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审查，伊朗电影人在国际影展做出了转变

在伊朗电影《神圣无花果之种》（暂译，英文片名：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康城首映结束后，掌声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它是本届康城影展鼓掌时间最长也是最热烈的电影，最后是导演穆罕默德·拉索洛夫（或译为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的发言，才让掌声停歇了。

电影入围康城的消息刚公布，导演拉索洛夫的护照就被限制出境。随后，令人惊诧的消息纷至沓来：伊朗当局传召影片多位主创，要求他们向导演施压，让他从康城撤片；导演被判处八年监禁、鞭刑、罚款并没收财产；导演通过一条秘密路线逃亡，最终抵达欧洲；在德国周旋下，导演正式在康城亮相。

在本届康城影展，一部伊朗电影发出的声音，几乎盖过了所有华语电影。它对女性权益运动的表达之深，对类型美学的探索之远，是《酱园弄》所远远不及的。它对伊朗反头巾运动的呈现，对独裁制度的直率回应，也有着《一部未完成的电影》《风流一代》所不具备的力量。

在国际影展上，同一个地域的电影持续入围，这些影片往往能共同反映此地社会的文化变迁。如果有持续观看伊朗电影的经验，就一定能看到《神圣无花果之种》的独特性。至少在康城的银幕上，它是第一部直接呈现2022年反头巾运动及后续影响的电影。

大陆观众常开玩笑说，伊朗电影的故事放在中国也会完全成立，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简单。但有时，伊朗电影确就像大陆电影甚至华语电影手中的一面镜子，彼此的语言文化不同，面临的境况却极为相似。只是镜子外的我们是懦弱的，但镜中的他们并不。

政治惊悚美学与后革命叙事

当评审团宣布把“评审团特别奖”授予《神圣无花果之种》时，现场有不少记者感到失望，这个奖项是特别设置的新奖项，在此之前，影片获得金棕榈的呼声最高。法国影评人菲利普·鲁耶（Philippe Rouyer）在推特发文说，“一部还不错的电影战胜了本届竞赛片中更好的作品”，“《神圣无花果之种》仅获得一个政治安慰奖，它的电影美学被忽视了。”这条推文得到大量法国电影从业者的点赞和评论。

不难看出，奖项不是颁给电影的，而是颁给导演穆罕默德·拉索洛夫反对伊朗政权的勇气。至于影片究竟是反映政治的艺术作品，还是绑架艺术的政治檄文，格蕾塔·葛韦格（姬达嘉域，Greta Gerwig）领衔的评审团并未给出判断，这个保守的颁奖结果或许会为康城在日后避免更多争议。最终七个常设奖项里，有北美背景的电影拿到了五项。

在国际影展上，同一个地域的电影持续入围，这些影片往往能共同反映此地社会的文化变迁。如果有持续观看伊朗电影的经验，就一定能看到《神圣无花果之种》的独特性。至少在康城的银幕上，它是第一部直接呈现2022年反头巾运动及后续影响的电影——吉娜·玛莎·阿米尼之死引发抗议运动之后，伊朗女性权益运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不妨回看2022年，两部伊朗电影入围康城影展主竞赛单元。在《圣蛛》（Holy Spider）里，圣城马什哈德的16位妓女被残忍杀害，女主角尝试调查案件真相，发现整个社会将杀手视作英雄，正义无法得到伸张。另一部电影《金币灰黄》（或译为藏金风暴/莱拉兄弟，Leila’s Brothers）则呈现了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由女主角苦苦支撑的一个普通家庭，受到虚荣的父亲和四个窝囊兄弟的拖累，一步一步走向崩溃。

我想起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话：“女性的苦，往往来源于她是女性这个事实本身，而男性的苦，往往来源于他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男性的苦是男性作茧自缚的结果。”

两部电影让我想起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话：“女性的苦，往往来源于她是女性这个事实本身，而男性的苦，往往来源于他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男性的苦是男性作茧自缚的结果。”这两部影片有着巧合般的互补性，分别通过女性和男性的视角描写受害者，揭示父权制和神权制背景下伊朗女性所面对的复杂困境。

而《神圣无花果之种》与《圣蛛》《金币灰黄》等伊朗电影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典型的后革命叙事特征，不再主要描绘受害者，而是把镜头对准了制度本身，试图揭示伊朗政治制度如何左右人物的道德抉择。在影片里，革命运动对安稳生活的迫近和威胁，给主角一家人的精神状态带来了微妙的影响。

按照拉索洛夫所言，创作缘起于他在监狱服刑的2022年。“我身边一名政治犯正在绝食，很多官员来监狱处理这件事。其中一位官员把我拉到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支笔说，‘这是给你的礼物。’他说，‘每次我来到这个监狱都会想，什么时候会把自己吊死在这里，因为每个晚上回到家，我的孩子都会问我今天做了什么。’”

影片并未指明时代信息，但观众仍然能通过阿米尼的照片和大量竖屏视频作出判断，故事是发生在2022年反头巾运动期间。男主角伊曼晋升成为革命法庭的督察，工资的增加改善了全家的生活质量。令他震惊的是，这是一份极不体面的工作，他不仅需要审讯被捕的抗议学生，更要在证据宽松的情况下批准大量死刑判决。他必须对工作内容保密，因为一旦泄露，家人的生命安全便会受到威胁。他因此获得一把配枪，这个契诃夫式的道具将引发一系列后果。

妻子纳吉梅的视角是影片主要视角，她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拥护政权、信仰和丈夫的女人，她站在维护丈夫的角度责骂女儿，生怕她们在抗议运动中做出哪怕一点逾矩的行为，从而影响丈夫的体制内工作。抗议运动潜移默化改变着她，出于内心良知，纳吉梅瞒着丈夫帮助了女儿在抗议中受伤的同学，在凝重的特写镜头下，她一点一点取出嵌入对方脸部的霰弹，此时此刻，影片高超的技艺仿佛夺去了我的呼吸。

影片的视听美学是把政治议题艺术化了，而不是以政治绑架艺术：它视听技巧一流，全片168分钟始终处在压抑氛围里，人物小心翼翼地低声交谈，仿佛耳语者就在隔壁偷听，那是极权社会共有的生存状态。

抗议运动同时影响着两个女儿，镜头反复呈现她们通过手机观看竖屏视频的场景，抗议现场的一幕一幕使她们变得越来越叛逆，女儿们后期所做的每个行为，都能在这个过程里找到动机。原本做事颇有原则的丈夫却因为抗议运动变得更加暴戾，他在饭桌上斥责女儿关于女权的观点是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影响。在一家四口之间，一种远方的、模糊的隐忧，逐渐过渡成身边的、具体的恐惧，而宏大的革命浪潮延烧出一桩微观的家庭内部斗争。

依个人来看，影片的视听美学是把政治议题艺术化了，而不是以政治绑架艺术：它视听技巧一流，全片168分钟始终处在压抑氛围里，人物小心翼翼地低声交谈，仿佛耳语者就在隔壁偷听，那是极权社会共有的生存状态；它没有像阿斯加·法哈蒂（Asghar Farhadi）那般，晦涩地把议题编织进小说般的精密台词，而是取材现实，把秘密审讯这种真实存在的制度流程，转化为《闪灵》式的惊悚美学；它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写实主义诗学里找到新的喻体，为后革命叙事搭建更具象的表达方式——神圣的菩提树种子通过鸟类传播，落进树干的缝隙里发芽，然后落地生根，并逐渐替代了宿主，生长成一棵新的觉悟之树。

从理念到行动上的共识

在2022年康城影展上，来自法国的女权机构组织了一场精彩的公共示威，她们将写有129位死于家暴的法国女性名字的条幅展示在红毯上，并在手中燃放黑色硝烟，场面十分壮观。她们选择是《圣蛛》的红毯。伊朗女性叙事一直是国际女性权益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米尼去世后，导演拉索洛夫在监狱里见证了席卷全国的抗议运动，《神圣无花果之种》妻子的饰演者希拉·格勒斯塔尼（Soheila Golestani）因为参与抗议时未戴头巾而被当局逮捕。伴随着抗议运动，标语“JIN、JIYAN、AZADI”（女性、生命、自由）传播到全世界，这三个库尔德语词语有着一目了然的启迪性，它们凝聚了伊朗女性长期以来的抗争精神，也准确反映了全世界不同地区女性对平等权利、生命尊严和个体自由的追求。

抗议运动爆发后，伊朗电影人在不同场合展示标语：2022年12月，女演员塔兰涅·阿里多斯蒂（Taraneh Alidoosti）在社交媒体发布带有“女性、生命、自由”的照片，随后被当局逮捕。2023年，第73届柏林影展特别设置了伊朗电影展映和主题论坛活动，《圣蛛》主演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Zahra Amir Ebrahimi）和其他伊朗电影人一起携标语亮相，也是在本届柏林影展，伊朗女性权益运动成为了与俄乌战争同等重要的世界议题。

近几年，性别议题是伊朗电影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说，“我们不是政客，不是活动家，而是作为电影人参与其中，这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伊朗有越来越多《圣蛛》这样的项目，这是一个好消息。”

随后，在第95届奥斯卡颁奖礼红毯上，伊朗裔影星休蕾·艾妲希露（Shohreh Aghdashloo）所穿的礼服上绣着三个词语；5月，30位驻法伊朗制作人、名人和康城影展艺术总监Thierry Fremaux一起，举着标语的招牌在红毯亮相；9月，标语同样出现在威尼斯影展的红毯上，主竞赛单元评委戴米恩·查素（Damien Chazelle）和珍·甘比茵（Jane Campion）到场支持……

近几年，性别议题是伊朗电影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说，“我们不是政客，不是活动家，而是作为电影人参与其中，这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伊朗有越来越多《圣蛛》这样的项目，这是一个好消息。”正是在伊朗电影里，像我这样的影展观众感受到了伊朗电影人对审查态度的集体转变，伊朗成为勇敢的代名词。

伊朗的电影审查与中国很相似，审查内容包括宗教道德、政治话题、社会价值观等标准。每部电影需要完成剧本审查和成片审查两个步骤，参与国际电影节发行的项目还要再次获得批准。不过相比中国，伊朗电影人所面对的惩罚近乎变态，除了牢狱、罚款、封杀，甚至会有性命之忧。

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常被大陆影迷认为是超越审查制度的胜利者，他创造了一种以写实和诗意为特征的伊朗现实主义风格。后来者约化·巴纳希（Jafar Panahi）在与审查周旋中，走出一条非常讨巧的制作之路，预算和团队规模缩减至极小，他本人在每一部影片中都亲自上阵。另一个作者阿斯加·法哈蒂则建立了隐晦、复杂的隐喻系统。

“阿巴斯觉得审查制度很有启发性，因为它给了他机会绕过某些障碍，从而变得富有创造力。这种想法对我来说行不通。审查制度就是审查制度，我现在对它的看法和我14岁时一样：我觉得它很卑鄙⋯⋯”

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轻一代电影人会选择离开伊朗。导演亚里·亚巴斯认为，“阿巴斯曾说，他觉得审查制度很有启发性，因为它给了他机会绕过某些障碍，从而变得富有创造力。这种想法对我来说行不通。审查制度就是审查制度，我现在对它的看法和我14岁时一样：我觉得它很卑鄙，我不想找到创造性的方式来绕过它。”但离开并不意味着自由，《圣蛛》不得不取景约旦，影片对伊朗城市空间的呈现非常模糊。

近几年，伊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审查制度变得无比苛刻，与之周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制作《神圣无花果之种》这样复杂的类型叙事，导演拉索洛夫不仅要自己拿出与独裁制度对抗的勇气，还要搭建一个价值观相同的剧组，幸运的是越来越多从业者抛下恐惧，不再愿意戴着镣铐跳舞。

在今年柏林影展，入围主竞赛单元的《我最喜欢的蛋糕》（My Favourite Cake）导演Maryam Moqadam和Behtash Sanaeeha未能离开伊朗参加首映。他们的声明指出了伊朗电影人的新共识——

“很多年以来，伊朗电影人一直在苛刻复杂的规则下制作电影，必须遵守红线，一旦越过红线，可能会导致多年不被允许工作，可能面对复杂的法庭纠纷。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也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们经历了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次。”

“在这种可悲的境况里，我们继续试图在电影里描绘伊朗社会现实，一种往往被审查掩盖的现实。我们开始相信，再也不要在遵守如此严苛的法规的情况下，去讲述伊朗女性的故事。对女性来说，审查的红线阻止了她们被真实呈现，阻止了她们被展示为完整的人。我们决定跨越这些限制，并接受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任何后果。”

失语的华语电影

如果用伊朗电影对比华语电影，就一定会对后者感到失望。今年，入围康城影展官方及非官方单元的华语电影，巧合般出现了失语角色，《风流一代》女主角巧巧和《狗阵》男主角二郎，这两部作品来自大陆。失语一词用来描述华语电影的现状最为恰当。

造成失语的原因一部分来自于语言隔阂。去年，担任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评委的杜琪峰在媒体发布会上说，“当人们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往往会首当其冲，在好多地方都是如此。”这些话未能被准确翻译给世界，在场的克莉丝汀·斯图尔特等西方评委也不能理解话语对香港的特殊意义。

在“皇帝的新装”情境里，含糊不清的态度与献媚之言没有本质区别，独立的表达一定来自于最直接的真话：“他没有穿衣服！”

但更多时候，失语是中港影人自发的选择。近几年，香港电影几乎无法进入国际影展的核心舞台，来到康城只是瞄准了商机。面对国际市场对香港类型片的需求，香港电影公司在媒体杂志上刊载了巨幅广告，每年都是成龙、甄子丹、谢霆锋这样的熟面孔。这意味着港片面对的仍是青黄不接的行业发展问题：一旦没有成龙，港片还能卖什么？

毫无疑问，无论是数量还是美学主张，大陆电影表现最强势：贾樟柯《风流一代》、管虎《狗阵》、陈可辛《酱园弄》、娄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四部影片入围康城影展官方单元。除了娄烨电影，其它三部影片都取得了龙标。如果以伊朗电影为参照，这些电影是与审查周旋的创作，按导演阿里·阿巴西所说，它们是通过创造性的方法，把审查合理化为了一种创作条件。它们的政治表达含糊不清，美学系统也摇摇欲坠。比如《酱园弄》充斥着浅薄的性别口号，却不像它标榜的那样深入反映中国女性的困境。

在《神圣无花果之种》首映结束后，导演拉索洛夫对着观众说，“希望独裁在伊朗消失”。这种具有明确态度的话语，观众根本不可能从大陆电影人的口中听到。媒体发布会上，面对国际记者关于女性议题的提问，贾樟柯和陈可辛也只能像讲故事一样，给出一份私人回答，言辞之间避免了说出任何尖锐话语。

仅把中伊电影人放在一起，就会含有道德绑架的意味。和大陆朋友交谈时，不少人会直接告诉我，伊朗电影人勇气可嘉，但也不能对中国电影人进行道德绑架。现状就是这般无力，但有一个结论是明确的：在“皇帝的新装”情境里，含糊不清的态度与献媚之言没有本质区别，独立的表达一定来自于最直接的真话：“他没有穿衣服！”

在本届康城影展，大陆电影并非完全没有发出声音。娄烨导演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与《神圣无花果之种》在艺术性上相互呼应，一起向世界抛出了电影创作的困境——面对公共记忆和时代苦难，电影应该何为？

两部电影有很多相似的元素，例如都引用了竖屏视频素材，都面对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都有明确的作者风格。只是，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身上，电影在现实面前失去了力量。而拉索洛夫则强调了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所具备的权力。两部电影隐含的创作观点是相反的。

尽管伊朗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反头巾运动和三年疫情的社会情境不同，伊朗电影和中国电影面对的审查环境也不同，把两种创作观点放在一起，是一个有趣的议题，前者看起来更软弱，无力感强烈，后者看起来更野蛮，带有一些剥削的倾向，孰好孰坏，难有定论。

放映结果似乎隐含着属于当下的答案：《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模棱两可的表达，让一些外国观众感到不解，《神圣无花果之种》则让卢米埃影厅不时响起掌声；《未完成的电影》以私人视角回顾疫情，没有触碰制度，更像一份揭露伤疤的伤痛文学，《无花果》直接回应制度，把制度艺术化为一种类型形式，让很多像我这样的观众，能清楚地知悉那个陌生古国里所发生的一切。

导演拉索洛夫说，“一个伊朗电影人可以很开心地拍一部女性不戴面纱的电影，而一个美国观众可能无法理解在电影里看到一个女人的脸和头发有多重要。伊朗正在实行独裁统治，我们向国际发出声音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伊朗独立电影制片人仍在寻找着合适的语言。”

如他所言，伊朗电影人想做的，不只是把电影拍给伊朗境外的观众，而是寻找一种更国际化的表达，让全世界理解伊朗人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