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杜卿：复杂多元的黄马甲运动，折射“马克龙主义”的失败

自去年11月以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持续已近五个月，几经起伏后终于式微（4月6日第21轮示威全法仅有两万余人），但仍无休止迹象，法国持续向世界展示着社会的巨大疮口。从最初的燃油税议题，逐步扩张到税收与社会的不公正，乃至现政府的合法性缺失......从购买力问题一直到制度危机，从未有人意料到黄马甲会延烧至这般程度。

抗议增税和生活成本提高的社会运动，虽在法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黄马甲不受地缘逻辑限制的离散模式、在社交网络上自发形成的动员方式、缺乏明确纲领与领导者、没有中介、且示威者无法被归类为某一种政治或社会范畴的异质构成，使得它成为一场前所未闻的“人民抗争”。面对这一揭示法国社会深层本质的大事件，我们无疑有“理解的义务”。

应当说，黄马甲运动首先是一种人民的在场和主体化，是抽象民意的实体化回归。黄马甲运动其本质上的异质性，拒绝任何简单的二分法分析；而其异质性反映出来的，则是法国当今极度复杂与多元化的社会裂痕，而以同质性为特征的“马克龙主义”对这一复杂性的无视，正是它的失败之处。

“黄马甲”究竟是谁？

自黄马甲运动出人意料地爆发以来，其混杂的构成便一直困扰评论者。黄马甲们究竟是谁？运动甫一开始，便有学者团队前往个别示威现场进行调查，但其研究都因取样过少等问题饱受质疑。

这里，我们依据的是两组研究数据：一是格勒诺布尔政治学院（Science Po Grenoble）对Facebook上300个黄马甲群组进行的调查；二是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吕克·鲁邦（Luc Rouban）率领团队在12月13-24日取样调查了2116人。前者针对的是社交网络上的黄马甲，后者则是所有声称支持黄马甲的民众，两者不完全重叠（也与实际参加示威的人不完全重叠），但都得出了相仿的结论。

自然，黄马甲们不乏共性。两份调查均强调他们的不安定状态（précarité）：根据前一份调查，68%的参与者可支配的月净收入低于2480欧——即法国人收入的中位数；17%的人低于1136欧——即属于法国10%最穷困的人口。根据后者，66%的大众阶级（classe populaire）和55%的中产阶级完全支持或相对支持黄马甲，而上层阶级中，这一比率只有44%。虽然我们不一定赞同鲁邦“大众阶级与中产阶级联合对抗上层”的结论，但总的来说，黄马甲确以大众阶级和所谓“小中产阶级”居多，许多人比亟需社会补助的贫困人口略富裕，但也缺乏良好生活的资源。

总的来说，黄马甲确以大众阶级和所谓“小中产阶级”居多，许多人比亟需社会补助的贫困人口略富裕，但也缺乏良好生活的资源。

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应注意到黄马甲们的异质性：比如，前一份调查显示，黄马甲是一场跨地区（35%的人住在乡村，7%住在农场或农舍，38%住在小城市，20%住在大城市或其郊区）、跨世代（其中35-49岁占38%、50-64岁占29%）、跨性别（女性56%，男性44%）、跨职业（在职者占67%，失业者占13%，退休人员占12%；在职者中，29%为自由职业者、28% 为普通职员、19%为工人、14%为手工业者与商贩、10%为管理层、1%为农民）的运动。从年轻的单身女护士到退休工人，从儿女成双的店主到中年办公室员工，黄马甲聚拢了一批社会背景、生活空间、家庭状况相对多样化的民众。

黄马甲的政治倾向同样模糊不定：前一份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声称自己不属于左右派区间；55%的人首次参与政治示威；而左右派区间内的人，又以左派居多：23%极左、42%左派、7%中间派、14%右派、14%极右；鲁邦同样强调，黄马甲当中，2017年大选投弃权票人群占据重要部分。而在投票的人中，投给极左和极右的人也同样占据多数。不过他观察到，在完全支持黄马甲的人中，44%的人支持极右翼领导人勒庞，27%选择极左翼领导人梅郎雄。因此，他得出与许多学者的设想相左的结论，即黄马甲更偏极右翼而非左翼。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到，众多立场各异的人群都参与进该运动之中。

根据政治分析专家Brice Teinturier的观点，黄马甲运动的动员所依靠的，是“认同”（identification）逻辑，而非惯常的“授权”（procuration）逻辑，任何人都可以认同黄马甲的某一层面，而在统一的旗帜下发声，这或许解释了该运动在各色人等中的高支持率。

“两个法国”的较量？

基于黄马甲参与者的异质性，任何套用单一理念做分析工具，将黄马甲们归为一类，并将法国分割为两种对立面的叙事，都显得十分可疑。而在这些二分法中颇具影响力的，便是“边郊法国”一说。

2000年，地理学家克里斯多夫·居伊（Christophe Guilluy）提出“边郊法国”（France périphérique）概念，2010年他的《法国断层》（Fractures françaises）一书备受瞩目。随后，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等右翼领导人先后将其作为选举策略的重要参照，“边郊法国”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媒体与民众争相使用的术语。

居伊观察到，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大都市，大量工人与普通职员无力负担昂贵的生活而被迫退居乡村，从而形成“边郊法国”群体。史上初次，穷人们不在创造就业的地方居住。大都市成了新的堡垒，在地理与文化上封闭自身，“边郊法国”因此被社会精英抛弃在蓝图之外，曾经的大多数变成了经济的失败者，沦落为如今的大众阶级，上层阶级对他们视而不见。

居伊观察到，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大都市，大量工人与普通职员无力负担昂贵的生活而被迫退居乡村，从而形成“边郊法国”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居伊把“边郊法国”与“文化不安全性”（insécurité culturelle）联系在一起。“边郊法国”由法国的“原住民”白人构成，他们始终处于担心自己变成少数的焦虑、和对本地人身份及传统价值的依恋之中。而随着文化身份的丢失，这曾一度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层面与国家融合的中产阶级，正逐步消失。

黄马甲运动开展以来，居伊以预言者的身份登场，将运动解释成“边郊法国”的反抗。诚然，黄马甲因燃油税而起，许多身居乡间、以车代步的人都参与其中，但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居伊理论中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如此的城乡二分法，显然忽视了不同情形下乡村与城市间的差异。例如，许多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城市的确都遭遇了极大困难，但南部的乡村却因旅游业十分发达。其次，大城市既是财富累积的空间，也是穷人们的据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聚集在大城市，比如黄马甲的第一批重要发言人大都住在巴黎城郊，当地居民对油价上涨亦十分敏感。最后，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如今6150万人，即总人口的92%所居住的地区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两位撰文反对居伊的地理学家Daniel Behar与Aurélien Delpirou强调“地域换频”（zapping territorial）的概念：即空间之间是流动的，乡村与城市间、住宅与上班地点、娱乐场所等等之间有着纷繁联系和互相依赖。“我们的社会和土地从未如此复杂，存在于我们空间和社会中的不平等有着无数的地理、社会、历史逻辑……黄马甲们并非属于‘乡村’或‘城郊’，他们同时是乡村的居民，中型城市提供的服务的享用者或劳动者，大都市曾经的居民或现今的消费者”。

居伊论述里隐藏的意识形态，或许是最须留心的一点。他将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化约成远离城市的白人，其中隐含的种族二分法，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也会内化成民众的偏见。

居伊论述里隐藏的意识形态，或许是最须留心的一点。他将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化约成远离城市的白人，但他们只占了法国社会现实的一小部分。其中隐含的种族二分法，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也会内化成民众的偏见。许多人认为极右翼选民集中在“边郊法国”，然而根据2017年大选第一轮的结果，投给马克龙与勒庞的选票并无城乡之间的剧烈差别，比如80%的勒庞选民都集中在大城市。何况，根据社会学家们的研究，投票给极右翼的最重要变量，是社会和经济因素（工作关系的转变、不平等的加剧、工人群体的结构性被破坏），而非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应谨防黄马甲被解读成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独特性个人主义

上述愈发精密的空间关系，也是当今世界里社会关系不断复杂化与异质化的表现之一。思想史学者、法兰西公学院院士罗桑瓦隆（Pierre Rosavallon）在他新近几部著作中阐述了“独特性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e de singularité）的概念：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随着强调个人创新的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对多元身份的认同，我们进入了一个追求个体完满体验的个体解放的新纪元，不平等的关系所涉及的，不只是如阶级这样的整体社会条件，还与私人经历息息相关。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个体被他人承认、认同变得尤为重要。

面对黄马甲运动，罗桑瓦隆评论道，“在我们的社会史中，公共意见首次成为了物质现实。今天，直接发言成为一种民主形式被接受”。黄马甲拒绝层级化与制度化，寻求每个个体的发声，以及在网络或诸如环形路口（rond-point）等聚集地的相互交流，都强调了个体经验的重要：“少数群体不再是‘小部分’，而是社会总体中衍射而出的多元表达”。运动大量异质化乃至含混不清的诉求，随着共通的愤怒喷薄而出，成了越来越复杂晦涩的社会现实的直接反应。

诚然，黄马甲离不开取消燃油税、提高购买力等物质诉求。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法国人的购买力已有十余年停滞不前；而自1960年以来，房租、水电费、保险等家庭必要支出翻了2.5倍，占了家庭平均预算的30%，对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来说，更占了60%。也就是说，只剩下40%留给他们自由消费，其中还包括伙食和交通费等等。


不过，在物质诉求之上，更有面对社会和税收不公的道德义愤。前引的调查提到，在14个关于为何参与抗议的选项中，“不平等”位居第一（26%），“购买力”占据第二（25%），“贫穷”排在第三（14%），之后才是“税收”（11%）。因此，黄马甲固然是征收燃油税的时势使然，但更多的并非对某一特定税收的反抗，而是对整个社会不公、对不公正的税收再分配系统的反抗。

黄马甲固然是征收燃油税的时势使然，但更多的并非对某一特定税收的反抗，而是对整个社会不公、对不公正的税收再分配系统的反抗。

虽然马克龙的税收调整政策已经使得法国人的平均购买力回升，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根据法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的估算，马克龙的政策造福的是中产阶级，但对贫困家庭不利：2018年和2019年的改革将导致20%最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下降（0.5 %到1%），60%的中产家庭因房产税的减免，其购买力有1%的上升；20%最富的人会损失1%；但1%的巨富群体将增长6%。

Samuel Hayat 等学者因此强调黄马甲运动中的“道德经济”层面。这一概念指的是市场经济主体将一系列道德规范纳入经济思维方式。这些道德准则（如扶弱济贫等）成了大众阶级与统治者之间不成文的契约。当市场经济规则过度膨胀，威胁到了这些道德准则时，人们就觉得自己有理由反抗。Hayat认为，与马克龙等精英领导者推崇“涓滴效应”、或者其他工具理性式理论不同，民众更认为经济应建筑在道德准则之上。

这种“道德经济”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法国的民主制度。本次运动的一大特点，是针对体制的诉求，盖过了社会诉求。黄马甲们追求更多的人民主权。93%的人同意“为最重要决定做主的，应该是人民而非政府”。97%的人认为现行民主制度运转不良。因此，正如宪法学家Dominique Rousseau所说，黄马甲运动已从可由政府机构所依赖的合法性原则解决的“政治危机”，变成了这些合法性原则本身受到质疑的“制度危机”。

社会的不公正，使得一部分民众深感被遗忘，而马克龙傲慢的态度变本加厉地激怒大众，“富人总统”的形象深入人心。

驱动这些社会和政治诉求的，是黄马甲们对他们个体尊严的维护。社会的不公正，使得一部分民众深感被遗忘，而马克龙傲慢的态度变本加厉地激怒大众，“富人总统”的形象深入人心。马克龙不断地说出争议言语，包括批评他的反对者是“游手好闲”（fainéant）之徒、以及接见总统府参观者时说“我走过这条街，就能帮你找到工作”、对困难中的人说“我们必须让他们负起责任”等等。黄马甲们反抗的，同样是蔑视他们、矮化他们的政治话语。

“马克龙主义”的单一性

与黄马甲反映出的多元性相比，“马克龙主义”以其单一性叙事为特征。吕克•鲁邦在《马克龙主义的悖论》（Le Paradoxe du macronisme）一书中认为，马克龙将他的胜利当选，化作一种单一性的集体叙事——他终结了法国社会的停滞，抛开了左右之争，引领法国走向新的道路。然而，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在这种叙事中始终缺席：法国就像一个大企业，联合所有人迈向新的计划，却不考虑工人与企业领导者之间的意愿分歧。马克龙主义悖论的核心之处，在于“它将自身呈现为一种聚合与集中的运动，但它却是社会分裂的产物”。

“马克龙主义”的叙事强调法国人渴求改变，但这一叙事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马克龙所主张的“社会自由主义”，即一种市场自由主义与文化自由主义的综合，只被少数人所接受。马克龙的上台不是一种社会选择的影响，而是混乱的形势中的机遇性事件。2017年大选的投票结果，更多是一种与个人生活中的诸多变量相关的复杂组合：价值观选择、文化资源、世代、宗教等等，而非对“马克龙主义”的单一认同。

“马克龙主义”的叙事强调法国人渴求改变，但这一叙事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

然而，“共和国前进”党（LREM）贯彻的是马克龙的单一理念，且其内部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与干部，其构成具有高度同质性。该党占多数的议会也是法国第五共和最精英的一届议会：8.5%来自大众阶级，23%来自中产阶级，68.6%来自上层阶级。

“马克龙主义”的单一性还来自法国第五共和的结构性特征——行政权力的无比壮大。罗桑瓦龙在《善政》（Le bon gouvernement）一书中写道，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政治的特点，是立法权力大于行政权力。当时的两大原则——法的统治与人民-立法者——的完成，使得开国者们推崇一种去个人化的政治权力制度。而到了戴高乐主义，行政权力逐步盖过立法权力，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被置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民主制度的总统化，行政权力的个人化，成为如今制度的特征。

对此，政治学者Nicolas Rousselier 在其著作中做了更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戴高乐引入了一种对行政权力的新的思考方式。他致力于让行政机关远离受党争困扰的议会，而先前的共和国传统，都是在议会框架中寻求政府的职责所在。行政权力再不是议会主权的延伸，而成了独立的存在。全民公投式的大选赋予总统无与伦比的“超合法性”。在戴高乐政治哲学的核心，总统并非被选来执行时常四分五裂的民众的意愿，而是保护国家的利益。他勒令民众通过政治来表达支持，而不是自由发声：“最重要的并非人民在议会中被代表并以此发声，而是他们必须承认国家及其首脑的能力，确认它们存在的必要”。马克龙是行政权力个人化的绝佳体现，“共和国前进”党几乎是他一人的政党。鲁邦还观察到，早期的前进党还强调水平架构、标榜注重倾听、让所有人参与计划制订，但等马克龙上台后，权力愈发集中，呈现出了明显的垂直架构。

在戴高乐政治哲学的核心，总统并非被选来执行时常四分五裂的民众的意愿，而是保护国家的利益。他勒令民众通过政治来表达支持，而不是自由发声。

然而，罗桑瓦隆提醒道，行政权力巨大的后果之一，是选举出一个统治者，只能赋予其在政府机构位置的合法性。社会逐渐与政治系统远离，间歇性的选举民主，无法让民众对领导者信服。因此，以监督、妨碍、惩罚等形式持续出现的“反向政治”必会诞生，“黄马甲”即其中之一。

而其后果之二，便是行政权力的去政治化，缩减成管理层面。马克龙在取消“巨富税”（ISF）时说：“这与正义无关，而与效率有关”，便是最好的证据。他的当选，是技术官僚的胜利。根据《世界报》的分析，马克龙的话语充斥着管理学特别是人力资源术语，完全是透过一种经济理性去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在用抽象表达粉饰社会暴力。而黄马甲们所拒斥的，正是这样以效率回报等为中心的冰冷理性的世界观。

马克龙的话语充斥着管理学特别是人力资源术语，完全是透过一种经济理性去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黄马甲们所拒斥的，正是这样以效率回报等为中心的冰冷理性的世界观。

虽然黄马甲最早的发言人们都认为自己与政治无涉，但该运动还是完成了政治公民身份的回归。黄马甲运动将人民多元化的、日常性的体验带回到政治当中，从而质疑政府对社会的单一表征，质疑整个给定的政治秩序。

当然，该运动中有一些让人恐惧之处——无论是部分民众的反移民、反精英的民粹倾向，还是充斥着新闻头条的暴力行为，乃至上个月反犹主义的爆发。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显见的暴力，时常是对社会的结构暴力的一种应答——哪怕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黄马甲的式微不可避免，但撕裂开的疮口始终存在。马克龙虽有让步，但从未就其理念做深入修正，而黄马甲阵营也固执地拒绝与政府对话。体制埋下的祸种，仍将以其他方式爆发。

（杜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