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面临经济危机的中国，是否还需要香港？

过去的这一个多月发生的许多事情，让许多中国经济研究者颇感矛盾：四月和五月北京领导层释放了颇具分量的改革信号，似乎终于在经济危机面前痛定思痛，意识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以不由争论的态度和极其强硬的手段推动香港国安立法，在国际社会中加强了政治保守的形象。经济改革刚有迹象向前，政治改革却同时向后，这样的“左右互搏”动作，实在是有些令人费解。

刚刚结束的2020年“两会”（人大与政协年度会议），虽然官方宣传仍然行礼如仪，但危机氛围极其明显。公共卫生危机仍未完全结束，一季度经济增长出现了历史性的负数，国际社会敌意越来越大。

按照中国的政治语言习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头可谓悲怆：“去年，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合今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的提法（按照中国政治惯例，4月与7月的政治局会议分别决定上下半年的经济方向），可以说北京充分意识到了一场经济危机正在眼前快速展开。

失业率，失业率

一般读者或许对GDP数字无感，但失业率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口径，当前中国城镇失业率不到6%，比2019年末高出不到一个百分点。但多种迹象表明，当前的实际失业率远远超过6%。中国官方失业统计数字严重失真是研究界的共识，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在其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直言官方失业统计“几乎没有价值”。在缺少可信官方数据的情况下，有不少学者和市场研究机构对当前失业率进行估算，其结果往往远高于官方水平。

本土金融机构中泰证券在4月一份流传甚广的研究报告中估算中国当前的失业率可能已经达到20% ，也就是约为7000万人。在引发公众关注之后，中泰在社交媒体上撤回了研究报告，公开谴责“某些媒体断章取义”，强调其估算结果建立在“特定假设”之上，甚至撤换了其研究所所长。但如果细读中泰的这份报告便可以发现，其测算方法或许略显粗犷，但其假设条件其实并不离现实太远，因此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当前真实失业率的，是同样来自官方（中国人力与社会资源保障部）发布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这组数据并不直接统计失业人数，而是统计“新增就业岗位”，虽然统计对象略有不同，但两者显然是高度相关的：短时期内，新就业岗位数量减少，意味着失业压力大。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20年1-4月份的城镇新增就业数量，比2019年的头四个月同期减少了23%，也就是约100万个就业岗位。这组数据可能更接近现实，一个证据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900万，比2019年的实际新增就业（1352万）下降了三分之一——这也可以部分说明，决策层也很清楚当前的失业率绝不会仅仅是6%。

之所以强调失业率，是因为在众多抽象的经济数字中，失业率恐怕是最具政治后果的指标之一。高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是政治革命的经典配方，在无数历史和当代场景中反复上演。因此失业率是中国经济政策中货真价实的底线。中国经济政策当前至高无上的两个目标，无论是2019年的“六稳”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还是2020年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都以就业为最高优先。

改革重上日程

今年两会的另外一个重要信号，就是中国意识到当年用来应对金融危机的配方——大规模刺激政策，已经不可能再用。2020年的政府预算虽然提高了赤字率，推出了特别国债，提高了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额度，但如果从财政支出和GDP的比率来看，这些财政手段远远不及当年的规模。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地方政府一直到今天还在为当年的“四万亿”计划还债，地方债台高筑，加码空间自然有限。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政府也或多或少转变了对待经济增速的态度，经济增速本身已经不是唯一的指标。如“六保”、“六稳”所显示的那样，简单粗暴的“GDP主义”已经被一系列政策目标组合所取代。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数十年来第一次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

但不要GDP目标不意味着不要GDP。GDP增速和“六保”、“六稳”中的那一系列目标是高度相关，有时甚至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没有一定的增长，就业目标也必然失败。那么问题来了，在当前的众多内外困境之下，政府如果不想使用刺激手段，那靠什么达到经济目标呢？

一些迹象显示，改革将重上日程。4月9日，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下称“4月9日文件”）。对于长期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来说，这份文件是近几年越来越少见的，清晰显示改革意愿，且有实质性举措的官方宣示。

这份文件以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概念（也就是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原料”，如劳动力、土地等）为分类方式，在土地、劳动力、金融资本、技术、数据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市场化改革举措。如 “土地”章节中提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可能使农村人口通过土地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本性收入；“劳动力”章节中提出的“（放开）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是对户口制度的松绑，对于缓解未来劳动力危机，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有重大意义；“技术”章节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支持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的提法不仅有助于鼓励国内创新，也是对其他国家指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积极回应。

4月9日文件的主题是：价格应该主要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这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元命题”之一，本身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但这份文件的背景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十项改革承诺，在迄今为止的7年时间内，鲜有实质性进展，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如国国有企业的经济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在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实质性放弃了经济改革的时候，北京突然又发出了改革信号，不亚于漫漫长夜里的一丝微弱光亮。

紧接着，北京在5月18日发出了另一份范围更大的改革计划：《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5月18日文件”）。这份文件读起来几乎是一个精简版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许多改革内容在方向上与7年前的表述大无二致，如财政改革中的“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以及国企改革部分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许多表述。在有一些地方，这份文件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提法，如在一直以来为人所诟病的产业政策方面，5月18日文件提出了“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这样的说法在一些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找到（简单来说，“普惠化”和“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区别于中国当前比较普遍的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在产业和技术中指定“赢家输家”的做法，更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不容易产生产能过剩问题）。

前文所述的经济政策以保就业为第一优先，在5月18日文件中得到最明确表达：“就业优先政策”首次上升为与财政、货币两个传统宏观经济调节阀同等地位的宏观经济支柱。字面上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北京在考虑“政府是否要多花钱”以及“央行是否要多印钱”这两个问题上，首要的参考依据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失业率——民生优先，而非数字（政绩）优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变化无疑是一种进步。

必须强调，虽然上述两份文件发出了明确而强烈的改革信号，但是这本身并不代表他们会被实现。2013年的改革承诺最后大半落空就是前车之鉴。两份文件中的一些表述，在中国当前现实下，甚至还让人有一些“理想到不真实”的感觉。但怀疑之外，在中国改革停滞的当下，决策者主动宣示改革，肯定比什么都没有好。

行文至此，似乎一幅“中国改革柳岸花明”的图卷，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香港国安立法与经济改革矛盾吗？

许多人也许会自然地将“经济改革”与“政治开明”联系在一起。但中国的现实却是分裂的：一方面，“两会”及其前序事件施放了明确的经济改革信号；另一方面，“两会”中发生的香港国安立法事件，却在同一时间同样明确地确认了北京的保守政治立场。

尤其特别的是，与新疆、西藏不同，香港是一个具有高度经济重要性的议题。北京不可能没有预估到，在香港国安立法上的政治赌博，可能引发经济动荡。美国在第一时间宣布了将考虑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取消香港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中的例外地位（减少关键技术经香港进入中国），对中资企业实施金融制裁，甚至未来还有可能动摇香港的特别关税区地位。这些可能性即使只有一部分实现，都会加剧中国经济原本已然巨大的下行压力。北京这样做，岂不是用政治之手，去搏自己的经济之手？

理解这种“矛盾”，首先要理清今天的香港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三种角色：贸易投资通道，海外融资市场，人民币试验场。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美国以任何“惩罚”北京当局的原因和选择制裁香港，特别是如果美国选择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区地位，那么首先受到冲击的必然是香港经济和香港居民。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对于港人港资来说都将无异于一场超级海啸。但篇幅所限，本文重点讨论美国如果制裁，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贸易投资通道

香港之于中国经济的第一重角色是通道，这主要体现在贸易和投资上。因为香港的低关税，低税收，便利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贸易和投资往来经由香港中转。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2019年香港出口总额的近99%为转口，即商品本身来自其他地区，在香港并没有实质性生产制造过程，而只是中转发往其他地区。体现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上，结合香港政府统计处和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字，2019年由世界其他地区经由香港转口进入中国内地的货物，约占中国全年进口总额（不含香港）的8%；出口方面，当年生产自中国内地，经由香港转口发往世界其他地区的货物，约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的7%。

香港在中美贸易之间的分量也与其在中国总体贸易图景中的角色相差不远。根据相同数据来源，2019年有约8%的中国对美进口经由香港，7%的中国对美出口经由香港。

投资方面，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8年中国65%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自香港，同时61%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直接目的地是香港，但投资来源和直接目的地并不等同于实际投资人或者投资对象。限于统计口径，政府统计往往将资本流动的“第一站”视为终点。虽然具体分项数据不全，但研究界的共识是，由香港往中国的FDI中，绝大部分是其他国家投资人通过在其香港分支对中国进行的投资。还有一部分是中国内地的资本为了享受各种“外资优惠”（如税收减免），而先在香港设立实体成为“外资”，把钱转一道之后回再流到中国内地的“出口转内销”套路，只有一小部分投资方是真正的港资企业。反之亦然，在大量中国往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正以香港为最终目的地的投资，大部分只是经由香港中转，最终流向世界其他方。

海外融资市场

香港在中国经济中的另一重要角色是其金融市场。根据香港金管局数据，在2010-2018年间，73%内地企业的海外上市（IPO）在香港，60%的内地企业海外债券发行在香港，还有26%的内地企业海外银团贷款在香港。2014年和2015年“沪港通”和“深港通”先后开启，此前相对与世隔绝的中国资本市场也自此获得了两根与国际金融市场连接的“小水管”（理论上连通，但有交易额度限制），在有限的程度上给A股市场提供了资金，也给了国内投资者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的选项。

相比伦敦或者纽约，香港的金融市场由于其时区、语言和地理优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海外融资的首选。以历史的角度观察，如果没有香港的金融市场，中国的国企改革，特别是金融国企的改革，难度会大得多：中国200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需要履行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银行业竞争加剧。同时国有“四大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彼时经营状况极度困难，处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正是通过在香港上市融资，国有银行一方面引入了新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营水平；另一方面也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起死回生。香港的金融市场也自此获得了中国国有企业的青睐：在中国今天的96家中央级国有企业中，有3家总部位于香港，另有超过50家在香港至少有一个上市子公司。

人民币国际化试验场

香港在中国经济的第三个角色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因为香港的资本账户开放属性，中国自2009年开始在香港进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验。出于种种顾虑，中国的资本账户短时间内不会完全开放，人民币也就无法自由兑换。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08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意识到美元体系对自身的束缚，并在2009年前后开始有意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鼓励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启动了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掌舵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也被市场称为“人民币先生”。

但如何在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推行国际化？北京的策略是在香港搭建了一个“人民币国际化试验田”。简单来说，中国货币当局在香港投放人民币，一般称为离岸人民币（CNH），授权香港的银行进行人民币清算。离岸人民币在中国境外市场流通，同时可以自由兑换（但银行业务有限制）。好处是中国既可以通过这个市场逐步建立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试验一些政策和交易机制，但同时又可以确保风险隔绝在外——离岸人民币的投放受到中国货币当局的控制，这也就意味着外部风险（如汇率大幅波动）在当前不容易“倒流”回国内。离岸人民币的自由交易属性，也使其接近于“真实”的人民币价值。

香港角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上述的三种香港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各自分量随着历史的推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香港的“贸易投资通道”角色逐渐减弱：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香港曾是中国获取重要战略物资和外汇的几乎唯一窗口（如朝鲜战争期间的药品和轮胎）；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大亨们对大陆的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重要的“启动资金”，如今“邵逸夫”楼仍然遍布大陆的大、中、小学；1990年香港的GDP相当于整个中国大陆的五分之一，几乎以一城之力拉动了整个广东省的起飞，其经济辐射力是巨大的。

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大，香港的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也在不断减小。香港在中国今天外贸中大约7%-8%的分量，即便在理想情景下，未来也只会降低而不会上升。因此，如果只看香港的贸易和投资角色，那么可以想像有一些国安立法的支持者会认为这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如果说香港的贸易和投资角色还是属于“过去”的话，那么其金融城的角色则在“现在”仍然有重要性。资本账户开放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今天有很多“上海取代香港的声音”，但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之前，上海都无法真正替代香港；新加坡自然是野心勃勃挑战香港的地位，各方面的条件也多有类似，但北京可以放心把大量国有金融资产放到一个政治上也许不那么“亲近”的地方去公开交易吗？香港对于中国的金融意义，在短期内是没有完全替代方案的。

这里必须要谈金融市场的预期问题。97回归之后，许多市场投资者，特别是外汇市场交易者对于港币资产的看法是时限性的：2046年，也就是“一国两制”所设定的“50年”期限，将是估值的重要分水岭。2046年之前的港币预期明确稳定，港币-美元的“联动汇率”（既以香港外汇储备为基础的强制汇率挂钩，当前的香港金管局规定的交易区间为1美元=7.75-7.85港元，一旦市场波动超过此区间，金管局就会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相对牢固。但2046之后，或者说是从“一国两制”终结之日起，港币的预期及其估值机制将更接近于人民币。

“联动汇率”从来就不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市场的信心。今日的港币-美元挂钩史自1983年，其历史背景是《中英联合声明》达成，香港市场出现恐慌。为了稳定市场信心，香港金管局当年决定实行联汇制度，延续至今。这一金融安排的本质是政治对冲，在过去近四十年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北京今日强推国安立法，在很多人看来是2046的预期提前了26年实现，一旦预期改变，估值也要跟着改变。联汇制度是否能够维持，外汇储备只是一个技术要素，信心才是关键。如何在国安立法背景下说明香港的市场和法治不会发生本质性改变，对于香港金管局来说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而“人民币国际化”是香港众多经济角色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本身充满了隐喻。在资本账户不开放的前提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里有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充满了观念和学理上的矛盾。但中国就是要在这样的“不可能”中寻找“可能”。这需要想像力，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人民币国际化如果实现，其意涵是：中国不仅仅经济实力的增强，更获得了全世界对其政治经济制度的接纳与认可。毕竟，要接受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媒介，本身便是一种对这个国家及其制度的信心投票。

“一国两制”、“离岸人民币”这样的创新在香港首先发生，并非全是偶然：香港这个华洋杂处，不中不西的地方，有最柔软的身段，最丰富的触角，最适合去磨合、去折冲一个浑身都是棱角的中国，慢慢调整自己在世界剧场中的身姿。大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小到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技术问题，香港从来是一个缓冲地带，一个试验场：借用陈冠中的说法即是“香港作为方法”。

但这些只是香港和中国未来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北京在香港执行国安法之日，即是人民币国际化退回原点之时。北京通过强有力的行动，重新界定了香港未来的想像空间，提出了一种与之前相反的可能性。在很多人看来，当年设定了一国两制的“50年”期限，是因为50年后中国会更像香港，会更像外面的世界。而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则用实际行动说明了，当年的这个预言反过来也成立，并且对有些人来说更可欲：香港未来会更像中国，中国也会要求世界向自己靠拢。中国已经做好了与世界正面冲撞的准备。试验即是逡巡，缓冲即是绥靖，香港这个方法也自然失去了其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可能用不着50年。

改革的边界

北京在香港国安立法上的强势政治干预，与同一时期在国内改革议题中释放出来的积极信号，其相互关系并不是矛盾，而是互相设限。将两者放在一起看，也很容易看出北京的经济改革承诺中哪些是可能实现的，而哪些大概率会是空头支票；这样的比较也同样能够说明，北京在未来的政治高压行动中，究竟会强硬到什么程度。

中国今日的改革，和80年代初那种因为没饭吃所以必须要改革的情形显然不同。今天的改革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愿景问题。中国对自身是何种未来想像，对世界是何种未来想像，决定了在今天什么地方强硬，什么地方妥协。

以香港为例，强硬政治干预的确可能会带来经济利益损失，但是这第一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不是致命命题，第二则是达成未来愿景的必要乃至唯一手段。因此李克强总理可以在两会记者会上就经济问题侃侃而谈，而回答香港国安立法时则只有两句话的照本宣科回应——香港问题拒绝辩论，无需再议。

而在经济改革方面，因为政策框架从“争高”转向了“保底”，北京完全可以在改革菜单里挑拣一番，选一些有时效性、话题性、有利于达成眼前目标的先执行，而体制性的问题则可以延后。

保就业、稳民生、甚至是改善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类的改革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减弱，因此更有可能得到切实推行。比如当今重中之重的就业问题，完全有可能成为国企需要越做越大的理由，因为国企相比较私营企业，更容易通过行政命令手段，稳定就业数量，即使这意味着经济效率的下降。在新冠疫情中，官方报导大量出现国有企业“带头抗击疫情”的报导，当前的有限经济刺激政策也有赖于国企对于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因此“国进民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有可能要作为保就业和稳民生的代价。

另一方面，北京在香港议题上的强硬动作，也很明确显示出在刚性国家安全原则下，一些经济利益是可以牺牲的。如果用这个视角来看，那么彻底贯彻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真正地将包括能源、土地在内地生产要素市场化，甚至是转变产业政策，则有可能在提高经济活力的同时，同时减弱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度。因此，相对就业民生方面“议题性”的改革，这一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性”改革，得到实际推行的可能性较小。今年重提的改革远景，在实施中会变成大量出现“半杯水”的情况：有一些改革，但并没有完全改革。

而在外部政策方面，如果国安立法的代价只是香港的贸易和投资通道角色受损，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很有可能属于可以接受的损失。但如果出现美国金融制裁中资企业，或者有任何危及香港金融市场融资能力的迹象，北京则有可能稍稍缓和态度。香港在海外融资方面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其中的大量国有企业利益，意味着这方面的变化会影响当前的中国经济底线，因此北京在现阶段按照内地标准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可能性很小。

但同样的，北京未来不会再以任何“特殊性”对待香港：香港仍然很重要，但大概不会比深圳或者上海更加重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愿景基本作废，北京很有可能会丧失继续“融入世界”的意愿，而选择接受“脱钩”的现实，“作长期斗争的决心”。香港极有可能将会从“中国遇见世界”的码头，变成“中国对抗世界”的战场。

香港的政治未来和中国的经济未来高度相关。北京在2020年4、5月间宣布的经济改革愿景，于同一时期在香港推行的高压政治，看似双手互搏，其实是左右手各给对方画出了一条红线：经济改革以就业为红线，政治决断则以北京所理解的刚性国家安全为红线。而中国和香港的未来想像，也就这样被四周缠绕的各种红线所限定。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