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缺席的领袖身体：关于“亲自”的笑话与灾难中的政治奇观

自从去年12月1日，研究报告中记载的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患者发病以来，今年冬春之交的这场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其感染规模和死亡人数都超过了17年前的SARS。除此之外，这还是一场在社交网络时代爆发的疫情，远离疫情中心的人们，通过微博、微信等信息工具全程目击，它所引发的舆论效应也远远超过了2003年SARS所能达到的程度。在实时更新的疫情动态、海量的求助信息以及无尽的观点之争中间，我们也能注意到了一些网友创作的笑话、段子，以一种相对隐晦的方式发出批评的声音。

灾难催生笑话，因为幽默与讽刺往往也是人们面对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在2003年SARS疫情期间，中国的舆论场上出现了许多以SARS为主题的笑话，在前社交网络时代，“非典笑话”主要通过手机短信传播，其中流传最广的那些被收集起来，发布在BBS上。如今搜索“非典笑话”的关键词，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帖子，其中不乏直指最高领导人，带有强烈政治讽刺色彩的笑话。

17年后，领导人的名字再也不可能出现在公开流传的笑话里，但关于最高领导人的笑话却没有消失。他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时所讲的那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成为了关于新冠病毒的笑话中，最为耐人寻味的一个“梗”。

“亲自”一词亲力亲为的意涵以及对最高权力的申明，和习近平在疫情期间从公众视线中的持续缺席形成了鲜明对比，以一种颇为讽刺的方式回应了人们对“该露面的人没露面”的质疑，其背后指向的则是大众政治不可或缺的表演性，及其对于权力合法性的确认作用。

SARS时期的政治讽刺

因为防控不力，笑话中对刚上任的胡锦涛的调侃带有一丝不信任、不看好的味道。

在2006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SARS的人类学论文集中，学者Hong Zhang对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些非典笑话进行了分析。这篇题为《苦中作乐：非典笑话与幽默》的论文将非典笑话分成了六大类，第一类就是“作为政治讽刺的非典笑话”，这些笑话不仅尺度最大，也是嘲讽意味最浓的。

这篇论文中列举了一个关于“三个代表”的笑话：

“非典的三个代表：代表特种病毒的发展要求；代表恐怖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广大野生动物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原文：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文中写到，在2002年11月江泽民卸任党主席之前，他的“理论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党章，这意味着，“三个代表”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三个代表不过就是一些“政治片儿汤话”，没法跟马列毛邓的思想相提并论，因此，三个代表在当时成为了创作政治笑话的一个素材。

“非典的三个代表”恰恰印证了其“片儿汤话”的性质，在这样一个排比结构中，填入任何的名词似乎都不违和，而对于三个代表的嘲讽，则体现了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公众对于领袖的祛魅，三个代表的文本无法再像前两代领导人所留下的思想、理论一样被经典化。

非典来袭的2003冬春之交，也正值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换届之际。后来有研究者猜测，为什么从2002年11月非典病毒爆发，到2003年4月，中国政府花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才开始采取行动，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正在经历领导层换届的过渡期，从11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一直到来年3月的人大闭幕，最高领导层忙于政治博弈，无暇顾及疫情，除此之外，新旧领导班子也都不愿意为防控不力背锅。

而另外一则非典政治笑话，就是将前几任领导人的政经遗产和新上任的胡锦涛对非典疫情的应对不力并置起来，这则笑话的标题叫做《跟着学》：

“跟老毛学会喊口号，跟老邓学会数钞票，跟老江学会炒股票，跟小胡学会戴口罩。”

对前三代领导人的评价是盖棺定论式的（毛的意识形态斗争，邓、江的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而对刚上任的“小胡”的调侃则带有一丝不信任、不看好的味道，这一态度在另一则叫做《沁园春·非典》笑话中更明显：

“首都北京，千里病风，万里毒飘。望长城内外，人心惶惶；京城上下，顿失嚣嚣。吃板蓝根，服维生素，欲与萨斯试比高。无宁日，看口罩手套，分外畅销。

中央如此烦恼，引若干官员竞折腰。惜卫生部长，数据略少；学农书记，工作不好。四代核心，主席锦涛，只愿防疫能见效。俱晚矣！数传染病例，还要上飘！”

这首词显然改写自毛泽东的名篇《沁园春·雪》，其中上半阙将原词中对于北国雪景的描绘，替换成了对非典疫情之下人们日常生活和恐慌心理的记录；而政治讽刺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下半阙，讽刺了4月20日被免职的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并形容前者被免职的原因是“数据略少”，即瞒报病例。

据《南方周末》后来报导，直到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才批准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小组成立第二天，北京的SARS病例数据才第一次汇总出来，温家宝公开表示，“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两天后，也就是4月20日，北京SARS病例数据第一次向公众通报，同时，张、孟二人被免职，吴仪、王岐山接任。这一天也成为非典疫情防控的转折点。但在《沁园春·非典》中，作者对这一转折点的评价是“俱晚矣”，认为这一系列罢免举措并没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感染的病例依旧在增加。

新的病毒与缺席的领袖

与他声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习近平在疫情爆发期间的身体缺席，这种反差让“亲自”这个词产生了喜剧效果。

回看非典时期的政治笑话，可以发现领导人在其中是高度显形的，对几代领导人功过的比较、点评以及人们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集体记忆，是这些笑话得以成立、引人发笑的原因。而在17年后，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笑话中，再也看不到领导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自然早就成为了敏感词，而在这次疫情期间，他身体上的缺席似乎更加引人注意，他本人也没有出现在武汉的抗疫一线、或者对公众发表讲话，除了开会和会见外国领导人以外，他唯一一次公开露面是视察北京的社区防疫。

而在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时表示，对于疫情防控，他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当晚的《新闻联播》也播出了这句话，后来在新华社的通稿中，这句话被改成了“统一指挥，统一部署”，淡化了习的个人色彩。但依然有一些地方官媒的新媒体号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为标题报导了习近平与谭德赛的会谈，在社交网络上被大量转发。网友也开始用“亲自”造句，“亲自”成了一个人们心照不宣的“梗”。还有一些人指出“我亲自做某事”在汉语中其实是一个语病，2019年6月8日的《北京晚报》16版上的一篇题为《“亲自”的两种误用”》的文章，也被网友翻了出来，文中写道：

“‘亲自’这个词隐含着一个意思：某人做某事，而从常理上说，这样的事以他的身份不必自己去做，那么别人看见了，就会说‘他亲自做（某事）’，含有对其人的赞扬之意……这里面有个语言使用上的限制：不说‘我亲自（做某事）’，体现着中国人卑己尊人的原则，对自己用谦词，表现出谦虚、低调。如果用‘我亲自（做某事）’，就有居高临下、自我表扬的意味了。”

对“亲自”一词的误用和自我表扬的嫌疑，显然只是习的这番言论被网友揪住调侃的一小部分原因，与他声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在疫情爆发期间的身体缺席，“该露面的人没有露面”，甚至连走个过场、做做样子都没有，这种反差让“亲自”这个词产生了喜剧效果。

在无法公开批评的情况下，舆论的不满依旧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浮现出来。在一段时间内，前两任领导人到受灾一线视察、讲话的照片和视频开始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胡锦涛视察汶川地震灾区时所留下的影像资料，被网友从纪录片和新闻报导中剪辑出来，江泽民在1998年抗洪一线视察的照片也获得了大量转发。

从微博配文和网友留言中可以看到，人们从这些图像中准确地提取出了高度戏剧化的元素，例如胡锦涛坐在地上询问安置点灾民的生活状况，江泽民冒着大雨视察抗洪一线，以及胡锦涛站在北川废墟上讲出那句“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公开的、饱含着意识形态的政治展演，是权力获得其合法性的途径之一，而在一些情况下，它可以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途径。

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对印尼巴厘岛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的概念，在剧场国家里，权力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奇观操演和确认自身的。而在重大灾难所制造的一种“例外状态”中，当全民动员和运动式治理悬置了按部就班的官僚体制，让中央的意志直达基层时，最高领导人作为这一意志的具身化，到抗灾/抗疫前线和当地民众一起完成一场公开的政治展演，并将这一奇观传达给它的目标观众，似乎就显得格外必要。而这一奇观的核心，就是政治人物的身体，身体的在场是一切的前提。

由“亲自”一词生发出的笑话，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一种关于在场与缺席、可见与不可见、中心与弥散的张力，权力是否已经不再需要通过一种公开的政治展演来反复确认和巩固其合法性，不要需要以一套可以轻易被解码的符号与它的民众沟通，而处于权力核心的政治人物，是否也在走向一种去身体化和抽象化的方向？他似乎是永远在场又是时常缺席的，高度可见同时高度隐形的，是一切的中心又弥散在权力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

它同时触发的，似乎还有一种比“该露面的人为什么迟迟没有露面”更为深层的疑惑：看似掌握着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到底能不能做出有效的治理决策？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国家，为何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又是如此迟钝和失序？这或许是疫情过后，也值得我们思考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