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伟：音乐、电影、语言⋯⋯香港流行文化仍蕴藏香港研究的新可能

【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与《端传媒》的长期合作稿件。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将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香港文化影响力近年江河日下，香港研究亦看似前无去路。眼前无路不一定想回头，拙作 Found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ina 尝试阐释香港流行文化所蕴藏的动能，并借此探讨香港研究在大国崛起年代的不同可能性。

2013年2月，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主办“香港广东文化的未来”学术研讨会，笔者当时发表题为〈日暮征帆：最后一代本土学者？〉的文章，感叹在地文化研究眼前无路。近年香港社会弥漫著悲观消沉的氛围，2011年底罗利期（Joe Junior）在无线电视剧《天与地》一语激起千重浪，以“这个城市快将死亡，你知道吗？”（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触动不少香港人的神经。片尾曲 〈年少无知〉 那时广泛流行，词中人怀缅过去，嗟怨有负自己青春，无疑唱出不少中年人的心声，问题是有不少十来二十岁的年青人也跟著唱“年少多好”，若年青人也对“如果活著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有共鸣，年纪轻轻便看破红尘，嗟怨“青春的诗总会老，时间多恐怖”，就说明他们心态过早老化。时间固然恐怖，更恐怖的可能是未老先衰的社会。

拙文〈何为香港？〉曾经指出，2003年为香港“有关痛痒的一年”，因为7月1日的50万人游行，不但为50年不变的框架敲响警钟，也令香港依赖“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自由行来拯救直插谷底的经济。香港政府奢望以此安抚市民，但因经济发展并未多元化，自此不得不依赖内地，社会经济面临巨变，以往香港人引以为傲的香港流行文化亦光辉不再。

叫人忧心的是学界情况同样糟糕，近年本土年青学者愈觉远景难现，有心进研究院者亦感前无去路。香港研究面临终结时代，笔者遂按 〈日暮征帆〉 的脉络开始写作本书，作为2013年出版 Lost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Culture in the Age of China 的续编。Lost in Transition 主要针对中国的急速崛起对香港文化的冲击，阐释其近年所要面对的难题。本书按此脉络，进一步揭示近年香港语言、文化及社会等不同范畴所面对的困境，探讨香港论述的不同可能性，并就此提出以香港研究作为方法, 为我城想像新未来。

Found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ina

出版社：SUNY PRESS

作者：朱耀伟

出版日期：2018/11

香港研究：论述“香港”的不同可能性

马家辉在一个讲座提及的例子，即贾樟柯导演的《世界》（2004）戏中结尾，主角赵小桃和成太生煤气中毒但死不了之后的对白作引子：“我们死了吗？”“不，我们才刚刚开始……”此时此刻，听来虽然有些悲凉，但对香港来说却很适用。

2014年4月，陈果执导的电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上映，海报标语字字惊心：“一夜之间，香港没有了”。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的电影或许有点夸张，“香港不再是香港”却实在是不少香港人的心声。正如独立音乐组合 My Little Airport 为电影《金鸡sss》所写的主题曲 〈美丽新香港〉 便说：“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头，就当我在外地旅游”。

在自由行水银泻地，地产商无孔不入之际，近年香港饱受国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左右夹击，香港人难免常常感到家不再家。特区政府对此并非不知不觉，但并没决心根本解决问题，只是以宣传包装一再高呼“香港是我家”，奢望借此为香港人僭建家的感觉。2013年4月，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为“家是香港”运动揭开序幕，“目的是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主题曲〈同舟之情〉混入经典港歌〈狮子山下〉，又有两代天王张学友、陈奕迅合唱，雷声虽大雨点却小。要说同舟之情，想讲家在香港，可惜歌曲只谈和谐而矛盾却不敢言，运动当然未开始便注定失败，遑论携手走过崎岖。

世界不再一样，最重要的是香港如何继续书写自己的故事。书中考量不同理论，回看香港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要把历史浪漫化，而是借此追踪香港流行文化当年如何累积动能，怎样积厚成势的轨迹。在名为“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的研讨会上，对亚洲素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歌如此总结：“我觉得我们这样做（论述东亚）的目的就是，把绝对的、僵硬的‘东亚’前提，变成可以讨论的程序”。“香港”也有需要变成可以讨论的程序。例如本书借王德威 〈“根”的政治，“势”的诗学〉 一文探讨香港研究的可能性：与“根”不同，“‘势’总已暗示一种情怀与姿态，或进或退，或张或弛，无不通向实效发生之前或之间的力道，乃至不断涌现的变化”。准此，香港研究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摆脱“根”的局限，尝试捕捉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道和变化。（注1）

比方，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文化开始活泼纷繁，不同文化碰撞混杂，创意迭出，为日后香港流行文化的盛世铺好康庄大道。在书中，笔者谈及三个研究项目，来分析如何重新追踪香港文化的发展态势。如也斯（梁秉钧）生前最后一个大型研究项目“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学与文化”，他在同名丛书总序也说得清楚：“以文学及文化研究为本横跨不同艺术领域，让读者了解香港五〇年代文化如何传承中国古典和现代文艺及加以转化创新。”；如陈国球掌舵的香港文学大系，整理了1919-1949年有关香港文学的重要资料，展示香港文学繁富多姿的早期阶段；吴俊雄主理的“黄霑书房”网上版，则集中以黄霑为例，展现他成为香港流行文化传奇之前那段“平凡之中见不凡的人间故事”。谈这三个例子，目的并非寻找香港流行文化的根（再借王德威的话来说：根总指涉一种边界的生成，寻找一个稳定的位置），重点是重新考量后来势不可挡的香港文化，说明其背后的动力来源，即王德威所言通向实效之前或之间的力道和不断涌现的变化

把研究本身作为方法，重新考量香港文化传承

书中再进一步以语言与香港文化为例，探析粤语与香港文化的重要关系。香港固然不宜自我设限，不同语言充满活力的创意混杂正正是香港文化的优势，但近年香港流行文化影响力每况愈下，再加上普通话地位急速上升，粤语文化前景堪忧。教育局大力推动以普通话教授中文（普教中），在没有学理支持下声称普教中可以提升学生中文写作水平。现实的香港人看到内地市场的巨大潜力，完全明白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但问题是不一定要普教中才能学好普通话。笔者认为有需要解构普教中的迷思，并相信粤语多年来也是香港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主要语言，甚至可被诠释为“一国两制”承诺的重要部分，有效保障香港特区的独特文化；随著香港文化日渐失势，体现其文化价值的语言媒介就更为重要。例如香港人引以为傲的狮子山精神，很大程度与 〈狮子山下〉 有关；而近年不少社会运动亦听到人们高唱 〈海阔天空〉 ，从此可见粤语流行文化与香港身分认同关系密切。

笔者其后以晚近香港电影为例，探论香港文化面对困境时的生存策略。郑保瑞导演的银河影像出品《车手》主题在于“八千转，两咪车”，不但明喻香港电影身陷窄巷眼前无路时仍要保持高转数慢车前行，才有机会拐过不可能拐过的弯，也彰显将绝技一代传一代的重要性。除了《打擂台》和《狂舞派》等热血励志的在地制作之外，书中也分析银河影像和杜琪峰其他作品，带出香港电影北上之余是否可以保存香港特色的问题。杜琪峰《毒战》全面北上，看似非常突然，戏中从卡司（Cast，班底）到剧情却饶富港味；《三人行》在搭建的医院场景作困兽斗，似乎暗示香港苦无出路，但除了一众香港演员外，更有无线电视经典儿童节目《430穿梭机》老拍档张国强和谭玉瑛出现，打通世代及传承香港情怀。

银河影像制作，由新导演许学文、欧文杰和黄伟杰联合执导的《树大招风》也是重要例子。戏中三个贼王的故事夹杂有关九七回归的新闻画面，片尾曲由高少华主唱的新版 〈让一切随风〉 彷似暗示一个光辉时代的终结：“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戏中另一插曲 〈怎么舍得你〉 也唤回香港粤语流行曲的流金岁月，在北风吹走我梦的年代，一声声燃起旧记忆，电影其实是一封写给香港的情书。旧乐伴我心，可以是拒绝让一切随风，从回忆想像未来的力量。书中再选论近年香港电影中的粤语金曲，如《打擂台》的 〈万里长城永不倒〉 、《扫毒》的 〈誓要入刀山〉 和《全力扣杀》的 〈奋斗〉 等，单看歌名便知是想重燃香港电影永不言败的精神。旧歌新用，也可说是接通不同年代香港人的尝试。比方，常被批评不再香港的周星驰，新作《新喜剧之王》也有粤语金曲 〈疾风〉 和 〈分分钟需要你〉 ，戏中金句“不投降已经是成功”，有人会觉得是廉价励志，但从传承的角度来看，在陈百强“如内心有梦便全力追踪，不须计那天才可终”的歌声衬托之下，对香港观众来说倒是言尽意无穷。

全书最后提出以“香港研究”作为方法，尝试捕捉多年来香港流行文化如何积累动能，并借此考量香港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王家卫《一代宗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说的就是传承。在人人都说重视多元文化的时候，单单以香港作为方法，强调其混杂特色，或许已难彰明其独特之处。香港多年来的文化翻易(在后殖民论述有翻译及改易的意思)千变万化、多元并济，这些年来累积了不少宝贵经验，随便高举“东西混杂”旗帜的一般城市实难东施效颦。我深明无法复制张国荣或梅艳芳，但重新思考香港如何积累和传承文化动能，未尝不是香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过程。人文香港，本来如此。

（朱耀伟，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教授、香港研究课程总监。本文按拙编《香港研究作为方法》的〈导论〉及文章〈何为香港〉增补改写而成）

注1：参见《香港研究作为方法》（香港：中华书局，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