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巴黎奥运拳击的“假女人”指控，如何在“真问题”上模糊焦点？

（曾郁娴，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体育运动事务学士学程教授）

扰乱视听、混淆命题与讨论的开始

巴黎奥运开赛，女子拳击66公斤量级16强赛事中，意大利选手卡里尼（Angela Carini）在比赛进行46秒后随即放弃比赛，并宣称对手阿尔及利亚选手卡利夫（Imane Khelif）的力量与一般女性不同、抛出女性运动员不够像女性，甚至可能是男性的暗示。

此前，J.K. 罗琳（J.K. Rowling）则接续入选国际拳击名人堂的前拳王麦圭根（Barry MaGuigan）对两位女性拳击运动员的（台湾选手林郁婷及阿尔及利亚选手卡利夫）批评，在社群媒体上公开质疑这些运动员为何得以在女子组赛事中持续出赛，且认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使得“真正的”女性运动员遭受生命威胁。透过这些“名人”在社群媒体的贴文，重新带出林郁婷和卡利夫两位运动员在2023年世锦赛期间，因为不明的生化指数异常检测结果，而被取消资格的纪录。

随后，国际拳击总会（IBA）召开国际记者会，试图说明对林郁婷和卡利夫参赛资格的疑虑。然而，国际拳总的声明不仅没有回应先前对于性别检测内容及流程的合理性质疑，反而不断重申两位女性运动员过于男性化，甚至有具备男性身份的疑虑，并以保护女子运动为名，煽动各种针对女性运动员的负面评论与行为。

在这场国际拳总与国际奥会（IOC）之间的隔空叫阵中，双方各执一词。国际奥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在公开声明中除了支持两位遭受批评质疑的拳击选手以外，也暗指国际拳总借由此次事件试图“获得定义女性的权力”。

有趣的是，“定义女性”实际上不断的在各种生活场景中出现，且发生在各种对于女性参与运动赛事、体育活动及各种型态身体活动的情境或政策之中，并且在过程中涉及对于运动身体的价值判断与比较。

然而，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理应关注的，是女性运动员资格认定与相关检测方法的流程与效力。但却在错误命题之下，演变为社会大众对于跨性别运动员、运动与性别差异，以及运动场域中太像男人，因而被视为“不够女性”的女人等不同方向的讨论。

性别化的运动身体

实际上，运动中的身体，一方面透过身体呈现运动中的性别文化，另方面，也借由运动竞赛中的各项规范及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规训”性别化、种族化与阶级化的身体。而在运动场域中既有的性别分组，则是透过赛事规范的“自然”且“生物性”的生理性别作为评判标准，借由各种制度化的实施与个体参与其中的实践，以影响不同性别个体的参与经验，并延续运动中各种性别关系与权力互动。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体育运动领域因著生理性别条件差异，延伸而出的各种运动能力与运动表现期待落差。且在这样一刀切的性别分组中，也经常使得大众对于生理性别、性别气质与运动能力表现等面向简化为线性思考，并进一步透过身体教育、休闲与竞技运动等不同型态的参与和实践强化。将运动场域中不同性别个体的样态简化为“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填充格——所有人都必须要符合框架的呈现。这也是导致女性运动员在运动能力过于优异、或是不够“像女性”，而遭致异样眼光的原因。

日前，美国女子橄榄球队选手马赫（Ilona Maher）也提及女性运动员因其外形不符合传统性别气质期待，而遭遇不同程度的歧视与批评，例如因其宽肩而被指责太像男人，或被质疑是否有在用药以强化运动表现等。事实上，声称为自然的生理性别，同样受到论述和体制的影响，而共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连接，并且透过这些质疑与指责，将女性运动于限缩在狭隘且僵固的性别期待中。因而，在此情境下，僵化的思考逻辑实则提供体育运动场域稳固性别差异的绝佳条件。

此外，在这个意外开启的战场中，也成功地模糊原先应该聚焦的性别检测合法性及合理性，同时引发大众更多、更强烈对于跨性别及性别发展差异（Differences in Sex Development，DSD）运动员的负面情绪，透过各种针对“女子组”资格规范与女性应有形象的讨论，带出对于女性身体管控的想像。

运动员的女性身份鉴定与确认

即便，2024年巴黎奥运是为“最性别平等”的一届奥运，从现代奥运创办全无女性参与，逐步达成参赛运动员性别比例50/50的里程碑。但女性在参与奥运的历史中，不仅被拒于不同的运动项目之外，且在1950年代还开始一连串对于女性身份鉴定的检测手段——鉴定的目的，在于确认女子组参赛者未因有利益介入或其他因素而产生作弊的行为，进而导致竞技场上的不公平情事发生。

在性别检查发展初期，是以“裸体游行”及肉眼检查方式，判定女性运动员应有的性征；在进入1960年代及其往后的30年间，则是透过巴尔式体检测（Barr body test）及 SRY（Sex-determining Region on the Y Chromosome，染色体上的性别基因决定区）等方式，以染色体作为评判依据，确认在生理的特征上确实为“女性”；及至1999年才搁置这一系列针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检查。在前述的性别检查历史中，充分呈现运动场域对于女性的不友善及人权概念的缺乏。

在国际人权观察组织所发布的《“他们想把我们赶出体育界”：顶尖女性运动员的性别鉴定与人权侵害》报告中，呈现出生时指定性别为女性，但因其被判定为 DSD 的女性运动员以不同医疗方式（手术或药物介入）进行治疗，以符合相关赛事中“女性”类别框架。报告中，同时指出这类规范带有明确的性别歧视，以及对于女性运动员的性别监管。

相似的，Linghede 讨论双性人在运动场域中的处境之时，也说明了运动体制如何透过政策规范及不同方式的介入，强制二元性别分类系统，以确保运动员不会有跨越传统性别分类的可能。（注1）这样的状况，呼应前述体育运动中局限且线性的性别化运动身体概念，以及此次事件对两位女性运动员的污蔑，说明运动场域中对于非我族类的担忧与恐惧。

延续近期争议事件的讨论，也可以看到一连串为两位女性运动员“洗清非为女性嫌疑”的社群媒体贴文中，一方面强调女性运动员的多元样貌，一方面又透过不同证据（特别是幼时较符合女性阴柔气质的照片呈现）强调尚未偏离主流、并非异常的事实却又同时流露出对于女性运动员女性形象的期待，借此协助这些运动员重回“合格女性”的行列。

实际上，在正在进行的赛事中，两位女性运动员确实符合参赛资格与规范，这些运动员也透过不同策略与行动，实践对于性别刻板论述的抵抗，并借由反复不断的实作与协商，促成翻转既有论述的可能性。因此，虽然体育运动中的性别分野相对明确，但也就是在不同性别个体参与、实践与展现运动身体的同时，展现了挑战性别框架的幽微动能。

跨性别者的参赛资格规范与争议

延伸而出的讨论，则是运动赛事的性别分组，以及对于跨性别及非二元性别个体的各种规范。

经历女性运动员的性别检查后，国际奥会在2003年提出“斯德哥尔摩性别重整分类共识”，要求双性／跨性别参赛者必须在参赛的两年内进行性激素治疗、获取新性别的法律认可及完成强制性的生殖器整外手术。然而，因其过于严苛的规范内容遭受批评，而后续将整外手术修正为非强制性。

直至2016年，将其参赛资格调整为宣称女性身份维持四年时间、睪固酮浓度需维持在10nmol/L以下且维持12个月等，且无对于性别重置手术的要求。然而，在参赛资格改变的同时，也引起对于睪固酮浓度及维持时间的讨论，认为仅有接受睪固酮介入治疗一年时间，无法使跨性别女性的生理条件下降至与顺性别女性生理条件相似的程度。此外，在不同运动项目的进行方式差异之下，是否应以一体适用的规范绑定所有运动项目的资格限制，也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讨论面向。

2021年东京奥运结束后，国际奥会修正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规范，改以“基于性别认同与性别差异的公平、包容和非歧视的框架”，指引架构中包含包容、预防伤害、非歧视、公平、无优势推定、循证方法、健康和身体自主权的首要地位、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方法、隐私权、进行定期审查的意愿等十项原则，并交由各单项运动总会针对跨性别运动参赛规范进行最后裁决。

在指引架构发布之后，依著前述不同运动项目进行特殊性，部分运动单项总会考量青春期之后的各项生理发展条件差异，进而采取禁止青春期之后进行性别转换的男跨女参与女子组赛事的规范（包含田径、游泳、自行车等）。而其他运动总会则选择依循2015年发布的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规范，以睪固酮浓度的限制与维持，作为主要参赛规范的依据。

在此，与睪固酮相关的生理指标，俨然成为决定跨性别者能否参与运动赛事的关键，认为睪固酮浓度影响与运动相关的多样生理表现。然而，类似的讨论全然以生理学观点为出发点，忽略性别弱势个体在从事运动之际可能会遭遇到的社会结构及其他层面的影响，以及个体在参与运动时，在背景条件差异下，而产生不同的经验及能力。这样简化的的规范，也可能强化运动中的父权体制，以及运动场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因而，参赛资格的制定，其实不仅须考量身体条件的差异，仍须注意是否有隐身在以维护赛事和运动员公平性之下的潜在歧视。

另一方面，关注跨性别议题的 No Self ID 网站以运动比赛安全性与公平性、运动资源（奖学金、升学机会）的分配及运动空间的使用等层面，主张跨性别者不应与顺性别者同场竞技。这样的立场，同样以跨性别女性的生理优势为出发点，认为跨性别女性进入女子组赛事后，可使顺性别女性权益遭到损害。前美国女足选手，梅根·拉皮诺（Megan Rapinoe）也曾在公开力挺跨性别女性参与运动后，遭受其他女权人士的批评，认为拉皮诺未能站在其他女性运动员的立场著想。而台湾在开放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试办计划，便以外加名额的方式，降低跨性别运动员可能对顺性别运动员的资源分配影响。（注2）

但这样以保护女子运动发展为名，所设立的屏障与界线，是否符合国际奥会所释出的“基于性别认同与性别差异的公平、包容和非歧视的框架”，是值得讨论的议题；相较于关注跨性别女性影响女子运动的未来发展，或许更应该关注在既有的线性思考下，对于女性运动员在竞技能力与自我表现上的管束，以及各种性别刻板印象在体育运动中发生，而产生对女性运动员的负面影响。

“跨”过去了吗？

即便既有的运动赛事大多不脱以男女作为分组基础，但随著多元性别议题的浮现，运动场域中的“自然”性别分组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与批评。另一方面，无论是主动或者被迫，因著多元性别个体在运动场域中的现身，也提供社会大众重新思考性别多样性与运动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各种可能的呈现方式。

或许，相关讨论会再次回到运动竞赛中的“女性”如何定义与分类？跨性别女性在运动竞赛中的定位与资格规范如何设定？面对性别发展差异族群的运动参与权益又该如何维护？

体育运动中应该要受到关注与讨论的议题，不仅仅是女性，而是在体育运动中因其生理条件差异、性别气质、性别认同等基于性与性别而遭遇排除或歧视的个体。

因此，理解多元性别个体的处境和参与经验，并跳脱框架的思考体育活动及运动竞赛可能展现的样貌，提供不同性别个体友善、多元、包容且平等的环境，才是在这些争议事件落幕后的重要方向。

注1：Linghede, E. (2018). The promise of glitching bodies in sport: a posthumanist exploration of an intersex phenomen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10(5), 570–584.

注2：李政达（2024）。“跨”出第一步：台湾该如何面对跨性别运动员？未出版硕士论文，国立体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