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独家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将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什么是社运工会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国际的文献，谈起1980年代后在全球兴起的社运工会主义，最常被引用的案例包括在南非、韩国、巴西、波兰等国的民主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自主工运，也包括美国和欧洲等地工会面对就业的零散化与传统的厂房组织衰落、而采取的多元社区组织模式。
2013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外判工人在码头上发起的一场工业行动，就为香港的公众上了生动的一课：工人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工人之间的团结，也来自大学生、中学生、社区团体等社会各界甚至公众的大力支持。这些支持都为工运带来了“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一种以社会公众更能接受的形象带来的无形影响力，和“结盟权力”（coalitional power）——与其他团体和公众相结合所产生的更大影响。而从码头工潮中走出来的部分学生，一年半之后成为了雨伞运动的推动和领导者，从工人与学生在这两次运动中的关系，可一窥社运工会主义在香港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以一篇发表在《当代亚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分析2013年码头工潮的合著文章，和一篇笔者供给李静君和成名教授回顾雨伞运动编著的文章为基础（参见文末文献），思考“工学联盟”在香港的实践和经验。文章以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为代表的香港自主工运，作为其中一个案例，来思考其得失。
码头到伞运：学生支援罢工、工会支援占领
2013年4月1日葵涌货柜码头，罢工踏入第五天，参与罢工的工人超过400人，其中100多人前往中环的长江集团中心抗议，回程遇到了超过1000名前往声援的学生和市民，浩浩荡荡的队伍回到码头。当晚，高等法院颁布了禁制令，宣布工人和学生们3月28日起的占领行动“非法”。已经占领了码头五个日夜的工人和学生，只能撤退到码头外面的马路边，另设“码头村”。在工人与学生撤退至码头之外后，学联连同各大学生会在校园和城市的交通要点，设立摊位，接受来自市民的、源源不断的捐款和物质捐赠，然后送到码头村，供应给罢工工人。
4月14日，18位大学生发起了12小时的苦行，从长江中心走回码头，希望以此方式鼓舞工人士气。“苦行”这种抗议方式，在2005年由抗议世贸的韩国农民带来香港，在2009年的反高铁运动中被模仿成为有效的社区宣传模式，这次又为码头工潮带来“象征性力量”。最终，来自公众的罢工基金一共筹得超过800万。5月2日，再多100多名工人加入罢工，终迫使资方做出让步，提出9.8%的加薪方案。借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的话说，这是“半杯水”的顺利，和工人要求的20%到23%的加薪幅度仍有距离。不过，工人5月6日举行大会，接受方案，罢工结束。
镜头摇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9月28日，学联连同职工盟和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召开记者招待会，呼吁全港工人在第二天、即9月29日星期一，举行总罢工，参与占领运动。我们虽无法知道有多少工人和教师响应呼吁，但作为职工盟属会的太古饮料职工总会的200多名运输工人会员，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罢工，被当为工会参与占领的例子，在职工盟的宣传中被多次引用。
在记招举行期间，最早宣导用罢工争取民主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还在警察署。早在9初，周就谈起“罢工”可以作为“罢课”之后的进一步斗争策略。周在码头工运中曾担任学联常委和港大学生会副会长，而记招的这一幕，也令学联和职工盟在占领运动期间多了一层联系。例如，伞运期间设立于金钟的“大台”，就是在职工盟职员的建议下树立起来的；
又例如，职工盟在金钟长期设立的物资摊位就是离“大台”最近的，为“大台”提供了最密切的支援，就连“大台”的守护者，几位令人尊敬的义工，也是职工盟的退休会员。职工盟副主席郭少杰成为占领运动的纠察长，李卓人被推举为五方会议（学联，学民，泛民，三子和民间支援联席）召集人，因为比起其他的泛民领袖，他比较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无论如何，就像学联和学生会支援2013年的码头罢工一样，职工盟与其属会也在雨伞运动中支援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
后雨伞：不完全正面的影响
无论是码头工潮，还是雨伞运动，都曾经带给过人们社会改革的曙光。在码头工潮的三年之后，2016年5月1日劳动节，九大学生会连同在雨伞运动之后冒起的本土组织发表名为“捍卫劳工、守护生活”联合声明，表示他们不会出席职工盟等工会举行的游行，并批评称“香港传统政党组织（作者注：这里应该是指工会，因为主办游行的职工盟非政党）声称捍卫工人利益，恳求港共政权怜悯改善港人处境，香港劳工权益却至今‘毫无寸进’”，因此表明“不甘于行礼如仪的表达诉求方式”。同年9月，代表劳工和基层的多位议员在立法会选举中落败，包括兼任工党主席的李卓人。
虽然一切的社会运动都会带来长远的遗产，但是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伞运对劳工运动带来的影响不是完全正面的。如笔者在其他文章（注) 所分析，在中国威权资本主义和香港右翼民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伞运之后香港的中左力量遇到了更大的挑战。我们要如何总结这些经验？笔者的两篇文章，都在思索一个主题：工学联盟在很多国家和历史时期（例如1980年代的韩国和波兰），都成为推动民主化和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香港为何出现困局？我们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以和世界其他地区对话？
阶级与社会：路线之争？
国际研究社运工会主义的文献，十分强调工运的政治和社会面向的重要性，以超越传统工会所强调的会员利益和阶级冲突。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工运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教会背景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从在80年代起组织自主工会，并催生“职工盟”；香港最大的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也一直是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在回应全球化、组织弱势劳工方面，香港也是全世界成功的典范，例如我们的外佣工会组织的成功，令香港成为国际家政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Federation）的总部，这是唯一一个总部设在亚洲的全球工会联合会（global union federation）。
但是，“社运工会主义”一直都有批评者，最大的批评是其放弃阶级政治，与其他社会力量结盟可能带来的坏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伦·伍德 （Ellen Wood）就指出，社运工会主义的错误在于看不到非经济目标（non-economic causes，例如政治民主，生态主义，性别平等等社会价值）的经济基础。她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抵抗资本主义的主力，工运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性”（militancy）（文献4）。不过也有其他学者认为，阶级和社会两者是可以协调的，工会在工作场所推动阶级斗争，在社区则和其他阶级合作，扩大政治和社会力量。
码头工潮就曾经展现了这种张力：
比如，码头工运罢工在最高峰时的人数为500多人，只占码头工人的十分之一。对此，部分支援学生认为，应该尽量扩大团结，争取工联会和劳联的会员，以及未有加入工会者的支持，争取措施包括在他们上班必经地点设立宣传站等。但是由于人手有限，加上有经验的组织者认为要争取这两个意识形态差距那么大的工会会员支持很不容易，所以有关建议并没有落实，大部分的人力资源都放在争取公众支持上。5月3日100多名工人再加入罢工后，有参与者重新提出学生早前的建议或许可行，但是由于罢工也已到尾声，因此没有进一步实践。
再比如，部分支持者提议要用影响生产秩序的方式将行动升级，例如占领通往码头的公路。据学生表示，有工人（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比较有优势的技术工人吊车“机手”（Crane Operator）赞同这一方案；但是占罢工人数更多、工作环境也最恶劣的基层劳工（工人们按广东话谐音称为“姑爷”的苦力工）对此则表示担忧，工会领袖和组织者也倾向通过合法和更能维持公众支援的方式抗争。和以前的工潮不同，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体（stakeholder），其意见与其他支援者的意见共同被纳入考虑，所以他们的意见经过协调之后，也在工人大会上做出讨论。不过在各种考虑之下，他们的方案并没有成为主流。
可见，码头工运提出的问题是，在“社运工会主义”的框架下，是否有方法处理社会和阶级之间的矛盾？ 要如何维持和扩大工人的阶级团结和斗争性？ 这个问题也影响我们思考的雨伞运动中的工人参与。
罢工失效：工人哪里去了？
如上所说，职工盟及其属会在雨伞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支援角色，我们不能说这些组织上的支援是不重要的。但是对于周永康及其他学生领袖来说，他们为一场真正的政治斗争作了准备，他们期望真正的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要达到此目的，他们需要政治上的联盟，和来自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在进行一周的罢课之后，期望能唤起工人阶级的醒觉，透过一场总罢工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但是职工盟和教协虽然有数以十万计的会员，却都未能配合学联号召一场大罢工。
香港政治学者郑炜和袁玮熙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占领参与者是来自基层或者中下阶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工薪阶层（不一定所有人都是从事白领工作，但是为了方便，我们称之为青年白领），而不是学生（只占30%）。这些青年白领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会的会员，不是工会组织出来的。这个问题与码头工潮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即如何推动“阶级团结”和维持工人的战斗性。
香港的自主工会，在成立时就是以工联会等亲中共的工会为竞争的物件，政治上的立场已经决定了彼此难以合作。工联会有数十万的会员，他们有不同途径的财政来源，所以每年只收数十元至100多元的会费。教协和职工盟的其他属会，面对竞争，要增加代表性，也只能以增加会员作为重要的目标，收取和工联会相若的会费。教协的财政来源主要是自己经营的会员福利店（在旺角和铜锣湾的超市），职工盟则要和民间团体一样，申请不同基金，为工人提供各类服务（包括法律咨询）。
基于社运工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社会正义”理念，香港的自主工会更重视组织起缺乏市场力量（marketplace power）的基层边缘工人，例如在码头工潮上，职工盟组织的正是外判工，特别是苦力工，因为基层的劳工更加需要外来协助。因此，这类社运型工会争取权益往往透过争取社会同情的方式进行，而一般情况下公众亦同情基层的处境。但是，大家都缺乏真正支持工会的、广泛参与工会事务的、工会可以在政治和社会运动进行动员的积极会员。
假如工会能发起有影响力的罢工（或者大规模的会员动员）支援学生运动，就必然为中左力量在雨伞运动及其后建立葛兰西语境下的领导权/文化霸权（hegeomeny）奠定基础。当然，左翼声音对伞运之后的形势回应乏力，与香港在1970年代之后特别是八九民运之后，意识形态上全面倾向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这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但是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互为辩证关系，前者影响后者，后者界定前者。例如，2013年抗议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地产霸权”的反霸权（counter-hegemony）运动， 能引起一番轰动，有学生和社会运动的贡献，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也不无关系。
超越“社运工会主义”?
进步的知识份子，青年白领和技术工人，要怎样透过自我组织，强化力量，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反过来，民主工运又要怎样有效地组织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阶层”的青年白领和技术工人——这些带有“工人贵族”影子的人群？这是目前香港工运和社运最大的挑战。
回到阶级斗争这一命题，在劳动市场上，往往是有议价能力（市场力量）者更有信心抗争。马克思主义劳工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称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技术工人为“工人贵族”，并强调他们在工运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工人往往透过非法行动，迫使资方和他们谈判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在香港，占中三子所宣扬的“公民抗命”的理念——透过非法手段争取合理诉求，在伞运之前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三子和学生之间的分歧在于，占领是否要影响生产秩序。三子“爱与和平”的号召是不以影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周永康等学生领袖不认同此路线，他们对工人总罢工的期望和呼吁，就是要以瘫痪社会经济为手段，争取民主。可惜，没有组织化的工人阶级的参与，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虽然有数目众多的青年白领，但是他们中有人辞职参与占领，有的人只是下班后参与占领，并不是组织化地从工作场所集体停止劳动，所以对社会生产带来的影响极为有限。
那么，进步的知识份子，青年白领和技术工人，要怎样透过自我组织，强化力量，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要怎样建立以生产和工作场所（而不仅仅是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据点，为未来的政治罢工创造条件？反过来，民主工运又要怎样有效地组织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阶层”的青年白领和技术工人——这些带有“工人贵族”影子的人群？这是目前香港工运和社运最大的挑战。在1980年代“第三波”的全球民主运动之中，有两个被广泛引述的成功典范，一个是引发苏联和东欧巨变的波兰，一个是带动亚洲民主化的韩国。这两个例子有共同的特征，就是知识份子/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有机结合，及相对深厚的厂房组织基础。
波兰和韩国，都被认为是“社运工会主义”的成功例子。很明显，和这两个国家比较，香港的不足在于职场组织基础和思想传统的双层积弱。波兰团结工会的神话，已在其执政之后破灭，其中的原因，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详述，但简单来说，也是显示了上述阶级与社会之间的张力。而环顾当今世界，右翼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中左力量出现了分裂，新的历史困境令美国和南非等地响起“超越社运工会主义”的呼声。香港是要在“社运工会主义”的框架下，深化职场的组织基础？还是要展开超越“社运工会主义”的实践（以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南非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为例）？这些问题都值得工学联盟的实践者和有远大理想的社会改革者进行深入的反省。
（陈敬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陈敬慈，在威权统治和右翼民粹之间：香港民主工运的新挑战，《中国劳工季刊》2017-03
Chan, C. K. C. , Chan, S. S. Y. and Tang, L. (2018) “Beyond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A Case Study of the Dockworkers’ Strik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9(1)：54-77
Chan, C. K. C. (2019) “Where Have All the Workers Gon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rade Unions during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C.K. Lee and M. Sing (ed.) Towards an Eventful Sociology of the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 (1968). “The machine breakers” and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Gindin, S. 2016. “Beyond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Jacobin 22.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6.
Lier, D., and K. Stokke. 2006. “Maximum Working Class Unity? Challenges to Loca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in Cape Town.” Antipode 38 (4): 80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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