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杜卿：複雜多元的黃馬甲運動，折射「馬克龍主義」的失敗

自去年11月以來，法國的「黃馬甲」運動持續已近五個月，幾經起伏後終於式微（4月6日第21輪示威全法僅有兩萬餘人），但仍無休止跡象，法國持續向世界展示着社會的巨大瘡口。從最初的燃油税議題，逐步擴張到税收與社會的不公正，乃至現政府的合法性缺失......從購買力問題一直到制度危機，從未有人意料到黃馬甲會延燒至這般程度。

抗議增税和生活成本提高的社會運動，雖在法國歷史上屢見不鮮，但黃馬甲不受地緣邏輯限制的離散模式、在社交網絡上自發形成的動員方式、缺乏明確綱領與領導者、沒有中介、且示威者無法被歸類為某一種政治或社會範疇的異質構成，使得它成為一場前所未聞的「人民抗爭」。面對這一揭示法國社會深層本質的大事件，我們無疑有「理解的義務」。

應當說，黃馬甲運動首先是一種人民的在場和主體化，是抽象民意的實體化回歸。黃馬甲運動其本質上的異質性，拒絕任何簡單的二分法分析；而其異質性反映出來的，則是法國當今極度複雜與多元化的社會裂痕，而以同質性為特徵的「馬克龍（馬克宏）主義」對這一複雜性的無視，正是它的失敗之處。

「黃馬甲」究竟是誰？

自黃馬甲運動出人意料地爆發以來，其混雜的構成便一直困擾評論者。黃馬甲們究竟是誰？運動甫一開始，便有學者團隊前往個別示威現場進行調查，但其研究都因取樣過少等問題飽受質疑。

這裏，我們依據的是兩組研究數據：一是格勒諾布爾政治學院（Science Po Grenoble）對Facebook上300個黃馬甲群組進行的調查；二是巴黎政治學院教授呂克·魯邦（Luc Rouban）率領團隊在12月13-24日取樣調查了2116人。前者針對的是社交網絡上的黃馬甲，後者則是所有聲稱支持黃馬甲的民眾，兩者不完全重疊（也與實際參加示威的人不完全重疊），但都得出了相仿的結論。

自然，黃馬甲們不乏共性。兩份調查均強調他們的不安定狀態（précarité）：根據前一份調查，68%的參與者可支配的月淨收入低於2480歐——即法國人收入的中位數；17%的人低於1136歐——即屬於法國10%最窮困的人口。根據後者，66%的大眾階級（classe populaire）和55%的中產階級完全支持或相對支持黃馬甲，而上層階級中，這一比率只有44%。雖然我們不一定贊同魯邦「大眾階級與中產階級聯合對抗上層」的結論，但總的來說，黃馬甲確以大眾階級和所謂「小中產階級」居多，許多人比亟需社會補助的貧困人口略富裕，但也缺乏良好生活的資源。

總的來說，黃馬甲確以大眾階級和所謂「小中產階級」居多，許多人比亟需社會補助的貧困人口略富裕，但也缺乏良好生活的資源。

但在共性之外，我們也應注意到黃馬甲們的異質性：比如，前一份調查顯示，黃馬甲是一場跨地區（35%的人住在鄉村，7%住在農場或農舍，38%住在小城市，20%住在大城市或其郊區）、跨世代（其中35-49歲佔38%、50-64歲佔29%）、跨性別（女性56%，男性44%）、跨職業（在職者佔67%，失業者佔13%，退休人員佔12%；在職者中，29%為自由職業者、28% 為普通職員、19%為工人、14%為手工業者與商販、10%為管理層、1%為農民）的運動。從年輕的單身女護士到退休工人，從兒女成雙的店主到中年辦公室員工，黃馬甲聚攏了一批社會背景、生活空間、家庭狀況相對多樣化的民眾。

黃馬甲的政治傾向同樣模糊不定：前一份調查顯示，60%的受訪者聲稱自己不屬於左右派區間；55%的人首次參與政治示威；而左右派區間內的人，又以左派居多：23%極左、42%左派、7%中間派、14%右派、14%極右；魯邦同樣強調，黃馬甲當中，2017年大選投棄權票人群佔據重要部分。而在投票的人中，投給極左和極右的人也同樣佔據多數。不過他觀察到，在完全支持黃馬甲的人中，44%的人支持極右翼領導人勒龐，27%選擇極左翼領導人梅郎雄。因此，他得出與許多學者的設想相左的結論，即黃馬甲更偏極右翼而非左翼。即便如此，我們仍能看到，眾多立場各異的人群都參與進該運動之中。

根據政治分析專家Brice Teinturier的觀點，黃馬甲運動的動員所依靠的，是「認同」（identification）邏輯，而非慣常的「授權」（procuration）邏輯，任何人都可以認同黃馬甲的某一層面，而在統一的旗幟下發聲，這或許解釋了該運動在各色人等中的高支持率。

「兩個法國」的較量？

基於黃馬甲參與者的異質性，任何套用單一理念做分析工具，將黃馬甲們歸為一類，並將法國分割為兩種對立面的敘事，都顯得十分可疑。而在這些二分法中頗具影響力的，便是「邊郊法國」一說。

2000年，地理學家克里斯多夫·居伊（Christophe Guilluy）提出「邊郊法國」（France périphérique）概念，2010年他的《法國斷層》（Fractures françaises）一書備受矚目。隨後，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等右翼領導人先後將其作為選舉策略的重要參照，「邊郊法國」這一概念逐漸進入公共空間，成為媒體與民眾爭相使用的術語。

居伊觀察到，越來越多的財富集中在大都市，大量工人與普通職員無力負擔昂貴的生活而被迫退居鄉村，從而形成「邊郊法國」群體。史上初次，窮人們不在創造就業的地方居住。大都市成了新的堡壘，在地理與文化上封閉自身，「邊郊法國」因此被社會精英拋棄在藍圖之外，曾經的大多數變成了經濟的失敗者，淪落為如今的大眾階級，上層階級對他們視而不見。

居伊觀察到，越來越多的財富集中在大都市，大量工人與普通職員無力負擔昂貴的生活而被迫退居鄉村，從而形成「邊郊法國」群體。

值得注意的是，居伊把「邊郊法國」與「文化不安全性」（insécurité culturelle）聯繫在一起。「邊郊法國」由法國的「原住民」白人構成，他們始終處於擔心自己變成少數的焦慮、和對本地人身份及傳統價值的依戀之中。而隨着文化身份的丟失，這曾一度在經濟、政治與文化層面與國家融合的中產階級，正逐步消失。

黃馬甲運動開展以來，居伊以預言者的身份登場，將運動解釋成「邊郊法國」的反抗。誠然，黃馬甲因燃油税而起，許多身居鄉間、以車代步的人都參與其中，但許多學者已經指出居伊理論中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如此的城鄉二分法，顯然忽視了不同情形下鄉村與城市間的差異。例如，許多北部和東部的工業城市的確都遭遇了極大困難，但南部的鄉村卻因旅遊業十分發達。其次，大城市既是財富累積的空間，也是窮人們的據點。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聚集在大城市，比如黃馬甲的第一批重要發言人大都住在巴黎城郊，當地居民對油價上漲亦十分敏感。最後，大多數學者都同意，法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完成：如今6150萬人，即總人口的92%所居住的地區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響。

兩位撰文反對居伊的地理學家Daniel Behar與Aurélien Delpirou強調「地域換頻」（zapping territorial）的概念：即空間之間是流動的，鄉村與城市間、住宅與上班地點、娛樂場所等等之間有着紛繁聯繫和互相依賴。「我們的社會和土地從未如此複雜，存在於我們空間和社會中的不平等有着無數的地理、社會、歷史邏輯……黃馬甲們並非屬於『鄉村』或『城郊』，他們同時是鄉村的居民，中型城市提供的服務的享用者或勞動者，大都市曾經的居民或現今的消費者」。

居伊論述裏隱藏的意識形態，或許是最須留心的一點。他將正在消失的中產階級，化約成遠離城市的白人，其中隱含的種族二分法，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也會內化成民眾的偏見。

居伊論述裏隱藏的意識形態，或許是最須留心的一點。他將正在消失的中產階級，化約成遠離城市的白人，但他們只佔了法國社會現實的一小部分。其中隱含的種族二分法，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也會內化成民眾的偏見。許多人認為極右翼選民集中在「邊郊法國」，然而根據2017年大選第一輪的結果，投給馬克龍與勒龐的選票並無城鄉之間的劇烈差別，比如80%的勒龐選民都集中在大城市。何況，根據社會學家們的研究，投票給極右翼的最重要變量，是社會和經濟因素（工作關係的轉變、不平等的加劇、工人群體的結構性被破壞），而非文化因素。因此，我們應謹防黃馬甲被解讀成這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獨特性個人主義

上述愈發精密的空間關係，也是當今世界裏社會關係不斷複雜化與異質化的表現之一。思想史學者、法蘭西公學院院士羅桑瓦隆（Pierre Rosavallon）在他新近幾部著作中闡述了「獨特性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e de singularité）的概念：1968年「五月風暴」之後，隨着強調個人創新的資本主義的形成，以及對多元身份的認同，我們進入了一個追求個體完滿體驗的個體解放的新紀元，不平等的關係所涉及的，不只是如階級這樣的整體社會條件，還與私人經歷息息相關。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個體被他人承認、認同變得尤為重要。

面對黃馬甲運動，羅桑瓦隆評論道，「在我們的社會史中，公共意見首次成為了物質現實。今天，直接發言成為一種民主形式被接受」。黃馬甲拒絕層級化與制度化，尋求每個個體的發聲，以及在網絡或諸如環形路口（rond-point）等聚集地的相互交流，都強調了個體經驗的重要：「少數群體不再是『小部分』，而是社會總體中衍射而出的多元表達」。運動大量異質化乃至含混不清的訴求，隨着共通的憤怒噴薄而出，成了越來越複雜晦澀的社會現實的直接反應。

誠然，黃馬甲離不開取消燃油税、提高購買力等物質訴求。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法國人的購買力已有十餘年停滯不前；而自1960年以來，房租、水電費、保險等家庭必要支出翻了2.5倍，佔了家庭平均預算的30%，對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家庭來說，更佔了60%。也就是說，只剩下40%留給他們自由消費，其中還包括伙食和交通費等等。


不過，在物質訴求之上，更有面對社會和税收不公的道德義憤。前引的調查提到，在14個關於為何參與抗議的選項中，「不平等」位居第一（26%），「購買力」佔據第二（25%），「貧窮」排在第三（14%），之後才是「税收」（11%）。因此，黃馬甲固然是徵收燃油税的時勢使然，但更多的並非對某一特定税收的反抗，而是對整個社會不公、對不公正的税收再分配系統的反抗。

黃馬甲固然是徵收燃油税的時勢使然，但更多的並非對某一特定税收的反抗，而是對整個社會不公、對不公正的税收再分配系統的反抗。

雖然馬克龍的税收調整政策已經使得法國人的平均購買力回升，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根據法國公共政策研究所（IPP）的估算，馬克龍的政策造福的是中產階級，但對貧困家庭不利：2018年和2019年的改革將導致20%最貧困人口的購買力下降（0.5 %到1%），60%的中產家庭因房產税的減免，其購買力有1%的上升；20%最富的人會損失1%；但1%的鉅富群體將增長6%。

Samuel Hayat 等學者因此強調黃馬甲運動中的「道德經濟」層面。這一概念指的是市場經濟主體將一系列道德規範納入經濟思維方式。這些道德準則（如扶弱濟貧等）成了大眾階級與統治者之間不成文的契約。當市場經濟規則過度膨脹，威脅到了這些道德準則時，人們就覺得自己有理由反抗。Hayat認為，與馬克龍等精英領導者推崇「涓滴效應」、或者其他工具理性式理論不同，民眾更認為經濟應建築在道德準則之上。

這種「道德經濟」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法國的民主制度。本次運動的一大特點，是針對體制的訴求，蓋過了社會訴求。黃馬甲們追求更多的人民主權。93%的人同意「為最重要決定做主的，應該是人民而非政府」。97%的人認為現行民主制度運轉不良。因此，正如憲法學家Dominique Rousseau所說，黃馬甲運動已從可由政府機構所依賴的合法性原則解決的「政治危機」，變成了這些合法性原則本身受到質疑的「制度危機」。

社會的不公正，使得一部分民眾深感被遺忘，而馬克龍傲慢的態度變本加厲地激怒大眾，「富人總統」的形象深入人心。

驅動這些社會和政治訴求的，是黃馬甲們對他們個體尊嚴的維護。社會的不公正，使得一部分民眾深感被遺忘，而馬克龍傲慢的態度變本加厲地激怒大眾，「富人總統」的形象深入人心。馬克龍不斷地說出爭議言語，包括批評他的反對者是「遊手好閒」（fainéant）之徒、以及接見總統府參觀者時說「我走過這條街，就能幫你找到工作」、對困難中的人說「我們必須讓他們負起責任」等等。黃馬甲們反抗的，同樣是蔑視他們、矮化他們的政治話語。

「馬克龍主義」的單一性

與黃馬甲反映出的多元性相比，「馬克龍主義」以其單一性敘事為特徵。呂克•魯邦在《馬克龍主義的悖論》（Le Paradoxe du macronisme）一書中認為，馬克龍將他的勝利當選，化作一種單一性的集體敘事——他終結了法國社會的停滯，拋開了左右之爭，引領法國走向新的道路。然而，社會分層（stratification）在這種敘事中始終缺席：法國就像一個大企業，聯合所有人邁向新的計劃，卻不考慮工人與企業領導者之間的意願分歧。馬克龍主義悖論的核心之處，在於「它將自身呈現為一種聚合與集中的運動，但它卻是社會分裂的產物」。

「馬克龍主義」的敘事強調法國人渴求改變，但這一敘事缺乏堅實的經驗基礎。馬克龍所主張的「社會自由主義」，即一種市場自由主義與文化自由主義的綜合，只被少數人所接受。馬克龍的上台不是一種社會選擇的影響，而是混亂的形勢中的機遇性事件。2017年大選的投票結果，更多是一種與個人生活中的諸多變量相關的複雜組合：價值觀選擇、文化資源、世代、宗教等等，而非對「馬克龍主義」的單一認同。

「馬克龍主義」的敘事強調法國人渴求改變，但這一敘事缺乏堅實的經驗基礎。

然而，「共和國前進」黨（LREM）貫徹的是馬克龍的單一理念，且其內部大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與幹部，其構成具有高度同質性。該黨佔多數的議會也是法國第五共和最精英的一屆議會：8.5%來自大眾階級，23%來自中產階級，68.6%來自上層階級。

「馬克龍主義」的單一性還來自法國第五共和的結構性特徵——行政權力的無比壯大。羅桑瓦龍在《善政》（Le bon gouvernement）一書中寫道，法國大革命後，法國政治的特點，是立法權力大於行政權力。當時的兩大原則——法的統治與人民-立法者——的完成，使得開國者們推崇一種去個人化的政治權力制度。而到了戴高樂主義，行政權力逐步蓋過立法權力，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的關係，被置換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民主制度的總統化，行政權力的個人化，成為如今制度的特徵。

對此，政治學者Nicolas Rousselier 在其著作中做了更詳盡的分析。他認為，戴高樂引入了一種對行政權力的新的思考方式。他致力於讓行政機關遠離受黨爭困擾的議會，而先前的共和國傳統，都是在議會框架中尋求政府的職責所在。行政權力再不是議會主權的延伸，而成了獨立的存在。全民公投式的大選賦予總統無與倫比的「超合法性」。在戴高樂政治哲學的核心，總統並非被選來執行時常四分五裂的民眾的意願，而是保護國家的利益。他勒令民眾通過政治來表達支持，而不是自由發聲：「最重要的並非人民在議會中被代表並以此發聲，而是他們必須承認國家及其首腦的能力，確認它們存在的必要」。馬克龍是行政權力個人化的絕佳體現，「共和國前進」黨幾乎是他一人的政黨。魯邦還觀察到，早期的前進黨還強調水平架構、標榜注重傾聽、讓所有人蔘與計劃制訂，但等馬克龍上台後，權力愈發集中，呈現出了明顯的垂直架構。

在戴高樂政治哲學的核心，總統並非被選來執行時常四分五裂的民眾的意願，而是保護國家的利益。他勒令民眾通過政治來表達支持，而不是自由發聲。

然而，羅桑瓦隆提醒道，行政權力巨大的後果之一，是選舉出一個統治者，只能賦予其在政府機構位置的合法性。社會逐漸與政治系統遠離，間歇性的選舉民主，無法讓民眾對領導者信服。因此，以監督、妨礙、懲罰等形式持續出現的「反向政治」必會誕生，「黃馬甲」即其中之一。

而其後果之二，便是行政權力的去政治化，縮減成管理層面。馬克龍在取消「鉅富税」（ISF）時說：「這與正義無關，而與效率有關」，便是最好的證據。他的當選，是技術官僚的勝利。根據《世界報》的分析，馬克龍的話語充斥着管理學特別是人力資源術語，完全是透過一種經濟理性去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在用抽象表達粉飾社會暴力。而黃馬甲們所拒斥的，正是這樣以效率回報等為中心的冰冷理性的世界觀。

馬克龍的話語充斥着管理學特別是人力資源術語，完全是透過一種經濟理性去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黃馬甲們所拒斥的，正是這樣以效率回報等為中心的冰冷理性的世界觀。

雖然黃馬甲最早的發言人們都認為自己與政治無涉，但該運動還是完成了政治公民身份的回歸。黃馬甲運動將人民多元化的、日常性的體驗帶回到政治當中，從而質疑政府對社會的單一表徵，質疑整個給定的政治秩序。

當然，該運動中有一些讓人恐懼之處——無論是部分民眾的反移民、反精英的民粹傾向，還是充斥着新聞頭條的暴力行為，乃至上個月反猶主義的爆發。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顯見的暴力，時常是對社會的結構暴力的一種應答——哪怕是最糟糕的一種方式。黃馬甲的式微不可避免，但撕裂開的瘡口始終存在。馬克龍雖有讓步，但從未就其理念做深入修正，而黃馬甲陣營也固執地拒絕與政府對話。體制埋下的禍種，仍將以其他方式爆發。

（杜卿，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