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冷战？中美未来比冷战更危险

回到今年一月中，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战协议，两国媒体都相当兴奋。虽不免有“谁是胜利者”的口水战，但无非口头之利罢了。无可否认，当时双方都处于从2017年3月开打贸易战以来的最乐观阶段。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能在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货物的基础上 （1298亿美元，历史第二高峰，仅次于2018年），两年增购2000亿（其中货物1621亿，即每年810亿）是个不小的成就，尽管这和平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还差很远。中国方面也是满意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开放市场等内容也是中国一直说自己不断在改善的；对中国不利的是多了检查机制，但这毕竟是后话。

当时新型肺炎疫情已在武汉流行，但谁也没想到疫情会扩散到全球，导致超过500万人感染，35万人死亡（至今），美国更成为灾情最严重的国家。这场最早在武汉爆发的全球瘟疫彻底改变世界，也重设了美中关系。

中美间进入正式的竞争对抗关系

日前，美国白宫发布了十六页的《美国对中战略方针》报告（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报告并非完全新鲜，它是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跟进。但这次单独把中国拉出来，语气严厉，史无前例。

报告列举美国面临中国的三大挑战：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要求反思过去二十年基于“接触吸纳促使转变”的假设而制定的政策，认为该策略被证明基本错误，反而给中国利用政治宣传等方式贬低民主，推动反西方观点和扩散假信息，以分裂“我们、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伙伴”。

如果说以上言论在近几年已有点老生常谈，报告列举了四项措施（对应2017年报告的“四条基柱”，Four Pillars）相当惹人注目。

第一，在安全上。着重指出要反击中国的宣传战，不单要限制“大外宣媒体”在美国运作，更提出警觉和打击在美的中国国民和其他人的“另类间谍”和施加影响力的行为。美国要和盟友一起保护基础通讯服务（拒绝华为），限制中国在美国收购高科技产业，保护知识产权和商标等。

第二，在经济上。要推进“公平贸易”，支持5G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

第三，在军事上。要加强军备，更新核武器，发展高新军事科技（超音速武器，太空和网络科技等），坚持南海自由航行和推动印太战略，基于“一个中国政策”维持和台湾“坚实的非正式关系”。

第四，在外交上。要领导国际抵制和对抗中国的“恶意行为”，包括推动宗教自由和人权（新疆问题），反对中国利用美国科技搞“高科技极权主义”，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推广在印太进行基建的“蓝点网络计划”（blue dot network）（以对抗一带一路）。

报告最后点出，认识到美中是“长期的战略竞争关系”的两个体系，需要以现实主义为指引，“以全政府之力”保护美国利益和推进美国影响。虽然报告最后加上两句不痛不痒的愿和中国合作之类的话，但警惕和敌意暴露无遗。

该报告俨然视中国为头号敌人，这似乎还是历史第一次。今年是选举年，不禁让人有幻想，报告是特朗普的选举语言和政治操弄。可惜，现实并非如此。

回顾历史，大国战争是常态，像二战后那样长达七十多年，大国间没有战争，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和平的情况甚为罕见，东亚地区更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成长在这个年代和这个地区，很容易把罕见视为理所当然。近年来，国际关系有从自由主义回到现实主义的大国竞争关系的趋势，更应该反思过去七十年的历程。

中美关系比冷战时期的美苏更危险

二战后称为“美治和平时期”（Pax Americana），即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世界。实际分两段：1946-1991年之间有美苏冷战，可谓“部分美治和平”；苏联垮台后踏入“全面美治和平”。前者是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体，后者主要是自由主义。

部分美治和平期间，苏联作为一个处下风的对手挑战美国，但两国没有发生直接战争。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总结“大国权力转移”，美苏是极少数“和平结束”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之一（但没有权力转移）。这很有意思，但书中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美苏对峙这么久，却没有发生战争？他过分强调军事因素，即双方拥有数以万计旗鼓相当的核武器，但遗漏一些重要的外交和历史原因。

对比一下，现在，中国军力和美国还不对称，但中国拒绝参与军控协议，有人宣称要大幅度增加核武器和美国平衡。美国沙盘演练已预言按趋势，2030年美国会在台海被中国击败。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在以下分析的美苏关系外交历史因素，在美中关系里一一缺位。这令美中冲突的危机尚在美苏之上。

第一，美国对苏联采取“围堵”（containment）战略，围堵要旨在于“隔绝”和“承认对方底线”。

后一点常被忽略，在斯大林去世时，两个阵营界线基本划定，即美国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只力求不让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到自由世界。此后苏联相对主攻，但其方向也并非自由世界的核心地带，而是相对边缘，也就是新生国家。双方冲突多是代理人战争。两阵营冲突虽多，但互有得失，也不触及核心利益。古巴导弹危机是最接近的一次，但苏联知难而退。

换言之，在美苏争霸年代，双方是“有底线”的，而且知道对方底线何在，会刻意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了解对方底线，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美中就陷入这种“陷阱”中。中国长年宣传美国要颠覆自己（尽管美国多次宣布不寻求改变中国政体），很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没有底线。美国同样不知道中国扩张的底线。中国不但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年的地缘政治还产生三个标志性事件：南海、一带一路、非洲战略。其中美国最在意的是中国的海洋政策，与美国利益迎头相撞。

南海扩张挑战了美国一向坚持的航海自由。中国认为南海诸岛是“传统领土”，和邻国发生领土冲突。这些事美国其实一直不太理会：中国抢过越南控制的西沙南沙的一些岛礁，美国都保持中立。但中国要把“九段线”内海域“管辖起来”，而这片重要的海域历史上从未被“管辖”过。这严重抵触美国（和其他航海国家）的航海自由利益。南海造岛时，中国承诺“不军事化”，现在建立了军事基地。中国说“太平洋很大，可容纳中美两国”，但随后在太平洋扩展势力，连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感受到压力。“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沿岸兴建中国管理的码头。非洲政策在吉布提上建立第一个中国海外军事基地，在非洲多地建立深水港。不禁令人联想大航海时代的据点。最近两年，中国还要搞“冰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把海洋势力扩张到北冰洋。这些行为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之余，还让美国难以了解中国的底线。

第二，“围堵”战略的另一个要旨是“隔绝”。

美苏从一开始就形成两套截然不同又很少交往的体系，这最小化了双方的联系。一方面说，这可以减少双方战争时的顾虑，但另一个角度，同时也减少政治以外的摩擦，也很难渗透到对方社会中。它还提供了和平竞争以彰显制度优越性的机会，如航天竞争、医疗保障（哪国人民寿命长）、体育（比奥运金牌）等。

苏联垮台后，美治和平进入“地球是平的”的全球化时代。美中变成“你中有我，谁也离不开谁”的深度交往关系。全球化的最主要动机是经济最大化。单从经济角度，市场最大，资源配置最优，成本最低，效益最大，是最可取的。对经济隔离（partition）损害经济。全球化去除隔离可达到经济最大化，这点并非秘密，但为何“地球是平的”在冷战之后才开始呢？

经济不可能脱离政治。在几乎整个人类发展时期，经济最大化从不是最重要的考虑。比如，经济最大化的初级阶段是自由贸易，低关税。但二战前，高关税一直是主流。关税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作为重要的政府收入；经济隔离保护国内市场和就业；在重商主义下，改善国家整体收支，把通货留在国内，增加国家财富。

全球化和“美治和平”进程同步。二战后，美国在推动建立联合国后，主导关税贸易总协定，经过长年谈判后才实现低关税贸易体系。冷战后，全面美治和平无人挑战，美国一国独大保障和平稳定，“发展”才会成为核心主题，经济才能超越政治站在国际关系中心。“全面美治和平”也让和平体系中的人民感到“地球是一家”，“去国家化”的想像才能被建立。才能去除“国家壁垒”，隔绝消失。这样经济最大化的高级阶段即制造业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口流动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才成为现实。可以说，没有“美治和平”就不可能有全球化。当然，这里把“美治和平”换成其他国家，也不无可能。但路径依赖如此就是了。

现在中国崛起挑战“美治和平”体系，导致另一次“权力转移”，于是很自然，全球化基础也就丧失了。和美苏“隔绝”竞赛相比，在全球化体系下的美中竞赛让美国倍感威胁，带来的风险更大。这里只讨论与报告相关的三点，这都与疫情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成为制造业中心是世界各国把制造业“放到中国”或由中国生产其中一部分工序（通常是最后一步）的结果，不是中国完全自己发展而来的。全球化理念中，在地理意义上一国土地上生产的商品并不能简单地视为“该国的产品”。美国3M公司在中国设厰生产口罩是把口罩“放在中国生产”，不是“中国的口罩”；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组装呼吸机出口，虽然“made in China”，但不能视为“中国的呼吸机”。在制造业全球化逻辑中，各国有责任按照商业规则，不加限制地让商品流通。但疫情中，各国发现商品不是“无国界产品”，商业逻辑被“国家需要”取代，在中国国境内生产的商品变成“中国的产品”，关键物资被中国控制。

对美国这样的“资本所属国”而言，这比一般意义上的“卡脖子”更令人懊恼。一个国家无法生产某样必需物资，被生产国“卡脖子”无话可说。但现在情况是明明可自己生产，只是成本利润等原因放到另一国生产（有时只差装配一步），最后反而被“卡脖子”。美国过度依赖中国制造，自酿恶果。可以说，前几十年赚的钱，今天一下子赔得差不多。

其次，科技转移。进入九十年代，美中之间形成了规模之大史无前例的科技转移。庞大的科技转移的几个来源都和全球化有关。第一，把工厂搬到中国生产，让中国先边做边学，再边学边做地从无到有建立现代化制造业。第二，人员流动全球化让中国派出大量学生到美国学习科技，再在外国公司实习工作，再转移到中国。第三，资本全球化让中国可购买美国的先进科技公司，也可用千人计划等“买回”美国巨额投资的科研成果。第四，信息和科技交流全球化可让中国方便地从公开信息中获取最新科学知识。以上流程大致是合法的，此外美国还控告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等。如果没有全球化，这么大规模的科技转移根本无法做到。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发展疫苗的水准和美国不相上下，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生物技术几乎都是通过科技转移被中国掌握和国际水平同步的。

最后，锐实力影响西方内部政治。由于经济上的纠缠，中国可利用经济干预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从内部影响美国政策。由于人员流动全球化，中国可动员侨民甚至中国裔公民影响美国舆论。由于媒体全球化和互联网，中国可收购外国媒体，利用“大外宣”和社交网络影响美国舆论。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外交战狼一出，跟帖无数，就是一例。以上问题在疫情中暴露无遗。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问题对美中两国是不对等的，理由不必详述。

于是，美中注定无法继续在现在这种体系中“和平地竞争下去”。这是美中争霸和美苏争霸的本质不同。

第三，人民互相好感的消失。

有人认为中美贸易的压舱石是贸易关系。笔者喜欢构建主义的角度，认为是人民间的互相好感才是。当年美苏对立看似很严重，但在历史上，美苏（和俄罗斯）没有深仇大恨。两国从未打仗，没有占领过对方领土，没有杀过对方人民。相反，二战中还曾并肩作战，即便在冷战最激烈的年代，双方依然可在二战纪念日找回共同回忆。两国人民在文化历史上的认同是双方守住底线，没有直接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政府历史上对中国人民是最友好的，没有侵占中国领土，也没有杀过多少中国人，反而不断帮助中国。这不用多说。这里希望指出的是，从1930年代开始，美国人民也是对中国人民最友好的人。

笔者曾撰文分析熊猫形象在西方和中国的塑造过程，指出美国人如何“捧红”熊猫。熊猫在中国本并不广为人知，而且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公众眼中，熊猫本都不是“可爱”的动物。它变得“可爱”是美国人露斯（Ruth Elizabeth Harkness）和美国传媒塑造的功劳。1936年，露丝把出生数周的熊猫幼崽“苏琳”（Su-Lin）带到美国，经美国传媒大篇幅报导渲染其“可爱”，所到之处大受欢迎，掀起熊猫热潮。美国成为最热爱熊猫的国家，熊猫也这样才在中国也变得“可爱”。如果没有美国人，熊猫说不定就不是中国“国宝”了。

美国人对熊猫的热爱是对中国人好感的投射。在1930年代，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媒赞扬中国“反共”）、日本侵华（九一八事件）后对中国的同情、美国在经济危机后与中国经济关系加深等因素，美媒全面转变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从“黄祸”变成（作为弱小民族）的同情，对中国人有特殊好感。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一直保持，正如美国一直是（中国以外）对熊猫最热情的国家。这种特殊好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层次”因素。在中国传媒中，美国很多“反华分子”，比如《时代》杂志之父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但其实真正面目是“反共派”，对中国人非常好，始终怀有特殊情结。1989年，老布什不愿过分制裁中国，原因之一也是“制裁会伤害中国人民”。

疫情袭来，美中关系最大变化就是人民间的好感正在急剧消失。

在美国立场。此前，美国人民和中国没有深仇大恨。平心而论，无论香港还是新疆西藏，甚至台湾，都和普通美国人都没有太大关系。政客言论在美国人心中也没有多大波澜，中国议题从来不是美国大选中心。疫情导致十万美国人失去生命，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死人最多的单一事件，是911三十多倍。5月24日，纽约时报用头版刊登了其中一千死者的姓名和简介，极具有冲击力。正如编辑所言，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数字。美国人看到可能如何想？

诚然，这么多美国人遇难不能归咎中国。但病毒最初在中国爆发，中国政府也有一定失误，加上政客煽动，叫美国人完全认为和中国无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美国处处传出“歧视亚洲人”新闻，笔者也被人怒吼过。这种歧视行为当然不对，但绝非不可理解。更何况，美国这么惨，中国外交战狼居然反客为主，炮制假新闻把疫情推到“美国军人播毒”上，美国舆论“反华怒潮”更达到高峰。一向帮中国说话的美国左翼媒体又被中国通通赶跑。

当然，站在中国立场，美国政客抓住中国不放，有人还要中国赔偿，在中国普通人中也掀起了反美怒潮。中国持续几十年的反美宣传无法阻止中国人涌向美国，现在倒一下子达到如此效果。这些正好印证了笔者所言，疫情粉碎美中最根深蒂固的压舱石，撕破了双方关系最后一道防线。

从以上分析可知，白宫报告不会停留在“竞选语言”上，即便民主党上台，情况也差不多。民主党总统擅长拉拢盟国打外交战，对中国可能更不利。

美国的手段，中国的弱点

最后说一说美中对抗的美国会打什么牌？其实在报告中说得很直白。但笔者希望点出几件最重要的。

首先在军事和外交上。美国对中国尚有明显优势，但中国急起直追，又不肯加入美俄中三方军控协议，只会逼得美国提前动手。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中国在外交和舆论上本应低调，问题是现在战狼当道，“推力”比特朗普还大。

其次在金融上。美国手握金融武器，无论美元还是金融体系都对中国有绝对优势。美国参议院已通过议案，将加强审核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上市资格，特朗普又命令美国联邦控制的基金撤出中国。不少中国公司准备回香港二次上市。然而，香港又是美国下一步的目标。

第三，在经济上，美国会加紧撤出中国，缩短产业链，特别是关键战略产业。在这方面日本和欧洲的忧虑都差不多。“脱钩化”固然有阵痛，但关键还是是否下定决心。在贸易上，美国会要求中国继续严格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衰退时势下对中国非常不利），同时展开下一阶段的谈判。

第四，在科技上，随着美国制造公司撤出中国、严打“千人计划”、禁止中国兼并美国高科技公司、紧盯科技盗窃，以后或会限制中国学生从事敏感行业。可预期，超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将告一段落。中国转移了多少不得而知，但以后就只能靠自己。科技转移还有两个“漏洞”，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香港漏洞将会被补上，台湾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业界芯片制造最高阶的台积电答应在美国设厰，已是政治考虑多于经济考虑了。

美国已经把大量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但特别针对传说中的军工背景企业华为。这不但因为美国一直认为华为是大规模科技转移的参与者，还因为华为科技水平在中国科技公司中最高，又强在最敏感的基础电讯工业。美国不断推动盟国禁止华为。5月15日，美国工业安全部出台新规定，要求使用美国技术或设计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给华为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出口许可证 ，留有120天宽限期，华为可先大量采购顶住一阵。但以后大概率要靠自己设计的芯片或用中芯和台湾联发科制造的芯片。以美国的金融垄断地位，若此举无效，甚至可规定和华为做生意就要被美国封杀。总之华为命运堪忧。

第五，地缘政治上。这是美国最多“板斧”的地方，主要因为中国弱点多，“五独”（台、港、疆、藏、蒙）都是美国的牌。这里简单讨论香港。

虽然香港相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但扮演“中西首席代理人”的角色在中国能控制的地方（大陆和澳门）找不到替代品，其他潜在代理人又是中国无法直接控制的（如新加坡和台湾等）。中国一直试图分散对香港的依赖，假以时日或可成功，但现在为时过早。成为中西代理人的关键是中国和西方都认可，不是中国自己说是就是。目前香港对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功能，金融中心和科技转移，都依赖美国对香港的支持，否则香港做不了“纽伦港”。在中国保证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诺下，美国通过《香港政策法》，把回归后的香港继续视为与中国大陆分别对待的地区，承认特殊关税区地位的关键。

对此，中国也心知肚明。逃犯条例风暴爆发后，香港反对派能以“揽炒”迫使港府撤回，美国在香港反对派游说下制定《香港人权民主法》是关键。这就是中国知道利害关系的明证。但撤回后，香港反对派在对整个体制不满的愤怒支配下，继续以揽炒要求“五大诉求”，“时代革命”，风暴继续。其实，即便在反对派区议会选举大胜后，如果疫情没有扩散全球，中国大概也会任由林郑借助“抗疫”去收拾残局。

四月底，港澳办、中联办威胁DQ公民党议员郭荣铿，是最近香港局势骤然恶化的号角。这基本和美中关于疫情责任争吵同步。可以说，正是中国感到美中关系不可逆转地变坏，反对派又酝酿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取得35+，这在中国眼中无疑是最恶劣的时闲点爆发要“夺权”的“颜色革命”。这才要突然出手要搞掂香港。此后中联办宣告有对香港政府的“监督权”、借考试威胁整肃教育界、借头条新闻整肃香港电台等，刀刀见血，都预示着中国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最终抢先控制香港。这就是人大出手“港版国安法”的直接原因。

在美中对抗热烈的当下，美国对香港事态不可能袖手旁观，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谴责两声，笑笑走开”。正如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说的，一定会根据《香港人权民主法》制裁。美国国务院已于5月27日正式向国会报告，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从而美国此前根据《香港政策法》对港的特殊待遇之后都有可能取消。

此外，制裁相关人员和机构是大概率，停止高科技输出大约也会有。但是，除了要妥善处理美国在香港利益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和六四时考虑是否制裁中国一样，如果制裁香港太过分，最受伤的只会是香港人。无论如何，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可运用手段相当多，若香港有超过六成人下决心与中国硬抗到底，“里应外合”，中国也非常头疼。如此螺旋式的矛盾上升下，揽炒可能无奈成为香港的命运。

总而言之，在往后几年，美中高强度对抗是常态。即便换了民主党总统，美中关系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如果美中只是舆论战、法律战、外交战和贸易战，即便再激烈，或许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擦枪走火甚至爆发热战的可能都存在。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