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的大陆人，越战老兵，柬埔寨难民，相遇在美国的一家中餐馆

（张洪凌，旅美双语作家，王小波和诺贝尔奖得主爱丽丝·门罗作品译者。）

我是在1990年代去美国的。留学期间，我曾在圣路易斯市的一家中国餐馆干了六年。

这是一家开在商业区的小餐馆，卖的是中餐，老板阿辉和老板娘阿卿却从来没去过中国。他们是来自柬埔寨的难民，父母是中国人。餐馆虽小，生意却出奇地好。这里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语言，越南语，汉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还有老板和老板娘之间使用的潮州方言。

之前我也去别的几家中餐馆打过工。90年代中期的中餐馆老板一般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移民，其中不乏受过很好教育的台湾人。他们除了对大陆人很歧视以外，付的薪水也少得可怜—当时这些餐馆付给侍应生一天的工资才十五美元左右。周记小馆的老板付给我们的薪水是二十八美元，比其他中餐馆高了将近一倍。由于地处商业区，顾客多为白领阶层，小费也比较好。

我也有很多机会练习英文。只要不是最忙的时候，老板并不介意我们和顾客聊天。每天午饭高峰期过后的两个小时是我最喜欢的时刻，这时我不再是一部在厨房和前厅穿梭不停的打工机器，我可以坐下来，一边摘雪豆或包春卷蟹角，一边听老板或老板娘，顾客或一起打工的女招待谈他们的过去。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他在家乡的路边摆茶摊，听过路人讲狐仙鬼怪，我在异国他乡的小餐馆听越战老兵和难民讲流离失所和悲欢离合。这家小得只能摆12张餐桌的中餐馆看上去毫无特色，它的装饰甚至没有任何亚洲风情，但里面却装载了太多的故事，有着太多的丰富和不可言说的微妙。

1. 丑陋的美国人

我至今还很记得那个下午。
窗外下着小雨，丹在室内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语言泉水般地从他嘴里汩汩地冒出。他是一名五十岁出头的律师，西装革履，胖乎乎的圆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他常在午饭高峰期过后来周记小馆吃饭，今天便是如此。餐馆里只有面对面坐着的他和我：他坐在靠侧墙的老位置吃他每次必点的宫保鸡丁，我坐在靠后墙的桌子边摘绿莹莹的雪豆。我的后面是一面大镜子，镜子里映射出周记小馆的玻璃门面和上面棕榈树形态的绿色霓虹灯，自然也有丹开始发福的高大身躯和我年轻苗条的背影。不过这些我是看不见的，我在听丹大谈丑陋的美国人。

“什么是丑陋的美国人？” 我问。

“丑陋的美国人就是－－”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在法庭上辩论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丑陋的美国人就是那种自私、自大和不负责任的……”

“那你是一个丑陋的美国人吗？”

“我？”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毫不迟疑地说，“不，我当然不是。” 我笑了笑。丹加强语气说，“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哦？” 我饶有兴趣地打量了一下他。他沉默了，低头吃了一口盘中的宫保鸡丁。丹是在婴儿潮中出生的美国人，他在骚动不安的60年代渡过少年时代，70年代初被征兵送到越南战场，侥幸没死没伤，回美国后重回学校读书，成为专业人士，结婚生子。周记小馆的常客中有不少这样的中年白男，丹便是其中的一位。

“对，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开口说道，圆脸上带着惯有的微笑和自信。“二十年前，我被送往越南战场。我在那里呆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急于离开越南，也很快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回国的途中我经过泰国，跟大多数美国大兵一样，我们在泰国寻欢作乐。我去了一个酒吧，一些泰国妓女在台上跳舞。她们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小牌，牌子上写有号码。台下的士兵如果看中了某位姑娘，就把那姑娘的号码告诉酒吧经理。经理将姑娘带下台，我们照规定付钱，然后便可以带走姑娘。我看中了其中的一位。当经理上台去领那姑娘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用哪种语言跟她交谈。我在高中时学过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也许她能说点法语。当然，如果她能说英语，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找女人并不完全是为了生理需要。我需要和女人交流。这里我得声明一点：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没有结过婚，甚至还没有女朋友。经理将女孩带到我面前，她很文静，个子也比一般东方女子高大丰满一些。我是一个高大的男人，不喜欢个子比我小太多的姑娘，我会怕伤害到她。她的眼睛很大，很有表现力，仿佛要说的话都可以通过眼睛表达出来。我试着用法语和英语向她问好，她只是冲我微笑。看来她既不懂法语，也不懂英语。不过，这个姑娘很合我心意，我尤其喜欢她那双动人的大眼睛。我没有讨价还价，付了酒吧索要的钱，就带着她回到酒店。她真的很合我心意。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才发现她是个聋哑姑娘，既听不见我，当然也没法陪我聊天。”

丹沉默了，是那种陷入往事的沉默。窗外的雨似乎下得急了些，我静静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当丹告诉我那个女孩是聋哑人时，我感觉自己被触动了。被什么触动我却不知道。我开始好奇他为什么想给我讲这个故事，为什么想向我证明他不是一个丑陋的美国人。

“当我知道她是聋子时，我对她的感觉完全变了。我不再把她仅仅看成一个卖笑的姑娘。她人很聪明，十分善解人意。从她连比带划的手势中，我猜到她来自泰国的乡下，家里很穷，有父母和兄弟姊妹。她挣的一点钱都得寄回去养家。第二天晚上，她带我去看了一场泰国电影。她能读懂泰文，那时的泰国电影都有字幕。她比划着向我解释电影的故事情节。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情侣一样。当时许多美国大兵从酒吧预付一个星期的钱将妓女带回酒店，然后互相交换伴侣，洋洋得意地以为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这就是我说的丑陋的美国人。我没有干这种事，尽管有几个同伴打过她的主意。我开始将那姑娘看作是自己的女朋友。我带她逛街，给她买衣服和首饰。她甚至用她自己的钱买了一件T恤衫送我，虽然那件衣服对我来说小了一点。我们在一起呆了整整一周。分手时，我将身上带的大多数钱都给了她，她哭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回来后我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她。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的样子和她的名字。”

“她叫什么名字？”我问。

“Saengdao。”丹脱口而出她的名字。他确实记得很清楚。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略有所思地看着我，似乎在期待我说点什么。我不知该说什么。除了受制于语言－－我当时的英语只够问一些简单而直接的问题，另外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真实的感受。事实上，丹的故事让我隐隐想起几部让我不太舒服的戏剧电影，从普契尼的日本版《蝴蝶夫人》，到《蝴蝶夫人》的越南版本《西贡小姐》，甚至连对《蝴蝶夫人》不无嘲弄的中国版本《蝴蝶君》也不例外。这三部音乐剧在中国都不太被待见，也说明了我的不舒服感不是孤立的。丹的故事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泰国版的《蝴蝶夫人》。我的脑子里突然对故事的真实性掠过一丝怀疑。这个故事他跟多少人讲过？为什么今天要跟我讲呢？因为我有着一张亚裔女子的东方面孔吗？或者是窗外的淅淅细雨和这空荡荡的餐馆触发了他对往事的记忆？

“你怎么看？海伦？你觉得我是一个丑陋的美国人吗？” 丹催促道。

不知为什么，我开不了口说出他想听到的话。这对我来说很不寻常。通常，我很容易理解并满足顾客的要求。但这个故事不知不觉地把我变成了曼谷女孩的同类，我似乎也失去了我的声音。

就在我焦虑地搜索该说什么时，老板阿辉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他一看见丹，黝黑瘦削的脸上就绽开了笑容。“Bonjour！你好！” 他愉快地用中文和法语跟丹打招呼。

“Bonjour！你好！” 丹也恢复了他惯有的笑容。“辉，请你再跟我说一次：你懂几国语言？”

“五国。” 阿辉说。他的脸上仍然带着谦虚的笑容，不过，我从中发现了一丝窘意。

“天啦！辉，那你还在这家小餐馆做什么？你应该去联合国工作。” 丹大笑道。他又转向我说，“海伦，你好像也跟我说过你在中国是一名律师。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做女侍应？”

阿辉和我交换了一个窘迫的眼神，然后他说，“十二块七毛，跟平常一样。”

“跟平常一样。” 丹轻笑道。

“对，跟平常一样。” 阿辉的脸上依然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我知道只要他的美国顾客一离开，他的笑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阿辉是个有多重面具的男人。在他的顾客面前，他总能维持友好和迷人的风度；对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来说，他大部分时间显得很温暖和体贴。不过，一旦涉及到生意上的事，他可以立马换上一副绝不废话的严厉面孔。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他比大多数中餐馆老板来得正派和有人情味。

丹起身走到收银台前。他掏出一张二十元的美钞递给阿辉，然后朝厨房里瞟了几眼，问，“安呢？她今天不是上班吗？”

“她母亲病了，她就早走了。” 阿辉回答道。他一边给丹找钱，一边开玩笑道，“怎么？难道你觉得我们的海伦不够好吗？”

“当然不是。别误会我的意思。” 丹脸上的笑容更深了。“海伦很棒。她非常聪明，总是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他们谈论我的样子好像我不在场似的。我起身，把摘好的雪豆端到厨房，再出来时他已经离开了。阿辉递给我一张十美元的票子，朝我眨了眨眼，说，“今天给的小费不少。怎么？他给你讲了他的泰国女朋友的故事吗？”

“你怎么知道？” 我吃惊地问。

“他给我们这里的很多女招待都讲过这个故事。你有空可以问问安。”

这么说我是对的：这个故事被排练过很多次。“他真的有过一个泰国女朋友吗？”

“我怎么知道？不过，我这里每来一个女招待—不管是越南人还是中国人，他都会把这个故事讲一遍。估计就是越战老兵对越南忘不掉的记忆吧。” 阿辉说完便打开抽屉，开始数今天中午赚到的钱。

我安静地进了厨房，拿出包蟹角的材料，然后回到前厅。我又一次坐到墙上那面大镜子的前边，背对着镜子里反射出的玻璃门面和绿色的棕榈霓虹灯，还有眼前这空无一人的小餐馆。

不，这里绝不是空无一人。这里被来自过去的鬼魂出没萦绕，还有催生或者驱逐他们的欲望。这里充斥着挥舞着殖民权力和向它们俯首鞠躬的人们，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这一次，我没有幸免。我发现自己被殖民者诱捕，我也有了被殖民的过去。

2. 安

在周记小馆打工的越南人主要是做厨子和女待应。有一阵子，厨房里的两位大厨都是越南人，他们的英语词汇很有限，不过我从阿辉口中得知—阿辉会说柬埔寨语、汉语、越南语、法语和潮州话，其中一位厨子在北越的共军中当过五年兵，还在柬越战争中打过柬埔寨，是迫使阿辉夫妇成为难民的敌对势力之一。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交流过对柬越战争的感受。另一位在前厅做女招待的越南女子告诉我，她曾在驻越南的美国大使馆做小秘书。美国人撤离越南时，她以为他们会让她从屋顶直接上飞机，结果美国人扔下了她。她只能和其他越南人一样，坐船偷渡到泰国。一条只能载50多人的船结果装了近两百人，途中不少人被挤到海里淹死。快到泰国时，船伕不敢靠岸，让难民自己游上岸。难民中有一些老人和孩子，还有不会游泳的人，便淹死在海里。多年后，我儿子在高中的一出叫“Anonymous”的戏中演男主角Anon。这出根据荷马的《奥德赛》改编的当代戏剧，讲的是一名来美国寻找母亲的难民男孩的故事。剧中虽然没有明说Anon是越南难民，但从剧情中可以判断Anon是东南亚难民。也许是跟母亲分离的经历，他扮演的这一角色受到不少好评。

在周记小馆，跟我关系最好的是一名叫安的越南女孩。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越南美女，大大的眼睛，忽闪着的长睫毛，本来就精致的五官加上精致的妆容，让人觉得她像一个漂亮的洋娃娃，似乎更适合在酒吧而不是中餐馆这样的地方工作。但实际上，她在周记打了好几年的工，可以算得上是没被正式任命的经理。她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不过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漂亮女儿了，女儿的父亲跟她住在一起，但两人还没有结婚。老板娘告诉我，安两岁随母亲和混血儿的哥哥来到美国。母亲当年就在西贡夜总会酒吧云集的Tu Do街做过吧女，她的哥哥估计就是她做吧女时跟一个美国大兵生的混血儿。安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她似乎对越南战争一无所知，对越南也没有太深的印象，但她常常给还住在越南的生父寄钱。

安带我去过圣路易斯的很多地方：发廊，美甲店，地道的越南餐馆—她对圣路易斯深受美国人欢迎的两家越南馆子很不屑一顾，说他们卖的不是地道的越南餐。有一次她带去了一家藏在深街小巷中的一家越南小馆，周围都是民居，停车场也小得可怜。她把红色小跑车开进停车场后突然生起气来，说，“谁会像他这样停车？这样停旁边的车怎么开得出来？”

“谁呀？”我莫名其妙地问。

“还能有谁？”她用手指了指停在左前方的一辆mini van，说，“我哥哥的车。”

这是一家比周记小馆还要小的馆子。我们从后门走进去，一眼就看到几个越南小伙子正围着一张大圆桌吃饭，见我们进来，目光齐刷刷地盯着我们。安旁若无人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带着我在一张靠墙的小桌边坐下。

馆子里除了我们两桌没有别的人。安的哥哥一定是那桌越南男人中的一个。我问，“谁是你哥哥啊？你怎么不跟他打招呼？”

安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头，注视着她哥哥的那张桌子，神情也有些怪怪的。我也扭头看那桌男人，注意到其中一个中等个头的小伙子长得有些像墨西哥人。不知为什么，很多亚裔混血儿长得像墨西哥人。我估计他就是安的哥哥，扭回头对安说，“我知道谁是你哥哥了。你们俩长得一点儿也不像。”

“那当然了。我们不同父亲，他是半个美国人。”这是安第一次谈到她哥哥，语气里似乎对哥哥的半个美国血统有些自豪似的。

“他知道他父亲是谁吗？”我忍不住问。

“海伦，我怎么知道？我离开越南时才两岁。”

我转移话题，问安这家馆子里最地道的越南菜是什么。餐馆里播放的是越南音乐，没有太复杂的旋律，只有呜呀呜嗯的声音，仿佛从心灵里发出的哀鸣。我想起胡兰成回忆二战末张爱玲对日本音乐的评价，她说日本音乐很凄婉，有亡国之音。我问安为什么越南音乐听上去这么忧伤。她说这不是越南现在流行的音乐，是她妈妈那代人喜欢的流行音乐，正好是越战时的产物。我看着安洁净光润的脸蛋，没有经过任何风霜的吹打，动人的大眼睛大概也没有为越战流过任何泪水。

吃完饭准备付款时，收款的女侍告诉我们，已经有人为我们付过钱了。我们不约而同朝那张圆桌望去，安的哥哥头也没抬地朝我们挥了挥手，然后继续跟朋友聊天。

安也带我去看过她母亲。她住在Tower Grove South，那里住了很多越南难民。安的母亲住在一条破旧的小街上，街两旁是一栋挨一栋的廉价房。门铃响了大约五分钟后，一位面带倦容的中年女子才把门打开。门开后，她还在用手背掩住口打呵欠。安用越南语跟她母亲介绍了我，她向我点头微笑，开门让我们进去。她住的房子是那种圣路易斯常见的单霰弹枪屋，房屋狭长，一条侧廊可以从前门望到底。进门便是客厅，迎面的墙壁上供着两层的佛像。第一层是观音像，头上一圈通了电源的光环，不断闪烁；第二层是家祖的像，一个跟我外婆装扮类似的老照片。佛像旁边挂着那种从中国店拿到的免费美女挂历。安见我打量照片，说这是她外婆。我一下子有回到童年的感觉。这间狭长破败的老房子跟我外婆的南方老屋也颇为相似。炎热的夏季会有穿堂风从侧廊吹过，十分凉快。厨房虽然在房子的最后面，但我已经闻到了熬汤的香味。安带我到厨房，炉子上果然咕嘟咕嘟地炖着汤。安说她母亲的炉子上一天到晚都熬着汤，这样她可以随时做一碗pho。安的母亲用越南话跟她说了什么，安便问我要不要来一碗pho，我求之不得地点了点头。她给我和安一人舀了一碗，加上米粉和新鲜蔬菜，又给我们拿出一种类似中国汤圆一样的东西，不过里面包的不是甜豆沙，是肉和黄豆沙，用鱼露拌着吃。这个曾经做过吧女的越南女子显然做得一手好菜。她看上去很疲惫苍老，眼角老会流出浓浓的液体。安从手提袋里拿出两盒眼药水递给她母亲，给我解释说她母亲来美国后一直在工厂做缝纫工，用坏了眼睛，她又舍不得花钱去买眼药，于是安常常给她带眼药水。

后来，我以安一家人，以及如丹一样的越战退伍军人的故事，写了一篇名为《纸鹤》的短篇小说。小说通过退伍老兵和安对极具东方含义的纸鹤的错位理解，表达了我对越战的理解和对东西方文化是否能真正沟通的怀疑。

3. 阿辉和阿卿

1975年4月17日对阿辉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解放了金边。金边的市民以为内战终于结束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从此就要开始了。街上人山人海，人们对着坦克车上的红色高棉战士欢呼。阿辉也混在人群中。车上士兵的年龄之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多都还是些不过十三、四岁左右的孩子。一个个脸色青黄，衣衫不整，扛的枪比他们的人还高。就是这些孩子打败了龙诺的军队吗？阿辉的脑子里闪过一丝疑惑。这时，一个娃娃兵的眼光扫过人群，正好和阿辉的目光相碰。这一碰让阿辉打了一个寒颤，从那孩子气的脸庞上射出的目光饱含杀意和怨毒。阿辉感到彻骨的寒意。他无心再看热闹，离开人群往家中走去。

他怎么也没想到和平的蜜月是如此短暂。到下午两点，枪炮声便四下响起，阿辉躲在自己家里不敢出门。他家住在金边王宫附近，对面是一座博物馆，中间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那里原先是一个广场，现在四下搭着棚子，住满了从各地来金边逃难的人们。阿辉战战兢兢地从窗口伸出头朝外张望，看见鲜血如潮水一般从那些棚子里流出，广场上的草地很快浸满了鲜红的血。

接下来的两天中，更多的红色高棉战士进了城。一进城，他们就先去找表铺，有的一个人手上就挂着好几只表。然后他们冲进民宅驱散人群，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金边。

“我们往哪儿走？”人们问。

“随便往哪儿走。走到哪儿，Angkor都会看着你们。”

Angkor这个词反复从他们嘴里吐出，他们谁也不知道Angkor是谁，代表什么。

阿辉离开家时准备锁上家里的铁门，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打到铁门上，吓得他魂飞魄散，铁锁也一下掉到地上。他回过头，看见一名红色高棉的战士正拿枪对着他。

“不能锁门吗？”阿辉问。

那士兵一言不发，又往阿辉脚下的地面开了一枪。阿辉只好赶紧离开了家。这一走便是永别，他再没有回去过。

阿辉和阿卿的逃难故事都是在下午三点和五点这段时间讲给我听的。有时候是出于我的要求，有时候则是他们自己来了兴致。为了获得对那段历史的感性认识，我专门去图书馆借了“The Killing Field”的录像带回家看。电影让我做了噩梦，然而阿辉说真实的情况比电影里还要惨。离开金边后，他们被红色高棉抓进集体农庄，每天干重活儿：种地，挖塘泥，运石头，拆庙，砸佛像。柬埔寨的庙宇和佛像又特别多，怎么拆都拆不完。我说，你们做的事跟中国的文革很像。阿辉一听就来气了，说：红色高棉就是跟中国学的，他们派人去中国取经，中国也派军事顾问来训练红色高棉的干部。据说毛主席把在中国想做而没做成的革命输入柬埔寨，比如把城里的人全部驱空，赶到乡下劳改。但最后中国政府不认账，拒绝承认支持了红色高棉。阿辉说美国也对柬埔寨做了很多坏事，比如从1965年到1973年间，美军在柬埔寨扔下了270多万吨的炸弹，超过整个二战美军投放炸弹的总和。美军的轰炸可以说是造成红色高棉成长壮大的直接土壤。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否认了对柬埔寨大屠杀的发生负有任何责任。

我问，“那时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阿辉苦笑。“天天想死，觉得生不如死。好多人也真的自杀了。我在小洞里萨河砸了三个月的菩萨像。我不负责砸，只负责把碎像运到河里扔掉。说来也奇怪，所有的碎像都沉入河底，只有佛像的头颅不沉，它们会飘在河面，顺着河往下游流，一直流进湄公河。我坐在船上看着飘在河面上的佛像头，心里想，他们连菩萨都敢砸，一定会遭天谴的，绝对长不了。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活了下来，没有死。”

不过，也有好几次阿辉与死神擦肩而过，每次他都靠惊人的直觉活了下来。他说有一次红色高棉让他们四十来个人去某个地方，也不告诉他们去哪里。以往去别处干活总有一个当地的干部带队，这次只有士兵押解他们。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差事。他告诉一个同样来自金边的伙伴，说他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头，打算逃走。同伴为难地说，要是给抓住就没命了。阿辉说，好，那我们就此分手。逃走后，他不敢走大路，沿着还没放水的深渠沟底走，这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得知去的那一拨人果然都没返回。

然而，他的父母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那时他们住在另一个村子里，离阿辉住的劳改营地大约半天路程。一天，他的父母托运粮的车队捎来一封信，说政府让他们去一个地方，但没说哪个地方。阿辉马上觉得事情不对，接到信后马上往父母住的村子赶。赶到时已经是傍晚，而他父母早上就动身了。一起去的人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五、六岁的小孩，对革命没有用的人。阿辉知道他再也见不到他父母了。他跟我说，“有机会的时候，我要回一次柬埔寨，寻一寻我父母走过的路线，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4. 回忆

如果说，阿辉讲述的重点集中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以后的生离死别，阿卿的回忆则萦绕着柬埔寨革命前的衣食住行，更符合人们对那个温和柔顺的丛林天堂的印象。她说她最怀念柬埔寨的吃，说金边晚上十点多钟以后，还有人提着篮子在街上叫卖刚出炉的面包，也有卖豆腐花和炒果的。街上的居民听见叫卖声就会打开窗户，叫住小贩。住在楼上的人们则会放下一个吊篮，里面有钱和碗，小贩便会舀上满满的一碗豆腐花，放上炒果和找钱，楼上的住户便会提上去。她常常提到她母亲用的一套烤蛋糕的铜模子，是十二生肖的形状，烤出来的蛋糕不但香喷喷的，还是神态各异的动物生肖，可惜没有带出来。最遗憾的是他们全家人在柬埔寨的照片，在他们逃难坐船时让雨水泡湿了，粘在一起怎么也撕不开，结果一张也没有带出，那段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便永远成了空白。

阿卿是个美丽沉静的女子，皮肤白皙，从小便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母亲对她管束很严，因此她常常显得有些忧伤。她提到她在柬埔寨上华侨办的中文学校，课程跟一般学校无异，教室是老式的建筑，学校里还设有孔庙。学生们穿的都是制服，女生要穿白衣黑裙和包头鞋，胸口上绣着学校的名字，不过阿卿更喜欢红色的衣服。她那时的男友是一位牙医的儿子，给她找来柬埔寨的红色国旗，让她裁剪做衣服。龙诺政府征兵时，牙医的儿子不想去送死，打算从老挝逃走。临行前来告别，请阿卿出去吃一顿饭，对女儿一向管束严厉的母亲居然没反对。这一别当然也是永别。牙医的儿子后来到了奥地利，刚开始他们还通了几年信，红色高棉将所有人赶出金边后，联络便中断了。阿卿等了他足足五年，直到他们听到谣言，说红色高棉打算迫使未出嫁的良家女子嫁给他们的伤残士兵，她这才和阿辉匆匆结婚。我说你和阿辉不是从小就认识吗？以前怎么没想到跟他好呢？她说，怎么可能？那时的他留披肩长发，穿喇叭裤，上衣紧身透明，可以看到肉，一副嬉皮士的打扮，在她眼里完全是个怪人。如果不是逃难，她怎么也想不到会嫁给他。

事实证明，嫁给阿辉，是她在生死攸关的非常时期最好的选择。没有阿辉，他们很可能就像死于红色高棉大屠杀中的两百万人口一样，埋尸柬埔寨。阿辉多次提到1978年底他在柬埔寨看到的末日情景。那时，越军开始攻打柬埔寨，他们被红色高棉押到越柬边境去收割庄稼，挖战壕。一路上，许多村庄空无一人，鸡鸭在房舍内外四处跳窜，满地的鸡蛋无人捡拾。田地里的庄稼黄灿灿一片伏倒在地，也无人收割。他们常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找水。村子里的井倒是不少，可走近一看，井水的颜色十分可疑，还不停地翻滚着泡泡，冲上来一股异味。他们赶紧捂着鼻子跑开，知道红色高棉杀了村民后，将尸体扔到井里。尸体在井里发酵，腐烂，散发的气体不停地翻起水泡，好像一个个冤屈的鬼魂在嘀咕抱怨。阿辉他们一边走，一边感到巨大的恐慌，那种在《圣经》最后一章里描绘的世界末日来临时的恐慌。

红色高棉被越军打败后从边境撤回。许多战士经过自家村庄时，发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被红色高棉杀害了。

之后的两年里，阿辉带着家人四处寻找离开柬埔寨的机会。逃离柬埔寨也许是阿辉一生最传奇的经历。每次提起来，他的脸上都会容光焕发。“我们可是红十字会用车送过边境的。”他骄傲地说道。他专门从家里拿来一张柬埔寨的地图，把他们的逃难路线指给我看。他们先步行到盛产胡椒的Kampot，然后从那里坐车到西贡。在西贡住了两个多月，见没有离开的机会，又原路折回柬埔寨，和其他难民一样滞留在柬泰边境，看守他们那块地盘的是自由高棉党。

“他们比红色高棉好一点吗？” 我问。

“都一样啦，照样杀人不眨眼。”阿辉摇头说道。

不过，泰柬边境有许多国家派来的红十字会救护队，在那儿搭了很多棚子，救护难民中的病号。因此，自由高棉的士兵还不敢太放肆。

阿辉一到那儿，就注意观察地势。夜间，探照灯不断地扫过边境，直接跑过去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他一边和自由高棉的人称兄道弟，一边机警地寻找机会。几天后，自由高棉的战士对他有些松懈，他们甚至打算给他一份工作，让他教难民中的小孩识字念书。殊不知此时阿辉心中已经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趁士兵不注意，带着阿卿和出生不久的儿子溜到红十字会的急救棚前。在众多的国家中，他选择了美国。他试探着敲了敲门，一名高大的美国医生探出头来。阿辉用法语跟他交流，但他不懂法语。阿卿抱着孩子就站在他身后。几个持枪的自由高棉战士已经发现了他们，正用柬埔寨语对他们喊话，说，“你们不要找麻烦，当心你们的脑袋！”

此时，阿辉已无路可退。回去肯定是死路一条。那名美国医生也注意到不远处的自由高棉士兵，他用手势告诉阿辉呆在原地不动，自己去找了一个瑞士人来跟他们交谈。阿辉把他们一家人的经历结结巴巴地说给那名瑞士妇女听，由瑞士妇女再翻译成英文，然后瑞士妇女和美国医生用英语交谈了几句。美国医生看了看阿卿襁褓中的儿子，抓起孩子的手臂，看见孩子的皮肤上有许多小小的红斑。他点了点头，说可以了。然后他们找了一辆标有红十字会的越野吉普，将他们安全送到泰国。在泰国难民营等了两年之后，他们终于来到美国。

阿辉说，直到今天，他每年都会给红十字会捐款。他告诉我其实在泰国难民营填表时，他开始填的是去中国大陆和台湾，但两边都拒绝接受难民，所以他选择了美国，说他此生都不会再踏上中国的国土。我记得听到这里时有些赧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然而2016年以后，美国也掀起了反难民和移民的浪潮，因为同情心接受身处险境的难民突然变成一件坏事。我百思不解，难道美国也要变得跟中国一样吗？

我很想听听阿辉和阿卿对这件事的看法，但一直没找到机会。当新冠疫情袭击美国、反亚裔情绪不断攀升时，我开始担心他们的生意和安全，便专程去看望了他们一次。但到后却发现周记小馆已经永久关闭。他们现在人在哪里？夫妇俩都退休了吗？是新冠疫情还是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导致了餐馆的关闭？我无从知晓。

我透过布满灰尘和污迹的玻璃门面向里张望，看到的却只是一个空荡荡的、被遗弃的空间。我熟悉的每个实体痕迹都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过去的那些人和事。他们曾经在这里相聚交谈，分享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继续灵魂深处未完成的对话和挣扎。

现在，这里是真的空空如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