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帝国的骄阳酷暑——从李鹏之死到香港“宪政危机”

2019年的中国面临两个危机——中美关系和香港事态。前者一度因大阪G20峰会上的交易而暂缓，但旋即又被上海磋商徒劳无功、特朗普再度发出关税威胁而走低。此种情形下，六月初因为“送中条例”引发的香港危机，反而因此获得了某种解读空间。

它所折射的，是习近平执政进入第七个年头，中国政治的一些新的长期性框架正在浮现，中国内地与香港在“两制”间的制度性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这似乎颇能代表北京和整个北半球在一个骄阳酷暑里同时经历的、表面混乱却内部稳定的共通基调。

李鹏与红三代的贵族化

过去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战跌宕起伏，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持续的舆论窗口削弱了此前成功的媒体和网络控制，限于贸易战的公共讨论从去年底以来激发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投降派”，敢于从体制内部批评现行政策的声音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自去年三月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已经连续17个月没有召开全会，这虽不是空前，却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少有的。上一次更长的休会发生在十届二中全会（1975年1月）和三中全会（1977年7月）之间，那属于众所周知的非常时期，足见当下中共高层政治生活处在某种极不正常的状态。

自去年三月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已经连续17个月没有召开全会，这虽不是空前，却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少有的。

这种不正常状态，或许可以从长江中下游爆发洪水、却无政治局常委级别官员视察救灾可见一斑。而严重的民生问题不仅有洪灾，也有因为贸易战而急剧增加的可能多达五百万制造业工人的失业、以及普遍能够感受到的企业资金困难和地方财政困难等等，但都被如火如荼的强调“勿忘初心”和“自我革命”高调党建运动所掩盖。情形像极了1958年“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毛泽东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权威。然而，这也意味着中共高层对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取得共识，从中美关系到香港问题，甚至新疆问题，可能都存在着严重争论和分歧，召开全会的时机却并不成熟。

但是，以习目前的党内权威，尚不至于立刻面对如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所遭受的严厉批评。更为巧合的是李鹏的死亡，时间恰好在1989年学生运动的三十周年之后。他身后的官方评价，格外强调了他在30年前的所谓“历史性贡献”，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他在“六四”镇压当中无法推卸的责任，颇有“利用死人做文章”的意味，从他的女儿李小琳的一份公开声明中，可以感受到家属对此的不满：李小琳一方面感谢所谓组长评价，另一方面却大幅度地提到李鹏生前从未间断、却不被允许出版的日记。

李鹏身后的官方评价，格外强调了他在30年前的所谓“历史性贡献”，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他在“六四”镇压当中无法推卸的责任。

近十年前，李鹏家族还在为他的身后名誉、为出版他的日记奔走无门。政治局已经否决了国内出版的可能，或许部分因为日记内容颇多卸责（将六四屠杀决定推向邓）。他们竟然找到一位不相干的新京报记者，强行塞给他一纸袋厚厚的打印稿（不是U盘）。这位惶惑的记者最终在几位私人朋友的帮助下，将书稿送到香港，以《六四日记》的书名出版。而这位无辜记者被国安询问，丢了工作，而他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出版人都是李鹏政敌赵紫阳的同情者或故旧。整个情节，像极了冷战时代《日瓦戈医生》手稿被带到西方的过程，而今随着“铜锣湾书店”事件，香港作为大陆政坛老人回忆录的出版窗口也被关闭。

不仅如此，“红二代”的政治地位在过去六年间也悄然隐落，从原本拥戴主席上位的小集团，沦为被调查、被接管的对象，如陈小鲁和安邦、以及海航等，北戴河会议的老人政治也逐渐式微，李小琳此番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声明便很耐人寻味。

这种变化，和李鹏的政治遗产有关。李鹏虽然被钉在“天安门屠夫”的历史耻辱柱上，但是他在1989年民主运动当中的“坚定”立场，却很符合中共技术官僚“又红又专”的培养路线，从而具有重要的双重承接角色。

一方面，以李鹏为代表的一代人，以较少受到政治运动冲击的技术干部身份，开启了1989之后技术官僚全面接掌中国管理层的机会。江泽民被召入京和随后朱镕基、胡锦涛以及包括周永康等所有政治局常委在内，都成建制地以专业技术官僚身份上位；此前的革命干部和“工农干部”，随着乔石和李瑞环等人的退出而整体消失。

另一方面，李鹏的表现印证了陈云的政治嘱咐——“把政权交到自己孩子手上才放心”，1989之后中共的组织路线因而发生悄悄却重大的调整，邓小平1980年代初定下的干部“年轻化、专业化”标准（即技术官僚要求）被附加了后门：1977-1979级的“新三届”干部，因1989时期的表现总体上不再受到信任，当时已经选拔进入候补梯队的，被悄悄清洗，而类似李鹏的红二代专业干部（如习近平等）则在组织系统内另辟上升通道，后者特有的“红色资源”和动员能力（譬如对父辈元老的熟络和迎送），大大超过平民出身的技术干部，俨如体制内干部相比普通百姓的资源优势，都最终保证了习近平这样“红二代”的最终上位。在这意义上，从李鹏到习近平，从党内二号人物的总理到领袖地位的总书记，有着“薪火相传”和“更上层楼”的意味。

从李鹏到习近平，从党内二号人物的总理到领袖地位的总书记，有着“薪火相传”和“更上层楼”的意味。

与此同时，在江泽民-胡锦涛二十年间从李到习的暗线传承之外，李鹏还开辟了另一条明线——以电力系统为根据地，形成了技术官僚寡头控制的利益集团和党内派系，或曰政治局常委制下的分肥体制。

虽然早在1980年代期间，高级领导人就因参与双轨制的官倒公司（如康华）遭到学运抨击和党内反对，但是30年前的个人化特权经由李鹏的组织化运作，早已经转型为央企名义下的行业寡头，并且被包装、稀释为所谓“混合经济”综合体，向特定行业外扩张。这些行业寡头和利益集团在周永康任下发展到所谓“周薄令徐集团”，跨石油、煤炭等行业，结成技术官僚、红二代、军头、政法及党务的“联合舰队”，遭致习近平的强力反击，以“柔性政变”方式颠覆政治局常委体制，但是李小鹏的上升和李小琳的最新话语，都表明李氏集团在多次交易之后，其“红三代”地位得到确认，中共革命元老家族的“贵族化”终于形成。

李氏集团在多次交易之后，其“红三代”地位得到确认，中共革命元老家族的“贵族化”终于形成。

这种“贵族化”，可能是李鹏身后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它当然并非保证所有中共革命元老都能自动进入贵族行列，而是习近平对现有红二代、而且是把持特定行业并且拥戴其领袖地位的红二代家族的承认，作为早先更为激进者如陈小鲁、秦晓甚至王岐山在内等有着精英民主诉求的“替代方案”——后者希望通过红色精英的小范围民主机制，完成领导人有序交替。这一贵族化趋势无疑将消解红二代内部的“健康力量”，并且与习近平的永久执政体制相伴随。

贵族和帝国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换言之，在2019的夏天，一个“革命共和国”建政70周年前夕，人们在李鹏之死及其追悼会上看到的，是革命元老的后代们已经从最初三十年的特权阶级和最近三十年的行业寡头，被正式加持为凯撒主义下的“红色贵族”；连同一个无限执政的凯撒，共和国已经被他和他的贵族支持者私人化。

人们在李鹏之死及其追悼会上看到的，是革命元老的后代们已经从最初三十年的特权阶级和最近三十年的行业寡头，被正式加持为凯撒主义下的“红色贵族”。

进而，这种私人化的国家便是一个帝国政体。于是，2013年发端的“一带一路”迷思便豁然而解——这既是在大中华之民族复兴动员下、继19世纪末民族主义运动对海外华人的“再中国化”和冷战时期的输出革命之后，对海外华人的又一次唤醒；也是以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掩护的帝国扩张，向更大范围的“一带一路”国家输出新殖民主义。

只不过，不同于历史上各种形态的殖民主义，伴随共和国私人化统治和世袭的形成，这一新殖民主义以维持“一带一路”国家的威权统治为目的，以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手段为主要形式，其所给予的，远远大于索取的原材料，从而趋向一个“给予型殖民主义”(giving colonialism)，即科耶夫在1957年的“杜塞尔多夫演讲”时为欧洲提供的一个后殖民主义方案，从而区别于当时的美苏集团。

历史的吊诡和玩笑也在于此，这一反殖民主义的“给予型殖民主义”，当初系科耶夫基于福特制资本主义、基于基督教的给予而为建构全球普世的均质化国家服务，不曾想被半个多世纪后的红色帝国所借用。他们所期望获得的，不是新教资本主义或者基督教秩序所强调的良心及其认同，而是一个与人类学家毛斯（Marcel Mauss）所观察的、与太平洋岛屿社会类似的、通过礼物施予而获得的声望或荣耀。后者的所谓荣耀，在基督徒看来，居于所谓异教构造的核心，往往依赖巨大的内在距离，或者由巨大的距离所构成，即“一带一路”所建构的类似太平洋岛屿的距离感，作为“天下主义”的具体化。

吊诡的是，至少在帝国本土境内，我们看不到任何福特主义的内需政策，即让人民有足够多的收入来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工业品，却如科耶夫对“给予型资本主义”的描述，渴望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归附。

香港危机与公民操演

相对内地政权六年间从红二代到红三代的急剧贵族化和世袭化进程，香港公民的今年夏天的大规模和平抗议，自六月初以几乎每周一次的公民操演，却呈现出对归附的反抗，也就是对此种“给予型新殖民主义”的反抗，几乎内生地否决了港澳办7月29日谈话中给予香港青年在住房、学业、就业和创业方面的恩惠性政策，因而需要做根本的解读。

香港公民的今年夏天的大规模和平抗议，自六月初以几乎每周一次的公民操演，却呈现出对归附的反抗。

当然，港澳办相比此前的颟顸（例如2014年占中运动时的表现），已经有了些许进步，起码愿意从至少经济角度理解香港青年的部分动机，这也符合大部分大陆人的“唯经济论”。不过，仅从中国官媒、外交部和其他高层机构一再将香港民众诉求污名化为“港独”、强调“爱国”作为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条件，足见两地理解的鸿沟。

历史上，在义和拳民大举进入北京“扶清灭洋”的前夜，香港就打响了近代民族主义革命的第一枪，爆发了由香港基督徒发动的反清起义。由此而降，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新加坡华人抗议，一场由欧洲殖民主义教育所培养的知识精英所主导的“再中国化”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席卷了（包括香港在内）从东南亚到北美和加勒比的华人，回输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土的民族主义，并且如“锡安主义”（Zionism）一般，改造并且重塑着散居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性。

21世纪的人们越发认识到“散居文化”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我们也能从散居的大中华共同体（包括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中发现丰富多样的政体形态追求，而对政体的选择从根本上说就是文明的本质，也是中华文明可能存续的要义，超越了恋土情结，类乎热爱自由城邦和自由精神的欧洲爱国主义传统。

这种爱国主义不依托于任何外部的威权，而来自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城邦公民的主体性选择，即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它的诞生，如同罗马最初作为不法之徒聚集的避难所，然后有了城邦，而整个罗马帝国都可以看作是罗马城邦的外延，以万民法实现着帝国境内的平等。香港亦如此，从一个小渔村到收留逃避清廷追杀的汉人、太平军和基督徒，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收留了大批抗日爱国人士，1949年到1950年则收留了内战后的逃共人士，1960年代至1970年代更收留了许多饥饿和向往自由的逃港人士，声称“香港最坏、比台湾都坏”的国防大学徐焰教授，当然只看到后两拨，不愿意承认此前香港如何从一个爱国主义避难所成长为一个城邦。

之所以称之为城邦，并被港人和华人世界认同为离散中华民族如锡安一般的圣地，因为香港虽然先后在英国殖民和港人自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分化，却没有阶级斗争，中共地下组织从1950年代到“六七暴动”的历次煽动都未成功，这对笃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中共来说根本无法理解。

香港虽然先后在英国殖民和港人自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分化，却没有阶级斗争，这对笃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中共来说根本无法理解。

香港的多数人是为求生存而聚集，他们所接受和选择的政治制度植根于这种自我保存的私人欲望或需求，事关“巨大”的私人利益。这一点，对香港无论底层工人和富商都是平等的，也因而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尤其在“送中条例”草案发布后，上至逃避澳门判监的刘銮雄，中至过去数十年到内地经商的普通商人，下至小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都深深感受到人身自由所受的威胁，来自罗湖北边那个随时可能因为互联网言论、出版图书（如铜锣湾书店事件）、内地经商贿赂、甚而嫖娼而被审判（甚至未经审判）而失踪、且最高法院院长公开声明反对“司法独立”的司法体制。

而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止有共同的恐惧和对自由的热爱，还有超越城邦界限的民主，从1989年声援内地民主运动开始的觉醒，直到2014年“雨伞运动”，可能亦如一百年前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反哺”内地。

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止有共同的恐惧和对自由的热爱，还有超越城邦界限的民主。

那年秋天占中开始后，10月15日李嘉诚发表书面讲话，呼吁学生回家的同时，亦表示“政制往前走是保障50年不变后的未来”。如此表态在当时香港商界中极为罕见，其语重心长和对香港年轻人的寄望，像极了当年赵紫阳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讲话。在此无限制的民主中，内部的阶级差异被克服，超越了被一个挑选的寡头机构（特首选举委员会），平民也进而不再只是虚构的多数，而是全体，如6月16日两百万人上街所显示的，这是一种属于城邦的平等。也就是说，香港人民对香港的热爱——无论李嘉诚所表示的，还是两百万人民所表达的——也是未来香港人民将不懈追求的民主化，其本身就等同于爱国主义。

作为其唯一参照，欧洲中世纪之后所逐步形成的爱国主义潮流，从一开始就是共和主义的，与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热爱有关，也就是作为一种美德的政治爱国主义。同时，“祖国”意味着自由和制度，而非天然的现实。孟德斯鸠因此将爱国主义的核心视作“对平等的热爱”，或者如卢梭将祖国形容为“共同的母亲、共同的自由”。对于分散在广袤欧洲大地的德意志人民来说（如费希特），则从19世纪初复兴那种曾在中世纪自由城邦盛行、却为“君主的贪婪和暴政”所窒息的爱国主义，一种寻求精神自由的民族精神。

今年七月，德国隆重纪念了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之一——暗杀希特勒的斯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他在纳粹统治的黑暗中熠熠生辉，激励了幸存的德国精英在战后将民主重建和保障人的尊严作为爱国主义的主要使命，也就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开端。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历了两次大战以及1990年代以来无数次民族主义冲突和灾难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才在巴黎的一战纪念仪式上彰扬爱国主义、反对各种新民族主义。那是所有欧洲人民都理解的语言，一个关于欧洲爱国主义的骄傲。

过去两个月间香港人民的抗议，是香港人民对爱国主义和城邦民主的公民操演，在各种聚集中形成他们的政治生活。

当然，不知道内地人民是否理解欧洲的爱国主义光辉，是否能够理解香港城邦的民主斗争。一个贵族化的帝国已经“去政治化”太久，也面临着即将来临的与美国的“脱钩”。然而，如法国政治学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所说，政治化等同于民主化，城邦等同于民主制，或者朝向民主政体的运动。

过去两个月间香港人民的抗议，是香港人民对爱国主义和城邦民主的公民操演，在各种聚集中形成他们的政治生活，从而区别于总是在暴政、和暴政者所威胁可能出现的无政府混乱中摇摆的贵族化红色帝国，也暴露了去年修宪之后中国爆发的首次“宪政危机”——一个徒具躯壳的压迫性宪法，根本无力处理它和一个“地方性宪法”所遭遇的冲突。

（白信，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