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作为一种“流行病”，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的公共健康问题，被视为21世纪人类、环境和地球的最大健康难题。
中国亦逃不开这个趋势。 如今，超重和肥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显性问题。 过去二十年，随着经济发展跃升，社会物质条件急遽改善，饮食营养更为丰富，新鲜多元的生活方式进入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但经济的高速发展，衍生了一个副作用——肥胖率在儿童、青少年和成人间均有显著提升。
而后疫情时代，困在寒冬中的中国经济宛如一剂催化剂，正影响着不断膨胀的肥胖问题。
超重的中国
中国的肥胖率已不容小觑。 官方在2020年就曾发布数据，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中国有超过半数成人超重和肥胖。 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的37%。
中国当局卯足了劲来抗衡肥胖趋势。 2024年，官方宣布将有16个部门开启为期三年的“体重管理年”任务。
肥胖，是体内堆积过多脂肪而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致残致死的身体状态。 肥胖成因复杂，受遗传、内分泌或复杂的环境问题引致。 许多人并不知道，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一种疾病，也被视为“百病之源”。
临床上，由体重和身高计算出来的数值“身体质量指数”（BMI，又称体重指数），用以衡量一个人的整体体重情况，也能作为脂肪含量的粗糙估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当 BMI 等于或大于25kg/m^2，将被界定为“超重”（overweight），等于或大于30kg/m^2时则为“肥胖”（obesity）（注：中国的超重 BMI 界线为24，肥胖为28）。
值得留意的是，BMI 的计算中无法区分脂肪与非脂肪组织，即可能BMI相近，但脂肪率大相径庭。 另外，脂肪率的高低、脂肪的分布位置，也会给身体带来不同疾病。
一份于2023年发表在《糖尿病、肥胖症和新陈代谢》期刊的研究文献估计，中国有34.8%的成年人口超重，14.1%为肥胖，同时，男性的超重和肥胖比例比女性高。 这份研究在中国243个城市、约1580万成年人中进行调查，刻画了细致的肥胖图谱。
目前中国的成人肥胖率并未超过英、美等国，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肥胖总人口已经超越美国。
另一敲响警钟的问题是，中国儿童的肥胖态势日趋严峻。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表在知名医学刊物《刺针》（The Lancet）上的研究显示，按照肥胖增长的趋势，2023年中国儿童超重或肥胖的比例将接近五分之二。 在2000年，中国儿童与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仅为8.8%，远低于世界水平，该数字在过去20年上升迅猛，甚至已经超过一些中高收入国家。
超重和肥胖问题会给儿童带来无法逆转的损失。 有研究指出，若不采取进一步的干预，2025年至2092年间，中国儿童和青少年会付出约33亿个失能调整生命年（DALYs）的代价（注：失能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是一种衡量疾病负担的方法，纳入因因健康不佳或失能而损失的时间和因过早死亡而损失的寿命）; 女性尤其会有更大代价，因为她们会面临男性没有的疾病风险，包括卵巢癌和子宫癌。
该研究还算了一笔经济账。 因为超重和肥胖，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命中，将付出直接医疗成本，和更多的间接成本，包括工资、生产力和失去生命的损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超重和肥胖的儿童，未必会随着成长过程而自然减轻体重。 健康问题或会伴随着他们迈向成年。 根据美国的研究，追踪超过11000名肥胖儿童成年后的BMI之后，发现88%的儿童在成年后仍然肥胖。 另有研究显示，若父母肥胖，会使下一代超重和肥胖风险高2.2倍。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控制超重和肥胖问题，将给未来社会埋下更沉重的伏笔。
疫情加剧严峻的肥胖趋势
社会经济发展牵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营养摄入结构和相关经济产业发展。 从中国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经历了从营养不良的相关病症，到不健康饮食和久坐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转变。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人口整体营养摄入量均有增加，尤其是油、肉类和糖分，目前摄入情况，已然超过中国官方制定的《健康中国2030》营养标准。
从更具体的数据来看，碳水化合物在主要营养物的摄入中，占比由1982年的70.8%跌落至2015年的53.3%; 脂肪则由1982年的18.4%上升至2015年的34.6%，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 由于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包括心脏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脂肪摄入量不应超过30%。
在现代人的忙碌生活中，辅以发达的餐饮配送平台，健康饮食并不容易做到。 中国是外卖大国，便利和廉价的外卖系统填充了忙碌打工人短暂的吃饭时间。 食用外卖或快餐，容易摄入更多高脂、高糖和高盐食品，渐渐对身体造成负担。
根据专注中国市场的调研公司 Daxue Consulting 的数据，中国的快餐市场预计将从2017年的8920亿元人民币，上涨至2025年的1.8万亿元。 共研产业数据则显示，2015年至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不断扩张。
除了饮食，运动也被视为对抗肥胖的主要方法。 根据世界肥胖联盟2024年的报告，2016年中国成年人体力活动不足的比例为14.1%，不算太高，但11至19歲的青少年則需引起警惕，運動不足比例高達84.3%。
中国人的工作时长是一个重要影响因子。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的数据，全国周平均工作时长长达49小时，即若一周为五天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接近10小时。 该数字为近20年最高。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会造成严重代价。 但必须看到，有时候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被动选项。
疫情后，中国的封锁措施对人们的饮食和运动方式造成了负面影响。 有研究已经发现，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程度在疫情期间有所加剧。 一份2022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 的研究，以中国苏州逾7万名8至12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和对比COVID-19前（2017年至2019年）与疫情期间（2019年至2020年）的BMI变化。 结果显示，肥胖率在2017年为12.29%，兩年後於2019年增加至13.28%，但仅仅在疫情后一年，2020年已大幅增加至15.29%。
还有研究发现，疫情爆发后，人们在餐厅的花费多于疫情前，餐点中包括碳水化合物、脂肪、纳含量、脂肪和蛋白质在内的食物热量也更高，这或与精神压力有关。
“肥胖不仅是个人环境和行为的产物，也是被全球食品市场和贸易协定所塑造的整体社会产物。 我们需要更多层面的方法来抑制肥胖环境的影响，特别是针对过度生产廉价食品和饮料的国际产业。 ”《刺针》一篇文章写到。
食品产业链在肥胖加剧的图景中有不可抹去的责任。 被广泛推广的加糖饮料、高盐和高饱和脂肪的加工食品等，以低廉的价格吸引人们的肠胃。 尤其在疫情期间，由于供应链中断，突发而至的封控措施，恐慌性购物等现象，加工食品逐渐取代新鲜食物。
宏观经济发展已被证实与肥胖问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球肥胖联盟的报告指出，GDP快速增长与肥胖率上升有正向关系，而GDP能快速增长往往是在起点较低的国家。
纵观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经济腾飞，正是符合这一趋势。 不过，如今中国正面对新的挑战——经济下行，这又将如何影响日益严峻的肥胖问题？
“经济衰退通常会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彦忠对路透社表示，生活方式包括饮食习惯和社交活动等，而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会造成肥胖症发病率增加，继而使得医疗保健系统承压加剧。
如何面对肥胖？ 肥胖将给自己和地球带来什么？
超重和肥胖不应只被视为外貌和审美的议题。 肥胖不仅本身是一种疾病，超重和肥胖更是不少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相关病症已经占据人类死亡原因中不小比例。 有数据可以更清晰地勾勒肥胖与死亡的距离——肥胖者的BMI每上升一个单位，便会面对上升9%的死亡风险。
癌症是一大挑战。 根据财新报导，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指出，肥胖至少是12种癌症的致病因素; 肥胖相关癌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从2007年至2021年每年增加3.6%，2021年10万人中有120.17人发病，而非肥胖相关癌症的发病率保持稳定。 另有研究指出，未来与肥胖相关的癌症发病率，在20至74岁的人群中或将增加一倍，50岁以下的人群尤其值得留意。
不同研究均展示出肥胖与疾病的紧密关系。 对比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人相比，肥胖成年人罹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肌梗死等概率更高。 随着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率上升，过去被视为成人的疾病，也更早嵌入孩童成长期。 同时还需警惕的是，肥胖儿童成年后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风险也将提高。
肥胖对应的医疗花费也相对更高。 参考美国的医疗花费，估算肥胖患者的住院费用会增加46%，门诊费用则增加2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曾发布报告，肥胖者的住院时间更长，也需要更昂贵和复杂的治疗——例如，糖尿病中70%的費用、心血管疾病中23%的费用和癌症医疗费中的9%，均是超重的代价。
这也就意味着，伴随攀升的肥胖率和肥胖人口，中国的医疗负担也将加剧。
据估算，2003年中国花费在超重与肥胖上的医疗费用总额为211.1亿元，占全国医疗总费用3.7%。这一数据在30年后会出现惊人增长。根据保守预计，2030年相关费用将达至4180亿元，占医疗总额高达22%，而这一估算还未纳入医疗成本本身的增加。
目前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重重，若医疗负担在未来持续扩大，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更艰困的难题。
除了直接的医疗成本，社会不同方面也将留下这一公共健康问题的印记。 世界肥胖联盟推出的年度报告，列举与肥胖相关的生活环境因素。 可以看到，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一个衡量指标。 《刺针》肥胖症委员会2019年的报告指出，食品系统正使得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占据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9%，而肉类正是成本核心。 不过，相比于化石燃料导致的温室气体增加，肥胖因素的影响明显更小。
在现实中，肥胖往往会被污名化，肥胖者会被贴上丑陋、懒惰等标签，自责、负罪感、自我厌恶缠绕着肥胖者。 根据财新报导，一位年龄24岁、BMI达到32.9的女孩表示，在成长过程中，“不加掩饰的恶意”令她十分苦恼，她觉得自己是错误的、讨厌的人。
事实上，肥胖议题揭露了复杂的社会肌理。 肥胖成因复杂，并非某个个体的“错”，贫富、性别、年纪，甚至南北方的天气和文化差异，都将影响在体内堆积的脂肪量。 当下，阻止肥胖，已难以仅靠调整饮食和运动量达成。 饮食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贫富差距，很多时候穷人只能选择平价且不健康的食物。 忙碌的打工人则疲于漫长的工作时长，也要战战兢兢地提防加入失业大军。 根据 WHO 的数据，到2035年，将有近八成的超重和肥胖人士，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
“肥胖问题是许多其他议程的核心问题，但却往往不被视为核心问题。 ”2023年全球肥胖论坛的讨论文件中如此形容。 不同国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英国、墨西哥和南非等国家在含糖饮料税上取得了成功经验。
近年中国政府亦十分重视遏止肥胖率上升。 2023年上海疾病控制中心率先试行饮料分级系统，超市利用红、橙、绿等颜色标签区分不同饮料的含糖量。 学校也是重要战场。 现在，将健康与升学挂钩的做法已渐渐成形。 在中考或体质健康成绩单上，你将会看到“BMI”会换算成不同级别的分数或占据一定权重。
实习记者Miranda Li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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