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逾50人性侵妻子案：一场庭审震动法国，更冲击性别文化｜Whatsnew

今年71岁的法国女性 Gisèle，18岁时与丈夫相识，经历50年婚姻，育有3个儿女。 她的丈夫做过房产中介和电工，她则在法国电力公司工作。退休后，他们从巴黎郊区搬到阿维尼翁（Avignon）附近的一座名叫 Mazan 的小村庄。

2020年，Gisèle 的丈夫 Dominique Pelicot 因在超市偷拍女性裙底被捕。警察随后在他的手机、电脑和硬盘里发现了大量女性的裸照、视频和网约记录。经调查，警方表示，自2011年起，他便对妻子下药，在她昏睡后性侵，并在网上招揽陌生男性一同加入，10年间达200余次。

今年9月，Gisèle 现身阿维尼翁的刑事法庭，随后，这场审判震动了整个法国：她要面对的是已离婚的丈夫和参与强奸案的50名被告。因人数众多，庭审将持续4个月，直到12月才会宣判。

“这将是场残酷的考验”，Gisèle 的律师 Antoine Camus 说，“她将第一次在延迟时间内经历她遭受的十年性侵”，因为她“什么都不记得”——数年间常常恍惚、失忆、下体不适，多次求医却未查出病因。 纵然如此，她决定放弃法律为性侵受害者提供的匿名权，坚持公开审判，希望媒体公布她的全名，因为她“不感到羞耻”，“必须让另一方感到羞耻”。

“我就像个拳击手，倒下了又站起来”，Gisèle 在法庭上说，“我们必须说出这些罪行。我这么做，是为了所有可能受害的女性。也许某天早上，一个醒来后失去记忆的女性会想起我的证词“。

Dominique Pelicot 同时还因1990年代的两起性侵案被起诉。在妻子和女儿的眼中，他一直是个“体贴的好人”、一个团结的家庭里的“慈父”，没人能想象他能做出如此被视为兽行的行为。

法庭的心理专家们认定他“无精神疾病”，而是依据“分裂”（clivage）的心理防御机制行动，即如“化身博士”一般，“在同一个体内可以共存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这不是精神分裂症，也不是一种妄想过程，也不会让人失去与现实的联系。这更像是一个硬盘，在某一时刻以某种方式运作，而在另一个时刻则以另一种方式运作“。

法庭上，Dominique Pelicot 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 他谈到童年的创伤：父亲对他的姐姐和母亲的性暴力、9岁在医院被一个男护工性侵等等。他向妻子道歉：“我爱对了40年，爱错了10年。我毁了一切，我必须付出代价“。

Pelicot 供认，他在一个臭名昭著的、现已关停的交友网站开了一个聊天室，邀请网友参与强奸他的妻子。与他谈话后，仅有三成的人拒绝了邀约，没有人选择报警。每次犯事后，他都整理照片和视频作为证据，一方面为了愉悦，一方面也为了“上一层保险，这样，今天这些人才能被找出来”：“我和这间屋子里的其他人（被告）一样都是强奸犯”。他们都被事先告知 Pelicot 的妻子将昏睡不醒，并遵守一套流程：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徒步进家; 不能抹香水、不能吸烟；在厨房脱掉衣服进入卧室；开始前必须把手放在热水中，以防冰冷的触感让妻子醒来；他们也同意被拍摄：“他们知道一切，我没有操控任何人”。

消防员、记者、卡车司机、狱警、护士、退休人员、市政顾问、工人、程序员、军人…… 这50名被告来自各行各业。最年轻的在案发时年仅22岁，最年长的67岁，一半以上的人都已成家生子，无任何司法不良记录。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家人和友人形容为尊重女性的好人。

50名被告中，35人否认了对他们的指控。他们无法否认性侵的事实，但却否认自己要去性侵的“意图”：“我只是想要一夜情，所以没想那麽多”。 他们声称事先并不知道Gisèle被下了药，他们以为她同意参加这场性游戏（有人提出“委托同意”：只要丈夫同意，“他想对妻子做什么就做什么”），以为她只是睡着了，或者假装睡着了，在过程中随时都会醒来。罪过都是 Dominque Pelicot 的：“我被操控了”，“我太相信人了”、“我掉陷阱里了”、“我接受不了被叫作强奸犯，这太沉重了”、“我也是受害者”。

即便面对法庭公布的录像（他们在其中都显得小心翼翼，动作轻缓，尽量不制造噪音），许多人仍坚持自己的说法。有位名叫 Redouane E.的被告说，他之所以会完成性侵，是因为他被 Pelicot 这个“疯子”“吓坏了”：“当一只羊面对狼时，你不会问它为什么不逃跑”。他甚至抱怨没人调查 Gisèle 的手机：“我要求我们受到平等对待”。

Gisèle 对这种非自愿性侵的说法表示愤怒：“没有一种性侵和另一种性侵。 性侵就是性侵“。被告律师对她的某些盘问，彷佛她是她丈夫的“同谋”，也让她感觉受辱：“我感觉自己是罪犯，他们才是受害人”。 “什么时候一个男人可以为他的妻子做决定了？ 这五十个人都没想过（她有没有同意）这个问题吗？”，她质问道。

由是，Pelicot 案引发了法国社会的巨大反响，再次引发了关于在性侵的法律定义中引入“同意”概念的讨论。

在法国，强奸罪在目前的刑法中指的是通过威胁、暴力、强迫、乘其不备，在违背他人意志的情况下，强行与其发生任何形式的性插入行为。按法学家 Catherine Le Magueresse 的解释，若案件并不属于“威胁、暴力、强迫、乘其不备”这四种情况，法官便难以定罪，例如，受害人虽然表示拒绝，但并没有反抗，或是受害人和施暴者相熟时，施暴者可用更隐秘的方式让受害者就范（如众多婚内强奸的案例）。

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指出，2012年至2021年间，法国94%的性暴力案件不予起诉。强奸罪现有的定义被认为是法律无法有效惩治性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因此，扩大其定义变得十分必要：Catherine Le Magueresse 提议，如果在法条中增加“确保另一方自由表达出的同意的义务”（或称“积极同意”contentement positif），那么，不仅选择忽视另一方的拒绝会被定罪，另一方的沉默或迫于压力的屈服（或称“消极同意”contentement négatif），都不能再被当作脱罪的理由。

加拿大、西班牙、瑞典、比利时等国已经在法律中引入同意的概念。在瑞典，修改法律后的两年内，强奸定罪数量增加了75%。在法国，这两年内，相关法案被多次提交到议院，总统马克龙也曾表示支持。

然而，因法德等国的反对，欧盟今年通过的针对女性遭受的暴力的法令中，同意概念并未出现。Pelicot 案后，一部分左翼议员发布公开信，再次要求修改强奸定义，并设立专门法庭审理性暴力案件等等。

法国女性主义圈子内部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如果我们在法律上将强奸定义为未经同意，我们就会认为是受害者的行为而不是强奸者的行为构成了强奸。这就会使受害者受到审查，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被告身上”，哲学家 Manon Garcia 为此担忧。

美国女权主义者 Catharine MacKinnon 指出另一个风险，即认为“同意就是同意”：“在支配、操纵和胁迫的情况下，同意是可以被强加的”。而女性基金会（Fondation des femmes）更倾向于支持制定一部“反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的全面法律”。

Pelicot 案真正引发讨论的，并非 Dominique Pelicot 超乎常规的罪行，而是其他众多的被告所犯下的“常规”的性暴力。近几年的 Metoo 运动一再地提醒民众打破对性暴力罪犯的既定印象：他们常常不是什么怪物或是街上的陌生人，而是身边的“正常人”。Pelicot 案的大部分被告“非常符合我们日常所见的类型，也就是说，没有特定的形象：并不是所有男人，而是‘普通人’。这场审判是对性侵这一普通罪行的放大镜”，律师Anne Bouillon写道。

社会学家Irène Théry 则表示，Pelicot案揭示了性侵案往往被人忽略的一点，即“机会强奸”：“他们没有强奸的意图，也没有犯罪的计划，但是机会来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是一个 ‘强奸犯’，你只需要在当下有一种性兴奋、对他人的蔑视和肯定不会受到惩罚的感觉，这样就足够了“。

Pelicot 案的审判，由此也变成了对在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奸文化”的审判。

“强奸文化指的是一整套鼓励性暴力的既定印象和社会事实，它们助长性暴力的发生，并在其发生后，通过把它当作 ‘正常的’性交来防止它被认定为性暴力”，作家 Noémie Renard 写道。

一些女权主义者将矛头指向所有男性，表示“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小说家 Lola Lafon 指出：“如果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那么强奸犯显然可以是任何男人”。学者 Camille Froidevaux-Metterie 则写道：“所有男人都有罪：因为他们拒绝教育自己去了解性暴力的系统性层面，因为他们没有参与我们的战斗，因为他们没有感到羞耻，因为他们直到现在仍然是普通的冷漠者”。Morgan N. Lucas 在《解放报》上发布了一篇两百多位男性签署的公开信，谴责“所有男人所持续实施的系统性暴力，因为所有男人，无一例外，都从一个压迫女性的系统中受益”。

而这样的立场也招来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的反对。

比如，社会学家 Nathalie Heinich 认为，指责所有男性和男性气质需负集体罪责是一种“倒置的性别歧视”：“这暴露出一种对正义的奇怪理解：对个体行为视而不见，却在原则上指责某人，只因为他属于某个他无法选择的类别：这是对我们民主基础上的正义原则的否定。”

她认为，应该提出更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导致这五十多个男人愿意如此降低他们的道德门槛？是社交网络的匿名性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吗？是色情妄想在互联网上的无限制传播使其正常化吗？是父母在人际关系方面教育的缺失吗？是欲望的万能被竖立为合法的目标吗？还是深入研究或许能揭示出的被告的某些共同特征？”

1978年，在法国曾发生过著名的 Aix-en-Provence 性侵案的审判，当时，女权律师 Gisèle Halimi 成功地将审判变成一场公共讨论和政治运动，推动强奸罪在两年后被写入刑法。有人认为，Pelicot案也同样可以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性侵的认识，并促使法律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