与这样的旧式列宁笑话相比，1980年代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列宁就不再是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或是斯大林主义暴力统治的始作俑者，而是小丑、布谷鸟时钟、被老婆戴绿帽子的人，具有更明显的鄙夷不屑意味。列宁被拉下了神坛，不仅成为一个凡人，而且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凡人。

党国将亡之际的列宁恶搞

苏联解体前不久，列宁不仅仍是“恶搞”的对象，而且恶搞已经公然发生在电视上。这虽然有点像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列宁笑话”，但性质完全不同。

此前所有的列宁笑话（与其他政治笑话一样）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人知道谁是笑话的作者。官方虽然可以惩罚说笑话和听笑话的人们，但却无法追究笑话的“事主”。但公开的恶搞就不同了，“事主”明摆在台面上，要是他不觉得有相对安全的说话大环境，绝对不敢轻易暴露自己。而且要追究的话，公开恶搞是比说笑话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敢于公开恶搞列宁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苏联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敢于公开恶搞列宁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苏联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最有名的一次公开恶搞列宁，要数俄国前卫艺术家谢尔盖·古廖金（Sergey Kuryokhin）的电视亮相。然而，今天回顾这个事件，重点不在于古廖金到底说了什么，而在于观众的反应让我们看到，几十年的僵化思想统治，如何让几乎整个俄罗斯民族失去了正常思维的能力。

1991年5月17日，距离引发苏联解体的“8.19”政变还有三个月，当天列宁格勒电视台的晚间谈话节目《第五个轮子》（意为：多余的人或物）有两位交谈人物：一位是三十多岁的主持人肖洛霍夫（Sergey Sholokhov）；另外一位就是古廖金。 肖洛霍夫是一个新媒体人，他的节目很受欢迎，许多人都相信像肖洛霍夫那样与苏联旧媒体无关的年轻记者。

这两位年轻文化人的交谈背景是一个学术气息浓郁，但显得有点杂乱的书房，他们讨论的话题是“感觉与假设”（Sensations and Hypotheses）。观众认为交谈正在慢慢展现一个文化谜题，交谈者是值得信任的。他们完全不像是制造肤浅故事的那种人，而是严肃、深刻的问题调查型思考者。

在谈话中，扮演“严肃学者”角色的古廖金提出了一个理论性假设，那就是列宁有好几年都在消耗稳定剂量的迷幻蘑菇，在此后某个时刻，列宁自己变成了蘑菇。 而且，这种转变可能引发了让他执政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古廖金以一个“亲身实地考察者”的身份说，他曾经在在墨西哥旅行，见到一些与20世纪初工人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发现这些革命几乎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复制品。这两种革命虽然远隔重洋，但有着思维形式上的高度相似。他推论说，这不是巧合，会不会是因为有相同的作用原因？那就就是迷幻剂。

古廖金的“研究”发现，在西伯利亚中部地带有一些特别的植物，他们具备和“乌羽玉”以及墨西哥蘑菇同等的功效。众所周知的一种就是毒蝇蕈 （又名蛤蟆菌，一种毒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植物一直被用作麻醉药和致幻剂。食用毒蝇蕈后能产生异常和长时间的欣快感，并产生视听幻觉，这使之成为倍受世界上许多原始部落推崇的宗教仪式用品。

古廖金将俄罗斯和墨西哥的致幻蘑菇的存在和使用联系起来，认为毒品最终激发了俄罗斯革命的成功宣传。 事实上，列宁消耗了如此多的蘑菇，以至于毒蘑菇的真菌“意识”完全侵耗掉了他的健康。 最后，古廖金说，“我十分确定，十月革命是由多年来一直食用某些蘑菇的人进行的。 这些蘑菇在被这些人消耗的过程中，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个性。 这些人正在变成蘑菇。 换句话说，我只是想说列宁是一个蘑菇”。

古廖金还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一些通信来作为他推论的证明，在有的信件里，列宁说，他吃了一些蘑菇后感觉很好。而且，还在列宁的书房照片中发现了蘑菇状物体，到底是什么至今都不清楚。还有一份比较分析，比较列宁站在上面发表著名演说的那辆装甲车和迷幻蘑菇的根部结构，二者非常相似。 古廖金展示了一系列的档案照片和旧纪录片，用作支持他理论的线索。

古廖金还指出，如果把列宁的名字Lenin从右往左读过来，就是Ninel，“懂了么？这个Ninel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什么，而是一道法国名菜，而这道菜就是由蘑菇做成的，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另外，“列宁曾经对贝多芬的“热情”协奏曲这样评价：‘神圣的，非人间的音乐。’他为什么对贝多芬的音乐有这种感觉呢？同理，如果把贝多芬的名字拆开，在德语里面Beet是蘑菇的意思，hoven是精神的意思，贝多芬的名字的含义就是‘蘑菇精神’。这和列宁之间同样也是有某种关联，对吧？”

古廖金思维连贯、语词缜密，加上专有名词和原文引用。对谈人肖洛霍夫一脸严肃地专注倾听，还穿插了一个预先录制的访谈材料，是他与一位真的迷幻学专家讨论致幻蘑菇问题的。这个访谈虽然没有涉及列宁，但在这个场合播放，起到了巧妙的移花接木效果。在他们严肃的表情和学究般的气场里，电视机前的苏联观众被引入了一个迷幻语境，如坠云雾之中。

俄裔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尤恰克（Alexei Yurchak）于1990年代早期采访了一些当时的观众，他写道：“很少有人当时就能看出这是一个恶作剧节目，但是大多数人都记得自己困惑，动摇的感觉，不知道要做什么”。 人们不知所措，是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它发生得太突然了，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对之作出反应。这一事件后来被视为苏联（和俄罗斯）文化的特征标志，用来证明苏联群众的轻信，其实对今天的互联网文化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我们准备好运用自由了吗？

就苏联的语境而言，古廖金发表“列宁是蘑菇”的高见，根本不像苏联人所熟悉的那种苏联“政治笑话”，而是以非常认真严肃的“学术探讨”和“调查研究”面目出现在电视观众的面前。这种全新的讽刺和嘲笑手法，让几乎所有人都不知如何应对。他们错愕不已，陷入一种几乎是集体性的认知和判断休克。一直到今天，上了年纪俄国人都还记得这件事，就连年轻人也都知道“列宁是蘑菇”这个说法，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这种全新的讽刺和嘲笑手法，让几乎所有人都不知如何应对。他们错愕不已，陷入一种几乎是集体性的认知和判断休克。

共产极权几十年统治下的苏联人，早已习惯于把电视当作可靠消息的来源，被动的信息接受惯性使他们非常轻信易骗。更何况，他们根深蒂固地相信列宁是革命导师，虽然有的人以前开过无伤大雅的列宁玩笑，但那只是消遣娱乐和寻开心而已。谁也不敢想像有人会如此肆无忌惮恶搞列宁。当然，也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胆又挑衅的恶作剧，并且笑了起来。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该如何作出反应，他们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尤恰克回忆道： “几个星期后，数百万人陷入了困境，像是‘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回想起这件古怪的往事，人们也许会联想到1957年愚人节在英国发生的 “意大利面”事件。那一年，一向颇受推崇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在4月1日的新闻节目里报导，由于冬季气候温和，可怖的象鼻虫已经消灭，瑞士农民正享受着面条大丰收的喜悦之情。与这条消息同时播出的，是瑞士农民从树上“采摘面条”的一组镜头。一大批观众居然上当，向电台询问如何在自家后院里栽培他们的面条树。对于这个问题，BBC非常巧妙地回复说，他们应该“将一根面条放在番茄酱锡罐中，然后期盼好收成”。

相比之下，苏联人对恶搞假新闻的反应可没有那么简单，根据肖洛霍夫在2008年接受俄国女性杂志《农妇》（Krestyanka）采访时所述，在古廖金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一群布尔什维克老兵去找列宁格勒地区党委，要求组织告诉他们——列宁是否真的是蘑菇？ 难以置信的是，党委人员回答他们说，这个故事必须是错误的，“因为哺乳动物不能是植物。” 老兵们问党部的固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党部官员的回答则同样愚蠢，给出了一个不是解释的解释。结论“列宁不是蘑菇”似乎是正确的，却是用一个不相干的、因此是错误的解释来论证的，而错误的理由是得不到正确结论的。

一旦专制社会开放起来，对习惯于思想统治和灌输的民众来说，开放社会中的那种自由媒体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作用？即便自由来了，那些一辈子生活在红色神话中，或是正在接受其教育的人们，已经准备好运用自己的自由了吗？

与所有的恶搞一样，“列宁是蘑菇”只是一个玩笑，并没有触及列宁主义的本质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人类世界的严重政治恶果。但是，古廖金节目那种始料未及的观众效应却让我们看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当然不是“列宁是不是蘑菇”，而是：一旦专制社会开放起来，对习惯于思想统治和灌输的民众来说，开放社会中的那种自由媒体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作用？即便自由来了，那些一辈子生活在红色神话中，或是正在接受其教育的人们，已经准备好运用自己的自由了吗？如果没有，自由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比神话更好的现实世界吗？为更好地准备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今天又该做些什么？

（徐贲：旅美学者，著名评论人，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份子和公共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