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碰头会，会上众人挨个介绍自己的研究兴趣与方向，我说我对国家分裂问题感兴趣。会议的主持人是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皱起眉头说：“为什么要研究国家分裂，而不是国家统一呢？”我在心里（很怂地）默默答道：“未知死，焉知生。”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逐臭之夫”，我2012年去美国访学，心里想的是取经求教。当时正值奥巴马和罗姆尼竞选总统，我所在的政治学系发出了通告，邀请学生与职员一起旁观选举之夜。我被免费餐食所吸引，到了现场，却惊讶的发现学生分散在两个空空荡荡的大教室之中，一个教室放CNN（给亲民主党一方的学生预备的），另外一个教室放Fox News（这个则是共和党学生的主场）。我问在场的老师，为什么不把学生们凑在一起，节省些场地，或者交换教室，以培养宽容精神。老师叹道：“你以为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干过吗？结果差点没打起来。” 秦晖先生的“共同的底线”一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就在此一刻，我亲身体验到，在美国，这条“共同的底线”在动摇中。
当时我还根本没有听说过彼得·蒂尔（Peter Thiel）、JD·万斯和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的名字，不知道蒂尔这位科技富翁在2009年就写道：“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政体是可以兼容的”，也不知道雅文这个自称“君主主义者”的右翼博客作者会成为某种“先知”，已经主张分解美国，“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由成百上千的主权独立的迷你国家组成的……蜘蛛网”。
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当时知道，恐怕也会不以为意。美国是一块自由之地，各路各样的人马都提过、进行过各种乌托邦梦想与实验，分离主义运动在美国也不是什么新现象，这次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在美国政治这栋看起来宏伟无比的大厦上，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裂缝。这几年的民调反复显示，差不多一半美国人认为未来可能会爆发内战。有不少学者著书来讲述美国的社会与政治极化，内战研究方面的专家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F. Walter）在2022年干脆出版了一本著作《内战是如何开始的》（How Civil Wars Start），来论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
也许这种对冲突与内战的预见只是人们一时的情绪冲动，但如此多的人有这种预见，至少说明某种严肃的事情正在发生。
二
美国保守主义学者弗兰克·巴克利（Frank H. Buckley）在2020年出版的《美国分离》一书中，一开头就说道：“这是一本关于分裂的书，讲述了国家是如何分裂的，以及美国分裂的时机是如何成熟的。”
尽管一开始就是这种虎狼之词，这本书的行文却出人意外的颇为克制，因为它的行文重点没有放在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和表述上，而是直指根本。巴克利自问：当世界各个大国都有某种分离主义的时候，美国何德何能幸免于难？有什么障碍会阻碍美国分离吗？
他的看法是，“分裂的障碍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
障碍的降低首先来自于民心的变化——“文化战争”在美国愈演愈烈，在2018年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有39%的美国人希望分裂/脱离美国（2024年的民调则显示，仍有23%的美国人做如是想，阿拉斯加、德克萨斯、加利福利亚和纽约州位居首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与选区边界日益分明。在美国的选举地图中，有一个名词被叫做滑坡县（landslide county），即一党相对于另一党以至少2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的县。几十年来，滑坡县数目稳步上升。1992年，37.7%的人居住在滑坡县；1996年，42%；在2004年，这比率为48.3%；2012年，50.6%；2016年则上升至史无前例的62%，2020年稍微回落至58.2%。相应的，被一党所完全掌握的州（即一党控制州行政、两院多数）数也在增多。截止2024年，共和党完全掌控的州有23个，民主党完全掌控的州有17个。到目前为止，只有17.4%的美国人生活在政府分裂的州里。在2008年，美国学者毕肖普（Bill Bishop）因为这个现象，发明了一个名词“大分类”（The Big Sort），指的就是美国社会在文化、政治上的这种自我隔离。
巴克利认为，美国的分裂也是有合法性和客观缘由的。“我们的国家过于庞大，我们已经牺牲了共同的民族身份所带来的信任和同胞之情。”他的论据是，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到了新低，认为政府可信的人数从1964年的77%下降到了2015年的19%。1972年的时候，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现在也已经下降到了三分之一。如果分离美国，则可以各自建族，增加信任与团结。巴克利认为，美国的分离主义者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英国的苏格兰人、比利时的弗莱芒人一样，都有合法要求“民族自决”的权利。
此外，巴克利觉得，美国分离的代价也比以前小。他问道，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在1993年举行“天鹅绒分离”，通过谈判分割了国家资产，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分裂之后的两个国家都照常作为自由民主国家存在，那美国为什么做不到呢？欧洲帝国已经萎缩，苏联已经消亡，国际自由贸易已经大致实现，大国所具备的安全和商业优势在这个新时代内已经消失了很多。美国分裂所面临的法律障碍也不是不可以克服，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在内战后否认了各州单方面的分离权，但是巴克利预计现在的大法官很可能会更愿意承认分离权。可以比照加拿大最高法院在魁北克独立问题上的裁定，该法院并没有简单的给出一个是或否的答案，而是要求各方相互尊重利益，就分离条款进行认真的谈判。
巴克利真的是在主张分裂美国吗？不尽然，上面的言辞看起来很像是“进二退一”之策（鲁迅先生曾有言，“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因为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巴克利比较了美国分与不分的好处与坏处。巴克利认为，从数据上看，小国较大国更幸福，原因之一是大国更腐败。尽管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预计，实施联邦制的大国能够更有效的限制多数派的不端行为，但是时至今日，少数利益团体更能劫持国家；大国当然能提供更多的安全，但巴克利认为，美国的军事能力与外交政策目标也有过大之嫌，这来源于三点：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的腐败、总统制政体（“美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将国家推向战争，也有动力这样做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及大国追求伟大的冲动（“回归分析显示，人口越多，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而无论是军费还是宏大的外交目标，都增多了国民的税收负担；成为小国的第三个好处是“使政府更接近人民，从而使人民更加自由”。
当然，大也有大的好处。大国意味着更大的自由贸易区，大国的经济不依赖于少数几家公司，多元化程度会更高，大国有规模经济优势。如果擅行分离，也许还有以下的弊端：如果各州有不受约束的分离权，那么它们可能就不太愿意为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等长期项目进行投资；分离权会增加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体现在威胁退出联邦的一方可以凭此要挟对手，获取好处；关于分离的谈判本身就会产生交易成本（比如加拿大在魁北克问题上的冗长辩论）；如果分离很容易，那么国家成员就不会多花心思在改良上。
既然分与不分都有利有弊，那该如何？
巴克利图穷匕见，给出了他的建议：“轻度分离”（Secession Lite)。这指的是各州可以选择性地执行某些联邦法规，否认其他法规，与联邦政府保持松散的联系。巴克利自己是加拿大出身，大学毕业之后才到美国来，在其论述中，他反复将加拿大的情形与美国对比。他指出，加拿大在大英帝国治下采取的是所谓“部分自治”，加拿大政府负责内政，帝国事务则交给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处理。相对于美国的州，加拿大有更多的自主权，英国政府如果要对加拿大内部事务立法，实际上是需要加拿大议会的同意的。巴克利直接问道：美国可不可以采取这种加拿大模式呢？给地方更多的自治权，会促进各州的相互竞争，也能有效保持社会隔离，使之成为国家分裂的有效替代品。
三
巴克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就当下美国分离问题给出著述的学者或评论者，他们立场多样：弗伦奇（French 2020）对美国的分离主义倾向痛心疾首；克雷钠（Kreitner 2020）则指出美国的分离主义运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自然蕴含分离冲动；祖恩（Zurn 2023）则从自由派的角度高举双手，欢迎美国的分离。
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的分裂可能以以下几种方式出现：
- 美国发生政治崩溃，彻底解体成多个独立国家。这大概指的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功能失调，彻底丧失政治调节能力，使得各地方对国家丧失信心，纷纷独立。这是一个国家解体所能发生的最极端的情形。类似的历史事件有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
- 国家分治1.0。这指的是红蓝州分立，按现有州界把美国一分为二成“红色美国”和“蓝色美国”。类似的历史事件有印巴分治。
- 国家分治2.0。这指的是美国不是按州界，而是按县界进行红蓝分割。类似的历史事件有以巴分治。
- 友好协商分手。类似的事件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
这些预测与方案各有各的问题，使它们不可欲或不可能。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里面如果各个地方各自拥有比较清晰的地理、社会和语言边界，又同时拥有较成熟的自治政制，当面临政治危局的时候，才容易发生国家分裂。美国的实际情况是，其政治分裂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而不是沿着州界展开，左右之间的分裂也还没有到断绝一切社会联系的地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不同倾向的党派人士。如果按照州界进行分裂，就会有大量的少数派发现自己身处错误的国家，从而引发动乱。如果按照县界进行分裂，那么红蓝两国的边界就是支离破碎的，会存在很多飞地。在这种纠缠在一起的边界上，边界两边的人群一般都会出现相当的社会、经济甚至是安全冲突，更不要提财产划分与公共责任分担的问题了。
美国的彻底崩盘不可能发生。如上所言，由于缺乏独特/统一的地域划分，就限制了敌对的几方大规模组织人马的能力。要冲突，恐怕也只会是地区内、片段化的冲突。而且，从历史上看，发生彻底解体的国家往往法治不健全、公共服务匮乏、腐败和贫穷，当下的美国很显然不是这样的。与此同时，友好协商分手同样不太可能，因为这同样需要组织能力、独特的文化、制度与清晰的边界。
如果政治冲突与分裂愈演愈烈、不可避免，以上的解决方案或出路却都不可能、不可行，那该怎么办？这时候就能看出巴克利“轻分离”建议的好处了，因为巴克利的方案实际上是一种“分居不离婚”的做法，主张在保留美国统一的同时进行某种国内隔离。这不失为一种中间思路。
四
在这里，我不是在说巴克利这个方案如何务实可取，可想而知这个方案会存在很多问题。巴克利对如何落实这种“轻分离”着言甚少，他自己笔调轻松，似乎认为只要各州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利，美国的政治分裂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正如前所述，美国的政治分裂并不沿州界展开，“轻分离”并不能改善这种局面。再比方说，在这个更松散的美国中，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如何划分其实是个很大的难题，谁能保证各地方不会持续扩权呢？更不用说地方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如何调节呢。
不管如何，巴克利给出的历史前例——大英帝国对加拿大的治理——很有意思。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对加拿大，大英帝国用“非正式控制”替换了此前的“正式控制”，这体现在加拿大在行政上建立“责任制政府”，地方政府对地方议会负责，其人事、内部政策脱离伦敦的管制，在立法上控制内部立法，伦敦如果对加拿大内部事务立法，实际上需要获得加拿大的许可，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可以自建关税体系。这使得大英帝国成为某种白人领地同盟或者邦联，用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大英帝国应该是）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流淌着同样的血液的一系列自治民族之间更加紧密的有机联系。……从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是讲民主的民族。”这种处置，其实非常“帝国”。用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世界帝国史》一书里的话来说，帝国的一大特征就是搞差异政治，并不强求主权统一，也不追求明晰的政治边界，而是搞一大堆政治特区。
所以当巴克利建议美国各州加拿大化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暗示，美国也应该“帝国化”呢？从一个正式制度变得更“非正式化”？
不过说老实话，巴克利用加拿大来当前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加拿大问题的核心是帝国边缘地区（加拿大）向帝国中心地区（英国）要自治权，加拿大和英国之间并没有意识形态与社会冲突。跟美国当前社会情形更相似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帝国——奥匈帝国。
作为一个古老的大陆帝国，奥匈帝国的人口组成特别多样化，而且，各人群的地理分布与行政区划并不一致。在帝国下属各王国、地方中，往往分布着若干不同的族群，没有哪一个族群能够独占一块地方，也没有哪一个族群没有分散在若干政区之内。这是中欧诸族群在若干世纪里相互接触、涵化的结果。
原本奥匈帝国以德语人群为主导人群，德语文化是帝国的高级文化。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时候，随着各族群民族主义动员的展开，帝国内部民族冲突日益增多。这些冲突蔓延到许多领域，群众街头暴力层出不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叹道，“曾由那容让的时代千方百计弥合起来的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隐藏的隔阂和缝隙，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壑。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序幕。”
为了避免民族斗争，奥匈帝国政府的对策也就是“隔离”（用奥地利史学家斯托日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分离达成和解” ），让各个族群各自为治。在教育机构、行政部门、法院和学校里，甚至在救火队中，都特意给各个族群安排专属“政府”，比方说1882年，布拉格大学被一分为二，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各自教学。1910年在西里西亚，省农业事务委员会被分为德意志、捷克和波兰人三个部分。理所当然的，这种分离最终蔓延到了政治代表领域（省议会、国会），他们把地方上的居民分划到某个民族、教派的登记册上，然后为该民族、教派确定一个固定份额的议会代表/公职人数。
事实上，为了应对各族杂居这件事，有些奥地利人认为隔离的形式不应该是“地方自治”，而是“文化自治”——这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和卡尔·伦纳（Karl Renner）的主意。
他们俩的想法是，帝国的实情是民族分布星散，这导致地域民族自治成为一件难事。既然如此，那就要保证在同一区域内各民族各行其道，不相互干涉。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非领土民族自治”的理念——无论一个族群在多民族国家中居住在哪里，它们都可以被组织成一个法律/主权集体，实施自治。鲍尔和伦纳认为，就像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可以在同一个城市共存一样，不同民族机构也可以和单一国家共存。
他们的具体主张则是，所有公民在达到投票年龄时申报其族籍。每个民族的成员，无论住在哪里，都能组成某种协会机构，享有宪法赋予的集体权利和法人资格，以处理所有民族文化事务。例如，这些协会将处置其成员的教育、司法，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民族性质的问题。假如一个政区之内有多元族群存在，那么其政府就分成两套，一套是区域性行政体系，另外一个是各族群文化管理体系。还会有一个联合委员会，它在可能会引发族群争议的问题（譬如警务）上行使职能。这两种体系都会各自对上授权，在国家行政各层级复制自己。国家将会设立一个联合法庭来监督其严格执行，并在有争议的案件中进行裁决。
奥地利人的上述做法与方案揭示了“隔离”方案可能到达的复杂程度。
五
巴克利在他书的结尾非常乐观地说道，只要大家隔离开来，一切都会变好。我却并不那么乐观。
如前所述，巴克利主张的这种“新分离主义”并不实际，但它确实预示着美国的一种可能历史道路——如果当前美国的政治冲突不可遏制，而彻底的分离又不可行，那么美国的政制也许会变得更松散，以及出现更复杂的多元管制。从某种角度来看，美国的政制面貌会变得更模糊。它现在是一个奉行多元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未来却有可能看起来有点像旧日的帝国——国家中各个地方同国家的关系并不一致，有的还会保持紧密，有的更游离；社会可能会瓦解成不同的文化社群，各自奉行一套独特的政制与法律规范；政治和社会运行中也许会出现大量的依附关系；美国国家相较如今将会被削弱，国家能力和合法性都会大幅度降低。
这看起来像是国家政治衰败过程中某个变种。政治衰败不仅仅只影响政治过程与制度本身，有的时候还伴随着国家整体的劣化、变形。在某些情形下，一个国家有可能坠入某种无支配体制（Anocracy）。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体制并不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而是山头林立，不同的精英群体竞逐权力。在由不同种族、族群组成的大型国家里面，社会有可能不是仅仅沿着意识形态界限发生分裂，还可能随着时间的过去，通过日益加剧的政治动员、相互仇视与刺激进行“民族的发明”。各派系以身份认同为基础，以某种怨恨情节集结在一起，其内部的政治文化鼓励对领导人的忠诚，而非对政策问题的讨论，其运作广泛使用与身份认同相关的符号与言语，往往非常僵硬，不妥协。
在无支配体系和派系斗争的加持下，这个国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走向内战，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出现某种“去国家化”思潮和运动——新时代的“藩镇割据”，后面这种情况使得这个国家的运行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某种帝国特征。
“美帝国”会以这种悲情的方式出现在世界上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