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六年后，被指控性侵的人现在去了哪里？｜数洞

5月31日，台湾民进党前党工于网上表示自己在党内工作期间曾遭到性骚扰，但在向主管申诉后却未能获得妥善处理，引发#MeToo运动。这波风潮在台湾遍地开花，且席卷了艺文、政治、媒体、娱乐等多个界别。

回顾全球运动进程， 台湾的#MeToo运动似乎比想像中迟来了一点。欧美经历##MeToo六年，运动固然带来了不少正面形响，但也被质疑为鼓吹“取消文化”、猎巫和性别对立。

美国媒体《Vox》在#MeToo运动后整理了262名曾在2017年至2019年运动期间被指控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名单，当中不乏名人、政客、企业家，甚至大学教授。虽然名单并不全面，但由于绝大部份名单上的人士都是公众人物，所以追踪他们的去向相对可行。时隔数年，当初被指控的人现在在哪里呢？又有多少个案进入了司法程序？端传媒根据《Vox》的名单，以及公开资料和文件，整理了这262位被指控性侵的人士在被指控性侵后的发展。

名单上262位被指控者中，最多被控性侵者来自娱乐圈，包括演员、制片人和导演等。017年10月，《纽约时报》报导十多名女性指控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多年来对女性进行性骚扰、性侵及强暴，荷里活一下子成为#MeToo运动的风眼。温斯坦后来分别在纽约、洛杉矶和伦敦被立案起诉。2020年3月，他在纽约被判处23年监禁，随后被转移到洛杉矶继续受审，再判16年监禁。

第二多的类别则是新闻媒体，当中大部分人为主播、记者和出版商，如美国霍士新闻王牌主播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则在一片质疑中黯然离场，退出连续十年美国有线新闻节目收视冠军《奥莱利实情》。

至于第三多的类别则是政治，当中包括参议员、众议员、说客和美国总统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前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性骚扰案件，除去他在#MeToo运动前已被指控的案件外，美国作家卡罗尔 （E. Jean Carroll ）在2019年控诉特朗普在1996年在一家豪华百货商店中强奸了她，特朗普否认，并认为卡罗尔只是想刺激自己的回忆录销量。2023年5月，陪审团裁定特朗普需对性侵行为负责，判给500万美元补偿。

仅少数性骚扰成功立案

在262宗个案中，因性侵或性骚扰进入司法程序，不包括审判前已庭外和解和因证据不足而结案的人则有41个，在没有起诉的案件中，有不少是因为已过追溯期、证据不足，或是当事人公开道歉而了结。

此外，被指控的人还可以通过退休来避开调查。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科津斯基 (Alex Kozinski) 于2017年12月被他的同事、法学院学生、一名教授和一名前法官指他行为不当，数日后，科津斯基宣布退休并否认所有指控，而司法委会员亦因科津斯基已退休，表示没有管辖权而驳回对他的投诉。

另外，不少#MeToo案件均以庭外和解作结。2018年1月，《华尔街日报》报导了美国赌场大亨史蒂夫·永利 (Steve Wynn）多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在其中一起案件中，一名美甲师表示永利强迫与她发生性关系，案件最终以750 万美元达成和解。2023年，永利再以1000万美元与内华达州博彩控制委员会就不当性行为达成和解。

同样，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亦有三位教授被指控“造了一个敌对的学术环境，使性骚扰成为常态”，他们在接受调查后辞职，而达特茅斯学院则因处理投诉问题而被九名女性起诉，在2019年达成和解。

被指控的人，有没有完全被“cancel”？

在#MeToo运动后，不少人呼吁抵制那些曾被指控性骚扰的人士，令其工作机会大减，受到惩罚。在2023年回顾，这些人又去了哪里？

端传媒根据公开资料，在除去已退休、正在受审、被监禁，以及已死亡的人后，把余下还有可能复出的人分为“活跃”（近年有作品推出、转换工作，或仍从事同一行业）和“不活跃”（没有更新社交媒体，也没有从事原来的工作）。最后，我们发现当中大部分人士仍然活跃在其所在的行业。

在仍活跃的名单中，奇云．史柏斯（Kevin Spacey；又译史贝西）的性丑闻案是其中一宗最著名的案件。2017年10月，《BuzzFeed》史柏斯曾在安东尼·瑞普（Anthony Rapp）十四岁时性骚扰他，引起哄动。随后，十多名曾与他共事的人都指出曾被他性侵犯或性骚扰。从2018年起，史柏斯分别在洛杉矶、麻萨诸塞州、纽约和英国面临诉讼，但最后都没有定罪。2023年7月，伦敦刑事法院裁定史柏斯9项指控均不成立。

虽然史柏斯的案件闹得火红，但各种指控没有完全动摇他的演艺地位，2023年1月，意大利国家电影博物馆向他授予终身成就奖，表彰他“对戏剧艺术发展的贡献”；今年12月，英国和美国将会上映由他配音的电影《Control》，该片导演坚称史柏斯“是个好人”。

此外，“Android之父”、前Google副总裁安迪．鲁宾（Andy Rubin）亦在2018年被《纽约时报》报导他2014年其实是因为性丑闻才离开Google，而Google不但没有揭发，更支付鲁宾高达9,000万美元的离职补偿。事件被揭发后，直接导致过千名Google员工于2018年分别在加州、欧洲和亚洲的Google办公室罢工，抗议 Google包庇性骚扰指控。

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鲁宾创立的手机公司Essential于2019年发布了新型号手机，虽然之后因经营不佳而倒闭。2021年，他在加州创立了家用网络摄影机公司Simple Things，继续他的创科之路。

至于在被指控性侵或性骚扰后转为不活跃的人士，大多甚少更新社交媒体，网络上亦未有报导。如前纽约芭蕾舞团首席舞者蔡斯．芬利（Chase Finlay）在2018年9月被前女友指控与男性舞团成员分享她和其他女舞者的裸照，随后退出舞团。2023年3月，他于社交媒体交代现况，表示自己经历了漫长的认知治疗，以纠正自己因药物而逐渐失去的人生方向和道德感，并在文末加上 #secondchance（第二次机会）的标签。

但在风暴中离开的约翰·霍肯伯里（John Hockenberry）却对大众一面倒指责侵犯者的态度产生质疑。约翰是美国的记者和作家，曾为《纽约时报》、《纽约客》、《​​华盛顿邮报》撰稿人，也是公共广播电台《The Takeaway》的长期主持人。2017年12月，女作家苏琪·金（Suki Kim）指控约翰性骚扰，说他曾向自己发送性挑逗的电邮，另外亦有约翰的女同学指曾被强行亲吻，最后，约翰宣布离开《The Takeaway》。

一年后，约翰在杂志以《Exile》为题，公开自己被指控后一年的生活。他写道，自己从“纽约街头公认的记者、作家和残疾人倡导者，变成了一个害怕公众责备的人”，同时，他亦认为自己的遭遇是因为运动矫枉过正，最终成为目标。然而，曾被他侵犯的女性则不满他的回应，指出没有一个受害者在事件曝光后收到他的讯息。

对于侵犯者被取消后应否给“二次机会”，大众目前的态度仍不一致，虽然从欧美的经验看来，他们当中大部分仍能继续原来的工作，然而这些讨论在亚洲背景下，会否有不一样的结果，则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