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地下”公民养成

“这下好了

我不仅违背了计划生育

也违背了性别期待

还违背了养成计划……”

或因与主流的社会规训格格不入，这首诗被中国多家出版社拒之门外。

但它还是面世了，经由地下印刷厂，出现在南方某城市一条不知名街道的不知名书店内。

书店仅有几平米大，没有亮眼的装修更没有吸引人的招牌，在售卖水果和蔬菜的流动摊贩掩映下，想要找到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毫不起眼的狭小空间，收藏了满屋的地下出版物，成为地下阅读爱好者的圣地。

对于隐匿于闹市的选择，书店老板阿城坦言：“不起眼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那些有需求的人，自然会在朋友引荐和价值观的指引下找到我们。”

夜幕降临，流动摊贩的叫卖声渐次散去后，三三两两的人群聚集到书店门口，买一杯廉价的桶装啤酒，借着昏黄的路灯，阅读来自地下印刷厂的书籍，谈论人生、社会以及政治。

书店的租金不高，店内的图书成本也在老板可承受的范围内，但为了支持书店的运营，程晓光还是转给阿城300块钱，当作会员费。

“我只是想让这家店活得长一些、再长一些。”程晓光说。三年疫情在他心里积攒了太多愤懑，他每周至少有两天会到书店与同好聊天，“这更像是一种报团取暖。”

书店在2023年开业。彼时，老板阿城刚刚结束在大城市的十年漂泊。他毕业于中国一所大学的新闻学院，职业生涯饱经波折，遂辞职回家乡开办了这家书店。

谈及开店的初衷，阿城坦言，主要是为了寻找答案——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这也是程晓光鼎力支持阿城的主要原因。“不管是身边，还是远方，过去几年发生了太多事。我们就像被圈进屠宰场的牲畜，对周遭一无所知，甚至还会对着屠刀露出感激之情。等回过神来，我才后知后觉这一切太恐怖了。”程晓光说。

“所以我迫切地想要知道，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是被如何对待的。”为了搞懂这些问题，程晓光在过去一年读了之前30年人生都不曾接触过的大量与政治相关的书籍。

但读书并不能全然解答他的疑问，他需要与人沟通，需要倾听和倾诉，需要一个答案。“所以我很感激阿城的书店给我提供这样一个空间，让我认识了一群同样压抑且悲愤的人，而不至于独自一个人溺亡。”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这座城市的独立书店、文化沙龙和纪录片放映活动变得愈加活跃、丰富。

防御风险的默契：“我们要说这书是捡来的”

因出身于“地下”，阿城书店里的书在中国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中，被统称为“非法出版物”。

书店里的常客们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当外界的人问起时，绝对不能说这书是买的，要说这书是捡来的。”

另一家也售卖禁书的书店则设置了购书“暗号”。只有经朋友引荐且被多人交叉认证为人品没有问题、三观非常正的人，才有机会从老板手里拿到书。

这种以风险防范为目的的默契无处不在。

距离阿城的书店不远处，一个售卖正规出版物的书店里，正在进行一场讨论。

这家书店开设于2018年，自2022年年底疫情管控放开后，几乎每晚都会举行公开讲座和讨论活动。

这天晚上讨论的主题是——女性爱美是否会影响她成为更优秀的人？这是否是一种性别困境？一位年轻男性踊跃发言：“我认为女生打扮与否与其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比如在我们国家，通过社交媒体不难发现很多很厉害的官员的夫人并不美，但是……”

“美美美美，非常美”，书店里的众人齐声打断了男孩的发言，随后是哄堂大笑。笑声平息后，男生机敏地改口表示：“她们都很美，特别美”。

类似这种对风险的防御，是提供场地供大家交流的空间负责人必须要掌握的技能。有人直言，自己已经被训练出了极高的政治敏锐度和自我审查能力。

陈立峰在2022年从工作的某一线城市回到这座城市，和几个朋友一起租了间公寓，用于新书发布会、脱口秀创作和纪录片放映。

2024年，他放映了一部讲述美国言论自由的纪录片，片尾的一句话让年轻观众感慨良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力，并保证该权力避免政府的干预”。

现场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士解释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连美国总统都不能干预你的言论自由，你想说什么都可以说。”

“那删除评论、封号、敏感词过滤之类的事是不是都不能做？”一位年轻的女孩儿表达了疑问。

“当然不能做，在美国，这都是违法的”，在座的另一位人士表示。

女孩儿继续提问：“那为什么我们国家就可以删帖甚至封号，我们和美国差在了哪里？”

一时间，众人语塞，陈立峰心里更是在打鼓。“我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就做好了心理建设，如果这些对话被在座的有心之人举报，我将来该如何应对来自警察的询问。”他说。

但即便在钢丝上行走，陈立峰从来不会限制在场的人的发言。

“我创立这个空间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经历三年疫情，年轻人有太多疑问了，他们需要知道社会是怎么运作的。至于被警察找，我所有的行为都是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的，严格按照法律的话，他们也挑不出我的毛病。”陈立峰说。或许是出于上述原因，警察每次待他都很客气。

“在这种远离中央权力管辖的偏远城市，警察还是相对守法、文明和友好的。很多时候，警察也不愿意管太多事，毕竟管得越多，他们自己也会越累，工资还不会因此增加。”这也是陈立峰从大城市回到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得以被警察放过一马，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有很多更勇敢的人在替我们遮风挡雨，比如冉云飞、郭飞雄、张展等等。没有他们在前面抵御更大的风险，我们这些人势必无法拥有外界眼中所谓勇于抗争的‘勇气’。”王明旭说，他是前述每晚举行公开讲座的书店的老板。

王明旭的选书标准从来不参照市场潮流，更从不追求“好卖”，书店里没有与成功学、产业发展、心理学、文学、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的书籍，而是以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为主。

与销售相比，他更看重这种基于共同的价值判断而产生的精神连接，“这就是我开书店以来最大的收获。书店的图书品类在第一个环节就筛选掉了一大批和我三观不同的人，而多次反复前来书店的读者和经朋友引荐前来消费的人，则在三观方面和我有更强的一致性，我和这些人也更能聊到一起。”他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书店更像是一个渠道，一个将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纽带连接起来的场所”。

王明旭的书店经常聚集大量的人群。白天，大家会探讨戏剧、古希腊文明、女性主义和中国古代历史。夜深人静，喧嚣散去后，与阿城的书店一样，被王明旭筛选出来的人会关上门围坐在一起，探讨当今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程晓光将这种围坐称为新时代中国式的“雅典学院”，他从这种围坐中获益良多。在他看来，当一个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取“正常的知识”的时候，回归古朴的围坐是绕过科技审查从而更好的抵御国家宣传和洗脑教育的最佳途径，这与古希腊时代一种典型的雅典式信仰不谋而合，即充满求知欲的人会愿意花时间思考和学习。

“这或许是疫情之后我们这里公共活动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程晓光说。

在这座城市，类似场所的出现、兴起，几乎都集中在了同一个时间点。

来自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骗子，都是骗子”

为什么要开一间书店？为什么要办这么多公共活动？

对程晓光来说，转折发生在2020年。

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民营企业找到一份艺术品销售的职位，一直工作至今。过去数年，对于一些社会灾难性事件，他也曾有过质疑，但繁忙的工作和购房压力总会使这些质疑一闪而过。彼时的他，更愿意通过手机游戏疏解疲惫的身心。

疫情的爆发以及李文亮医生的猝然离世，让程晓光陷入迷茫和痛苦。后来，贵州转移大巴发生的车祸、乌鲁木齐的大火更是让他觉醒：“灾难会发生到每一个人身上，我只是比贵州和乌鲁木齐那些死掉的人运气好一点而已。可谁又能保证，自己的运气会一直好呢？”

对于这个提问，王明旭在和慕名前来书店参与讨论的众多有识之士沟通后，得出了结论：所有人的运气都不会好了。

“我们所有人的运气都在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浩劫中被消耗殆尽了，在那之后，大众便丧失了参与国家改革的机会，改革也变成了单一方向的从上至下的压制，我们国家也已经错失了最佳的转型时机。”他又强调，“所以形势越来越糟糕，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周边的人再次踏入历史的循环，这或许就是国运。”

在决定开这家通识书店之前，王明旭在一家央企子公司工作，工作内容为项目策划。而更早之前，大学学习工程技术的他曾在一个油田担任钻井技术员。但和自满于端上了铁饭碗的同事相比，他从来没想过要在流水线上渡过余生。

这种内心的不安分源于大学时代的校外书店。大学时期的王明旭在学校旁边的一家书店里阅读了赵紫阳回忆录、鲍彤文集以及高华撰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书。这家书店助力他完成了人生启蒙。

“二十年前，各地对图书出版行业和书店的管控还没到像现在这么严苛的地步，店里所有的书堆在一起，有正版的也有盗版的，还有很多地下出版物，估计老板自己都不知道店里都有哪些书。”王明旭和几位比较要好的朋友闲暇之余都会泡在书店里，“相较于大学教育，那家书店带给像我这样的小镇青年的冲击力更大，我自认为我完成了从知识获取到智识提升的突破，以致后来再看到有人不遗余力的称颂邓小平时，我是不屑一顾的。”

这一经历也坚定了王明旭将来要开一家书店的决心。“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缺乏逻辑，而是脑袋里空无一物，或者被洗脑严重，我想让更多的人更好地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基于这一人生信条，王明旭建了一个小社群，用于其他书店、咖啡馆和纪录片放映室之间进行资源共享。他会把朋友介绍来的资源和活动推荐给其他不太知名的场地，让它们也能赚到场地费，也会在书店里向客人推广其他活动。

“我推广的活动的底色是一致的，都是由公共价值而非纯利益或商业驱动的，我很乐意助力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群更好地找到彼此，并推动这些人的融合与互动。我的目标就是大家能共同抵御外力的同时一块儿发展壮大。”王明旭说。

李承主持的活动即是这种互助氛围的受益方。

2022年年末，身边很多人被反复无常的封控、转移、隔离折磨得身心俱疲，加上微博被删、微信群被封、微信账号被禁言等审查手段的步步紧逼，线上说理与讨论变得举步维艰，而言论极化更成为互联网常态。

李承和朋友聚会时，经常感慨为什么会这样？人们为什么会叫嚷着让国家行政力量来限制自己的行动？为什么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为什么会支持俄罗斯侵略其他国家？

带着这些疑问，他们决定举办小范围的线下讨论活动。

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李承，中专毕业，过去多年一直在建筑公司工作，近年在一家民营企业做建筑材料管理。与李承一样，说理活动的参与者大多不是人文社科类专业出身，他们中有会计师、程序员、艺术家以及地方公务员，甚至还有前“小粉红”。

与李承不一样的是，参与者中的大多数人是在疫情后才陷入迷茫、发现问题，而李承早在40年前的青少年时期便已开始追问。

李承从小由祖辈带大，家里成分不好，在文革期间全家人受了很多欺凌。“现在的小朋友很难想象人被活活饿死是一种什么场景，很不幸，我7岁就目睹了亲人被饿死的惨状。当然那时候太小，这一切不还足以让我认清社会的本质。”李承说。后来父亲的转变对他影响非常大。

因为出身富农，李承的父亲只能从事诸如修路、架桥之类的苦力劳动。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在接手一项工程的收尾工作时，从被泥石流冲刷过的山洞中发现了一摞书，其中包括鲁迅的《呐喊》。“那些书很可能是之前驻扎的解放军遗留下来的，我父亲捡到后，把它们视为珍宝，会在油灯下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看。”李承说。

知识的大门打开后，父亲更是花高价购买了一台收音机，与中央广播电台的播报相比，他更喜欢听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BBC中文等广播。

但后来父亲抛弃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缘由很简单，头一天晚上电台传出的声音义正言辞地表示，苏联不会入侵匈牙利，但第二天清晨，苏联的坦克出现在了匈牙利的街头。

“骗子，都是骗子”，父亲认为自己被愚弄了，并坚信愚弄他的不止莫斯科广播电台。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即使迫于就业压力，最后选择就读和建筑相关的中专，李承始终热爱并坚持阅读社科人文和政治类书籍。他后来的很多朋友也都是通过读书小组认识的，他们也成为说理活动“筹备委员会”的初始成员。

“训练”普通人的说理能力

与其他活动完全由知识精英控场并做单方面的观点输出不同，李承和朋友们一开始便决定要将每一个参与者作为观点输出的主角。

“知识精英大多有自己的议程设置，而他们很多人的观点和对生活的感知与大众是有距离的，相比于随处可见的被精英垄断的公共表达，我们更想让那些在社会不被看见的角落生活的群体的声音被听到。”“筹备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表示。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环境中，知识精英的公共表达是经过层层考量和阉割的产物，“否则怎么可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与其听到被阉割和言不由衷的声音，还不如去’训练’普通人的说理能力。”

辞去大学教师的工作来开书店的徐艳东也认为，与握有话语权的精英相比，普罗大众的思维碰撞才更具价值。“无数个实证表明，推动社会向前走一步的永远是聚集到一起的无数个普通人。”他说。

让普通的参与者更擅长说理与思考——成为“筹备委员会”的核心出发点。该委员会成员对此满怀期待：“这样一来，或许很多参加过我们活动的人，不会再在面对诸如俄乌战争之类的事件时，一窝蜂似的去支持俄罗斯，更不会在海峡两岸的问题上，一味叫嚷着去攻打台湾。”

在具体的表达形式上，委员会决定让参与者公开轮番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阐述相应论据。

在委员会看来，这是最高效且简洁的表达方式。李承直言：“英国首相的下议院质询还有美国总统选举不都是采用类似的方式吗？与喊口号相比，中国人非常不擅长说理表达，更不擅长公开辩论。很多人甚至对公开表达有莫名的恐惧，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克服这种恐惧，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这种鼓励表达的活动设置，吸引了很多迷茫的年轻人前来，甚至有人专门坐火车跨城来参加。参与者大多与程晓光一样，疫情期间积攒了太多的疑问和不知所措，迫切地想要寻找同温层。更重要的是，这种群体性的线下聚会，也赋予了众人在网络空间难以企及的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原来现实世界真的有人和我是一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听别人阐述的时候，我们也会修正自己的想法。”一位参与活动的年轻女孩儿表示。

在活动连续举办了一年多后，李承和委员会成员们清晰地看到了改变：“从大家尤其是年轻人的参与度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活动所传达理念的认可。比如有些人一开始是明显的俄粉，现在已经可以自如地陈述自己支持乌克兰的理由了。”

陈培林也在做类似的事。通过放映纪录片，他希望让年轻人对社会现象有更深一步的思考。“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如何把包裹着年轻人的信息茧房撬开一道裂缝，让光透进去。”

他在一个公共空间播放了一部纪录片，讲述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一些贫穷女性被贩卖至中东和西欧多个国家沦落为妓女和性奴。播放结束后的公共讨论中，很多人的发言聚焦于纪录片中的女性困境，陈培林不得不中途打断，提醒大家，如果只谈纪录片本身，这个活动的意义会大打折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落脚点放在自己身上呢？”

他“抛砖引玉”地提出两点思考：第一，警察对受害者遭遇的苦难视而不见，更有甚者会参与到对这些女性的性迫害中，对于这种状况真的没有解决之道么？第二，这些女性被置于如此悲惨处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关键点应该是政府愿不愿意解决的问题。土耳其之前为了重塑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曾重拳打击过警察与皮条客之间见不得光的交易，并成功铲除了这一毒瘤。所以这应该还是政府想不想解决的问题。”一位女士率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听到这个答案，陈培林非常振奋，他随即补充道：“其实说白了就是底层人民的苦难会不会影响到掌握权力的人的利益。”

思路打开后，对于陈培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参与纪录片放映的很多年轻人纷纷表示：是贫穷、是经济。

“对！所以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应该为自己寻找一条退路？否则命运很可能会沦落到任人摆布的境地，就像影片中那些被肆意欺凌、折辱的女孩儿。”陈培林直言。他的坦承激发了在场人员的兴致，一场极度赤诚的讨论就此拉开了序幕。

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比如，在“训练”普通人的说理的过程中，李承也获得了“意外之喜”。

一位经常参加活动的年轻男孩特地向李承报喜——他在刚结束的公务员面试中取得第一名，叠加此前的笔试成绩，省考成功上岸，今后就是一名国家公务员了。男孩说，他曾多次参加和围观说理活动，让他的表达能力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在他看来，这是他面试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

尽管始料未及，李承还是感到欣慰，“我们期待这个男孩儿成为一名好的公务员，在将来的某一天，在他强大到可以做关键决策的时候，仍能想起在我们的活动中学到的用说理的方式去说服别人，以及我们活动始终如一的价值观。”

徐艳东开书店的初衷和李承一样——普及常识。基于这一理想的召唤，他2023年辞去大学教师的工作，来到这座城市开店。他说自己是一个反主流的人，和主流序列的职称、待遇、SCI论文相比，他更愿意将精力用来对大众进行知识普及。

“在更多的人眼中，挣钱、争权、出名才是更主流和更会被社会认可的人生模式，这也更符合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期许，毕竟当大家都忙着挣钱、升职、买房的时候，就不会再关心社会对个体的倾轧了。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再也不愿与主流为伍。”他说。

和徐艳东一样主动从主流走向边缘的还有刘立明。

刘立明，海归博士，在欧洲、北美等多个国家从事过跨境并购。2003年，受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感召，刘立明回到国内一线城市工作。在实现财富自由后，他婉拒了海内外多个高薪offer，回到这座城市，也重新回到书本中。

两个外来知识分子的结合，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涌入徐艳东的书店、加入公共讨论和探寻知识边界，但也带来了不必要的关注。

躲不掉的警察与小范围的火种

警察的到来毫无预兆。

书店开业三个月后，一个普通的下午，徐艳东在书店会员的群里发了预告海报，宣传当天晚上刘立明将在书店举行的电影放映活动。

但很快，他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询问当晚有哪些人参加。人生第一次接到警察电话，徐艳东有些紧张，他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向警察表示，他不知道有哪些人会来，他只是把活动的宣传海报发了出去，看到海报且对活动感兴趣的人会自发前来。

但没等他说完，警察直接打断，在电话中指示他取消晚上的活动。随即，两名警察很快出现在书店。徐艳东稍显殷勤地接待了他们，并和警察商量，距离活动开始只有不到4个小时了，这时贸然取消，对书店以后的经营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和警察沟通的间隙，徐艳东主动展示了店里书架上陈列的书籍，“您看，都是国家正规出版物，您随便看，我们的书绝对没问题。”

警察摆了摆手，决定放他一马，但前提是，当晚活动现场他们会安排两位便衣全程监视。离开书店前，警察又反复告知徐艳东，以后再举办活动，必须提前向派出所报备，经批准后，活动才可以举办。

徐艳东谄笑着满口答应。警察走后，他发消息向刘立明转达了警察的要求，并告诉他晚上需要谨言慎行。

这已经不是刘立明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息了。他很想从收到的所有警告和告诫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其中的规律，从而更好地规避风险并减少被警察骚扰的频率。

“但后来我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一个活动在不同的场地举办，因为管辖的派出所不同，收到的警告也会完全不一样。再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有风险的地方和最后真正触发风险的地方居然可以完全不沾边。总而言之，就是触发‘敏感’和‘风险’的诱因毫无规律可言，所以对我们来说风险真的是防不胜防。”他说。

但即便如此，刘立明还是拒绝对活动中的公开表达进行无节制的自我阉割。在他看来，活动的举办和其中公开的表达还是应该让参与者洞察到活动的底色，让大家对现实世界有所感知，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那么活动则毫无举办的必要。

这一观点也获得了陈培林的认可。在这些活动中，他的遗憾常常是人不够多。他播放纪录片的场地最多只能容纳20个人。

这也是他以及众多热衷于组织和参加公共表达的人现在面临的又一个困境。作为被地方警察着重关注的群体，出于安全考量，所有活动无法公开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活动组织者只能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活动信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求，也会有意屏蔽客户、同事和同学。因此，相关信息只能在信得过的熟人间进行传递和扩散，更坦承和直击核心的讨论则只能在地下进行，这无疑极大限制了活动的影响力以及可触达的圈层。

而另一方面，他们却也害怕活动影响力会过大。“那将意味着，我们所组织的公共表达在引发大众关注的同时，也会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到时候很可能会被连根铲除，什么都不会留下。”刘立明表示。

所以，他现在调整了对自己所组织活动的心理预期，“每次活动只要有三个以上的新面孔参加，我就会非常开心，觉得值了，因为那很可能是将来的火种。”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