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聿文：李鹏的两大政治遗产——兼论破解“镇压-稳定-增长论”

在中共建政后的历任总理中，李鹏或许是口碑和才德最差的一位，但从去世后官方对他的讣告看，却可能是除周恩来外评价最高的一位。这不啻为历史的讽刺，当然也是习近平时下出于政治的需要。

斯人已逝，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抛开细节和枝节不论，纵观李鹏的一生，他对中华民族的祸患，实在要远远大于其所谓“贡献”，即使按中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也可这么说。

纵横二十年 政绩乏善可陈

作为中共培养的典型技术官僚，李鹏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官宦生涯中，做过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并兼任国家教委主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和国务院三峡工程建委主任等，在中国政坛最高层纵横捭阖20年，直至2003年退休。然而，细数其“政绩”，或许除六四镇压和三峡工程外，人们会一片茫然。

细数其“政绩”，或许除六四镇压和三峡工程外，人们会一片茫然。

李鹏做总理十年，中国经济在这段时期的确有高速增长，但首先归功于邓小平南巡谈话启动中国市场化改革、激活了中国社会的内在活力；其次与当时经济政策的实际主导者——副总理朱镕基进行的大刀阔斧改革有直接关系，1990年代中国政府实行的三大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分税制改革加强中央财政集权、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让几百万职工下岗、以及冲刺WTO，都是由朱镕基直接领导，和李鹏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这三件事情直到今天也有人反对，但即使在当时，人们也认为是朱而非李的功劳。相反，李鹏在权力最膨胀的1989至1991年，以延续“治理整顿”之名企图重返计划经济，结果造成改革40年来经济增长最低的三年。另外，李鹏还曾主掌人大5年，但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乏善可陈。

因此，一定要说李鹏有什么“政绩”的话，只能是六四镇压和三峡工程。耐人寻味的是，官方对李的讣告也没有回避这两点。对前者，讣告称颂他“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后者，讣告赞其“在三峡工程科学民主决策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从官方看来，确实是把它们作为李鹏的政绩加以颂扬的。但历史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其在六四中因强硬、鲁莽和对学生的屠杀，使他后半辈子背上“北京屠夫”的骂名；而在众多专家和人大代表的反对下，他不顾科学，为了家族和一小撮人的私利，顽固坚持三峡工程的上马，至今仍争议不断。

遗产之一：强化党国威权体制，滞缓民主转型

围绕着六四和三峡工程，李鹏给中国留下了极其恶劣的两大遗产。所谓“遗产”，不仅指事件本身，更从制度角度而言遗患无穷。

第一个政治遗产，是协助邓小平对六四的屠杀和镇压，使本来摇摇欲坠的党国威权体制得以强化，严重滞缓了中国的民主转型。

谈到李鹏，就不能不说他在六四的表现。尽管他不是镇压六四的主要决策者，但他在邓小平的镇压行动中，起到了极坏作用，是重要帮凶。或许可以说，正因为他是除邓之外的另一个“元凶”，所以中共的讣告才给他很高评价。

六四镇压确保了共产党的30年统治。李鹏虽然没有因支持邓而如愿登上总书记大位，但也确立了他仅次于江泽民的“二号人物”的角色和地位。这之后至2003年退休，在长达15年时间里，李都是江在党内最重要的竞争者、以及党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李鹏虽然没有因支持邓而如愿登上总书记大位，但也确立了他仅次于江泽民的“二号人物”的角色和地位。

作为红二代、且是“烈士”后代，李的“打江山、保江山”意识可能比一般红二代来得强烈。另外，五年的苏联留学生活极大可能会强固其对社会主义的刻板认识，导致他的思维更僵化。这可以解释他在1989年对待学生运动比起其同僚显得更强硬的原因。虽然当时身处总理之位，使得他有借强硬姿态而觊觎总书记宝座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背景和经历，或者如果他仅出身于一般的革命家庭，可能对“保江山”就少了一份责任感和神圣感。因为人们看到，在那个春夏之交，形势扑朔迷离之际，在全民同情学生的氛围下，一些高官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或至少选择沉默。李鹏为避免站错队，本也完全可以两边观望，可他积极跳出来，顽固反对学生。很难说，这不是因为他有比别人更强的“保江山”的使命感在作祟。

随着枪响，学生运动被镇压下去，中国原本大有希望的民主转型也戛然而止，从此进入了30年的中共威权加极权统治时期，至今看不到尽头。李鹏在其中所起作用，不仅是参与了对学生的镇压，扼杀了民主运动，浇灭了大众的民主热情，而且此后以强硬保守派的形象和中共主要决策人之一的身份，进一步固化了中国的威权体制，延续了威权体制的生命，直至蜕变成目前的极权。

六四之后，李鹏以强硬保守派的形象和中共主要决策人之一的身份，进一步固化了中国的威权体制，延续了威权体制的生命，直至蜕变成目前的极权。

中共的威权体制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威权体制不同，后者虽然有一个专制的军事或政治强人，但执政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该强人而存在的，其自身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力量并很强。另外，它们至少表面上还保留多党制、言论自由以及民间反对派——尽管这些机制实际运转都失灵。而中国的威权体制本身带有极权因子，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胡锦涛时期，国家对本来微弱的政治反对派和民间自由力量的打压照样不遗余力，更不用说党成了一个不受任何法律和规范约束的“超级存在”。

习近平上台后，骨子里继承了李鹏的衣钵，其“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维和“保红色政权万年长”的意识和李鹏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他是李的“政治私生子”。

所以，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尽管市场经济的实行以及加入WTO让中国获得了在党国体制下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但是政治自由一直回不到六四之前的状态。党内民主虽在李鹏等强硬派退休之后曾经有过短暂的一闪，但习近平上台后，骨子里继承了李鹏的衣钵，其“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维和“保红色政权万年长”的意识和李鹏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他是李的“政治私生子”。

遗产之二：培植利益集团，挟持国家决策

李鹏的第二个政治遗产，是以电力系统为依托，将国家利益转化为家族和小集团利益，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电力分利集团，纵容家族腐败，挟持国家决策，直接阻碍了国家体制的健康发展。

李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电老虎”，不仅其本人，子女和夫人也曾长期在电力系统任职，占据高位，儿子李小鹏被誉为“亚洲电王”，女儿李小琳被称为“亚洲电力一姐”，而他们直接得到李鹏的荫庇，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自1955年苏联学成回国担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开始，至1983年6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止，李鹏在电力系统深耕近30年，从基层干到电力工业部长。成为副总理后，继续分管能源、交通、重点建设项目等工作，在中国政府决定三峡工程上马后，还以总理身份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委会主任。官方讣告称赞他是中国“电力工业的杰出领导人、核电事业的重要开创者”，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电力要先行”战略，提出电力适度超前发展，推动中国在电站建设和电力生产、电网管理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云云。

然而，“电力工业杰出领导人”的背后，是李鹏一手将电力行业打造成李家的“私人王国”，成为中国众多逐利集团的一个重要分利联盟。即使在他离开电力系统，擢升国务院副总理，特别是成为总理和人大委员长后，电力行业仍俨然形同其“独立王国”。

“电力工业杰出领导人”的背后，是李鹏一手将电力行业打造成李家的“私人王国”，成为中国众多逐利集团的一个重要分利联盟。

社会稳定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利益集团是一个自然现象。但需要防止出现奥尔森意义上的“分利联盟”。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奥氏曾分析了分利联盟的影响和危害，他说，当一个国家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时，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知道该怎样去操纵，以及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最后，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其后果就是国家的衰落。

一般来说，分利联盟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加剧政治分歧，造成“制度僵化”。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分利联盟，其危害只会比奥尔森指出的更严重。因为它是在意识形态幻觉破灭后，执政党将权力和物质作为统治资源，其内部的几大权力寡头为瓜分国家资源而形成的分赃。所以和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比起来，它更强调权力的至上性和利益的排他性，更加寡廉鲜耻。比起官员普遍的腐败来，分利联盟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更加严重。事实上，分利联盟的形成和对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蚕食，都是以腐败形式进行的，两者乃孪生弟兄。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分利联盟，是在意识形态幻觉破灭后，执政党将权力和物质作为统治资源，其内部的几大权力寡头为瓜分国家资源而形成的分赃。

中国在1980年代就初步萌生了分利联盟，到1990年代，分利联盟崭露头角，至本世纪头十年，分利联盟几乎存在于每个行业和领域，它们借着改革名义，在各个方面都极力扭曲改革措施，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以特殊的权力身份、表面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以及巨大的政策影响力，来达到和实现将公权力和国有资源私有化之目的，侵蚀每个公民权益，攫取改革红利，如今可以说，分利联盟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瓜分已经完成。

李鹏的水电系统是中国众多利益集团的重要一员，它强大到不仅要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江河都圈进去建电站大坝的程度，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三峡水利大坝。尽管面对众多反对，该分利联盟还是在李鹏支持下，以国家利益背书，最后通过了修坝决定，致使这一工程的遗害在修坝结束后的十几年里陆续爆发，而且今后恐怕会继续下去，绵绵无期。

六四镇压后的“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

上述对李鹏政治遗产的批判是恰如其分的，并不因为他让人憎恨就将其脸谱化。没有人生来就是坏人，但李鹏在这方面确实很特别，他是党国体制培养出来的“官僚样品”，是典型的“竞次”产物，几乎集合了该体制所有的缺陷，所以，哪怕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和称职的丈夫，在私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公域的表现，很难让人恭维。

尽管如此，有些事也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下面探讨的问题就是如此，它历来引起争议，即如何评价1989年天安门运动被邓小平李鹏等镇压后，中共所刻意追求的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国经济于六四之后的30年高增长，是否确实由稳定带来，或这种稳定至少为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和崛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基础条件？说得更直白点，中国目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否有六四镇压某种程度的“功劳”？

在中国经济于六四之后的30年高增长，是否确实由稳定带来，或这种稳定至少为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和崛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基础条件？

笔者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对六四死难者以及六四一代人有些残忍。他们不会同意、或不愿把今天中国的地位和“崛起”，同六四镇压挂起钩来，不认可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在他们看来，屠杀就是屠杀，是反人权、反人类的，不能用任何借口和理由来为屠杀开脱，或者用今天的结果，来倒推昨日之屠杀具有某种“合理性”。

但还是有其他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其中也包括少数当年的六四学生，对中共的镇压有新的认识。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人的意见或转变斥责为屠杀“背书”，在关于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既有复杂的学理，同时人类的实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为此提供了不同的经验事实。

我在此引入一些学者的研究和观点，可能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学术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指出在政治民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间，既存在互相不兼容和冲突的一面，也存在相互协调和促进的一面，前者就是所谓的“冲突说”，后者则是“协调说”。但历史发展的真正状况，或许像“怀疑说”理论认为的那样，在上述三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因果连带关系，它们既不总处于冲突状态，也不总处于协调状态，在比较专制的政权下、和在比较民主并有广泛政治参与的政权下，都有过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失败的情形。按照该理论的分析，在民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上，政治制度本身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分析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对经济的干涉程度和卷入方式、工业化的途径及战略、政党关系以及文化传统等条件。

在政治民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间，既存在互相不兼容和冲突的一面，也存在相互协调和促进的一面。

从这个角度看，东亚国家的官僚和威权体制偏向秩序和稳定，往往用直接控制手段限制公众的政治参与，同时也推行特定的、排斥公众参与的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发展。比如，当国家的发展政策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保证劳动密集性产业的竞争力就成为政权的中心任务之一。在此情况下，统治当局和上层精英对劳工阶级的控制和政治排斥就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稳定，才能保证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的继续投入。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威权政权（例如日韩和台湾）等都曾用强制性政策和排斥政治参与的做法，完成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任务。

中国属于东亚威权体制的一员。但历史的沉重、转型进程的一波三折以及内部的复杂多变，客观上也导致党国威权政体的严厉程度是日韩和台湾比不了的，它对大众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参与的打压更厉害，突出表现在长期对劳工福利的压榨和取缔劳工政治，并用政权力量发展有助于巩固其统治的产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它尤其重视和强调“秩序”和“稳定”的发展环境，此即“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到一切”的来由。

对大众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参与的打压更厉害，突出表现在长期对劳工福利的压榨和取缔劳工政治，并用政权力量发展有助于巩固其统治的产业和国家资本主义。

后六四时代，这种对“秩序”和“稳定”的偏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而长达30年接近9%的年均增速则是其直接结果，它不仅成就了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地位，也由此种经济增长，不同程度地反馈和辐射到普罗大众，使大众的福祉和生活水平比起30年前大有提高，从而无形中影响到人们对“稳定”的看法，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多数）肯定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但这当然不能反推，邓小平、李鹏等人对天安门示威者的屠杀具有正当性，站在普适价值的立场和角度，必须否定镇压的任何合理性和正当性。特别是我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只能以普适价值和历史进步性为标尺。然而，中国国力的增长和崛起，从时间序列上说，也确实是通过李鹏等人开枪镇压学生创造出来的“安定团结”局面，在党国手上实现的，这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也是让“普适价值派”尴尬的地方。

中国国力的增长和崛起，确实是通过李鹏等人开枪镇压学生创造出来的“安定团结”局面，在党国手上实现的，这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也是让“普适价值派”尴尬的地方。

要使“普适价值派”摆脱尴尬，还是应回到历史寻找答案。同样从东亚的发展经验看，日韩台湾等威权体制在经过高速发展一段时期后，先后开启了民主转型，走向政治民主。中国的情况尽管很复杂，然而，30年高增长的时间也已远超东亚其他国家，所以，上述经验如果能够构成一个历史规律或者逻辑，那么可以预期，中国在不久之未来也势必迎来民主曙光。

现实当然使人沮丧，不过，这很可能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前已指出，尽管习近平一门心思要继承李鹏遗志，但这注定是走不通的路，因为他抗拒的是历史逻辑，而逻辑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习近平若不改弦更张，重启政治改革，开放政治参与，最后等待他和中共的，恐怕会像李鹏一样，最终会被历史所唾弃。

（邓聿文，独立学者，政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