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好奇的孙仔——我办了几场香港人家族史写作班

香港人很喜欢说，去日本旅行是“返乡下”。乡下在我们祖父辈那一代，是严肃而庄重的，是根之所在。香港人会这样轻易戏言，是因为很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如我，大多都觉得自己没有乡下。但我仍深刻记得，小学注册资料时，是要填“籍贯”一栏的。我真正的乡下是中山石岐，小时候觉得嫲嫲的广东话很奇怪，睡觉她不说“瞓觉”，会说“眯觉”，她说乡下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我的父母会在香港生下我？而不是中山、台湾或东南亚？他们又为何离乡别井来到香港？香港几乎没有这种寻根文化。最近，我因为拍摄纪录片《尚未完场》，钻进了一位五十代年叱咤一时的娱乐大亨家族史，我虽然跟他们毫无关系，却看得津津有味。

主人翁欧德礼流着犹太人血统，但行事风格活脱脱是“香港仔乜都得”精神，因为营运的璇宫戏院蚀钱，所以要地尽其用：早上播黄飞鸿粤语片、下午是林黛、葛兰的国语片、晚上则举办所谓高等文化的音乐会。我以为1949年后的香港只有落泊的难民、导致5万人无家可归的石硖尾寮屋区大火，但原来同一时空也有 Isaac Stern 和 Benny Goodman 一众大师在香港演奏，怎不被震撼！虽然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却提供了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生活的另类写照，甚至牵扯出香港与世界关系的种种细节，颠覆了我以为“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认知。

纪录片结尾有一句带点狂妄但又很有志气的话，由我的拍档兼“首席”研究员祁凯达说﹕“自己历史自己写，话语权要靠自己争取”。由细微的家庭史观照过去，不只是重新挑战主流论述，也将很多被忽视的人群，满有生命力的故事重新呈现出来。可惜，香港人不太读历史。反正殖民地不谈爱国与归属感，香港史从来不受重视。若要重构香港人的历史意识，家庭史应该是最好的切入点，史料文献就躺在那个十年没翻过的抽屉里，唾手可得，内容贴身易有共鸣，而且往往有惊人发现。

我和孙中山、胡适的距离

为了推广香港人做家庭史，我乘着电影《尚未完场》的余温，于今年初开始，着力举办了好几场“实战式”的工作坊，包括口述历史和资料搜集的心得。想不到这举动，竟然引来相识多年的朋友陈彦楷，向我透露他曲折的寻根故事。

成长于八十年代，陈彦楷小时候在新蒲岗唐楼长大，父亲做清洁，狮子山下典型的蓝领家庭。辛劳了一天回家吃饭的父亲，曾在饭桌上说过一个如传说般的家族往事﹕“孙中山常常去太爷在文咸东街（注1）的银汇打趸，有次见到孙中山把报纸倒转来读，太爷就问：‘孙同志，有何烦恼搞到要倒转张新闻纸嚟睇呀?’孙中山答 ：‘在烦恼革命的经费…’”

听起来有点像周星驰电影桥段，但正因为父亲说得风趣，陈彦楷一直记在心中，更促使他长大后整理家庭史。

他对这位借钱给孙中山的曾曾祖父最感兴趣，但最初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直到找上了 106 岁的姑婆：“她一口台山话难以听懂，不停跟我说她爷爷的名字是‘富言公、富言公。’”后来几经转折找到乡下族谱，才对上姑婆口中的名字，其实是“赴贤公”才对。

这位祖先、即陈彦楷的曾曾祖父陈赴贤，昔日由台山跑到旧金山做中医，之后辗转来了香港做生意，家势显赫，有两个儿子在外国大学毕业。其中较有名的叫陈元英， 1916年爱丁堡医学院毕业，是香港早期推动西方医学的翘楚，常常跟同盟会中人交往。陈彦楷在多本革命历史书（注2）中找到曾伯父的名字，还发现他儿子原来是香港青山医院（注3）第一任院长。不过，陈彦楷那一支派，却因祖父早逝，家产被瓜分：“反正去到阿爸一代已经很穷，小学毕业就要去揾食养家。”

为何要花那么多精力追寻今天跟自己再无瓜葛的亲戚？陈彦楷打趣回应：“有个朋友研究人类图，说我是图谱中的‘家族人’，又喜欢讲故事。”事实上，他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一头裁进这个无底深潭，家中长老随机说一点回忆，他便要花上好几天找资料佐证：“最初去寻亲，其他人都奇怪我是否有什么企图，是否想找出未分的家产。我只是觉得家族的过去很神秘，想拼凑未完整的故事。说得伟大一点，我家的故事正是一部华人百年近代史呀！”

十多年前我认识陈彦楷时，他在搞社运，这跟他祖上搞革命，可有什么神秘的血脉相连？当然这也太穿凿附会了，有天他把家族史考究完，自有他的启示吧。

陈彦楷家中长辈喜欢话当年，但不是人人都这般幸运。回说我举办的家庭史工作坊，很多参加者都遇上同一个困惑，就是好难打开长者们的口；问到家中往事，往往被敷衍过去，祖父辈的事迹在父母那一代已经断层。

这时，那些旧信件、出世纸、工作证等便成为家庭史的研究起点。每次工作坊，我都会邀请大家带一样“文物”来分享，其中 Winnie 的家传之宝令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30多岁的 Winnie 有次回内地探望祖母，不知说起什么，老人家突然在一堆杂物中，找出一张受潮发黄的“废纸”，上面是四个毛笔手写大字： “献金救国”。那是七七事变三周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侨统一抗日救国总会，发给她曾祖父的证书。更惊人的是，题字人是胡适。

活了三十多年，突然发现自己跟有名的历史人物系上，她顿时惊呼起来﹕“胡适？教科书上五四运动那个胡适吗？有那么夸张吗？还是手写的哦！”多年后说起，Winnie 眼睛仍是瞪得大大的，震憾犹存。“但内地的家人竟然没听过胡适是谁，我马上取了这份文物回来把它装裱好。”

托赖曾祖父名字独特，也多得资讯科技发达，她在网上一查，就找到加拿大图书馆数码化了的旧报纸档案，得知他在唐人街颇有名气，也捐款无数。“我姐姐对这段历史无感，只是纳闷，要是太爷不爱国，我们现在就发达了。但历史没有如果，富家小姐是做不成了，我反而很想理解，太爷当年的爱国情怀是怎样来的。”

Winnie 很想探究当年家人的生活状况： “他们为何来了香港又要回去国内，毕竟这些决定最后影响了我的人生布局、我与香港的关系。”

在 Winnie 追问之下，堂哥传来祖父的毕业证书。她一直听闻阿爷在香港就读共产党开办的达德学院，仅此而已，直到望见真本又心头一震﹕“妈呀！原来我跟阿爷读同一个系！都是法政！世事兜兜转转，竟然有这种不约而同。”

祖父在解放后回国报效，后来因为地主出身成分不好，被派到北方去，据说挨坏了身子英年早逝。这段家庭史Winnie 还是一知半解，但她想继续发掘下去﹕“太爷和阿爷都对国家贡献良多，但结局都不好。我觉得重新找寻真相，可以还他们一个公道。”

家族史中，未被记录的一面

有人基于“致命的认真”钻研家庭史，更多人因为好奇而成为工余兴趣。家庭史在外国很盛行，过去廿年衍生了一个成熟而庞大的市场，有业界人士预计这个产业在2026年的收益高达 80 亿美元。 其中龙头 Ancestry.com 是一个网上资料库，靠电脑扫描人口统计调查及各类型的政府文件，帮顾客以姓名寻找家族渊源。

华人世界做得较好的有“中华家脉”，靠族谱、出入境档案和墓碑制作资料库。免费的史料也数之不尽，例如 newspaperobituaries.net 就搜罗了英美加各大讣闻平台，百年前离世的平民百姓都有机会找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

我也见过外国出版“追踪你的 xx 祖宗”系列，xx 包括以地区划分，例如苏格兰、威尔士、伦敦、列斯各地祖先；以职业划分的有空军、海军、打过一战二战的、从事医护、开矿、铁路的祖先；独特一点的以贵族及教区 (parish) 作切入点；当然少不了以种族区分的专书，针对不同家庭特性，引导你使用不同资料库或关键词去寻人。

这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五十多本，试想我们华人世界，要是有专书教大家追寻五邑各区的氏族历史，或是指导如何从文革文献、革命史料中找祖宗，实在功德无量，甚至会成为一门生意？有没有人坐言起行？

有从事华人家庭史研究的，都知道中国人家族文献，相比西方的准确度明显不足，甚至为了光宗耀祖，族谱有杜撰成分。撰写《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 Joseph Esherick 就提到，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个人书信纪录少之又少，正式的家族纪录大多只有男性角度，选材狭窄，流于歌颂和强调忠孝之道，难以让人了解家族中人的关系与矛盾。

因此，跟长辈做口述历史，显得更为重要。工作坊参加者袁慧筠说，萌生访问爸爸的念头，是源于一个迫切需要——因为他患上柏金逊症。

袁爸爸年轻时在虫鼠队当公务员，那时候廉政公署还未成立，贪污成风﹕“上司叫我收黑钱，我不做，他们便调我去港督府，守了九年，很可怜。”但袁爸爸没有因此选择“躺平”，每天辛勤打理港督府花园，有空便躲在茶水部读英文自修。

他在录音访问中回忆，港督麦理浩每天晨运都遇见他，有次主动打开对话：“小朋友，你干嘛天天都在这里工作？”袁爸爸答：“因为怕蚊咬到你，所以天天都来。”麦理浩后来给他写了两封表扬信，还一年加了他三次工资。

到入住长沙湾公屋，袁爸爸见当区治安不好，自告奋勇上任第一届居民协会。我一面听着袁家的故事，一面在脑海重组香港公民社会发展史：廉洁的价值是怎样在袁爸爸那代人心中植根，成为香港人傲视亚洲的一项美德？自助居民组织逐一成立，当年社区领袖如何为居民争取更好的生活？没有民主制度下的充权过程是怎样？“公仆”概念是怎样在官僚体系中成形？袁慧筠也同意，当中可伸延的研究好多，但她最念兹在兹的，却不是这些宏大议题。

“父亲一生正直，乐于助人，而且坚持靠一己之力，推动改变。我在大学研究政策，也是想为社会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我回望人生有条轨迹，就是随着爸爸的脚步走。”刚退休的袁慧筠，打算未来专心整理爸爸的录音，好好书写他的故事。

“我生于十号台风温黛（注4）袭港之时，有时我想，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来到世上，好像生来有种责任，要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记下来。”袁慧筠在工作坊上说这句话时，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此时另一位参加者突然举手，说自己有位亲戚也在同一天出生，长大后甚至改了个英文名做 Wander，大家笑作一团。我突然看到一条无形的线，因着大家开始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将很多不同的人生连结起来。

超越慎终追远的寻根之旅

上文提到曾曾祖父经常借钱给孙中山的陈彦楷，留意到台湾民间有很多家族史的工作坊。他提到，不少台湾人是靠日治时期的户口调查，追溯自己祖先的过去。市民只需到户政事务所，付费台币15元便可以查看。

这份户籍文件是个宝，有一栏叫种族，有人看到才骇然发现自己有原住民血统！除了职业及出生年月等一般资讯，以仔细见称的大和民族，还注明户主有否吸食鸦片、缠足、身心障碍、接种疫苗等。陈彦楷说，台湾近年也冒起寻找自己身世的热潮﹕“政府大力推动，因为要建构台湾人的主体性嘛。”

回顾家庭史，在我看来跟孝道和血缘没有关系。亲情这回事，在很多破碎家庭中是过誉的，但我们可以透过认识家族的起跌，了解自己和身处的社会是怎样一路走来。

记录家庭史也不止于保存集体记忆，更在于建构身份认同。香港家庭其中一种共同经历，是海外华侨背景。但如拥有“献金救国”家传之宝的 Winnie 一样，这个记忆遥远而朦胧，有个海外侨领曾祖父也不得而知。当我们这一代以为自己出身平凡时，其实不然。原来才两代前的人，已经越洋过海见过世面，也侧写了香港跟世界各地的紧密关系，香港一直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城市，为何今天渐渐变成只向北望？透过重新整理家中的华侨身份，在今天要面对去留抉择的子孙，会得到什么新启示吗？

现代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几乎人人家里都有一个由内地走难或偷渡来港的故事，那主要是发生在四十年代末期国共内战，直至1980年取消抵垒政策（注5）之间的日子。香港人口由战后60万，几年间翻了几倍，1950年中已达220万，当中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难民（注6）。除了由上海、广州等地南来的人，香港同时收容了大批在东南亚经历排华的华侨。

这两批移民带着强横的开垦性格，在当时兼容并蓄、不问身世的香港落地生根，创造香港日后的经济奇迹（注7）。在家庭历史工作坊上，大部分参加者就是这批移民的后代，大家莫不因为谈到家人这段大同小异的经历而产生共鸣，一班本不相识的陌生人，顿时因为“命运共同体”而熟络起来。

一个家庭的走难故事或许与你无干，但若能好好梳理无数家庭的走难故事，就能重构一个时代的面貌，见证社会变迁。这种大视野由小历史（microhistory）形塑，一方面保持了敍事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强调了香港本位的视觉，见树又见林。虽然此刻我不知道整理上世纪的香港家庭移民史，可以带来什么新的论述，但一定会比官方的史观有趣，也是“话语权要自己争取”的体现。

迟来的本土意识，源于独特的人口结构

香港历史研究近年在民间冒起，各种旧照片专页、研究二战、殖民史的、地方志的组织如雨后春笋。有说是红线处处难以谈论当下，唯有回首前尘；也有说是近年本土意识抬头，香港人终于认真看待我们独特的历史。

与其归咎政治原因，我更觉得这股本土意识觉醒，注定是在2000年后发生，而且牵头的大多是七十后、八十后一代，这跟香港移民社会的特殊人口结构有重大关系。正如前文所讲，战后香港收容了大量南来移民，要直到七十年代，本地出生的居民人数才首次超越非本地出生的，也即是说，直到40多年前，一大批“乡下就是香港”的人才正式出现。

那批人，也包括我在内。我们从小视香港为家，见识过末代的殖民地统治，跟走难南来的祖父母还有一面之缘，能够追踪到华侨或内地的连系。若要诉说近代香港家庭最曲折的往事，以及体会到其中迫切性的，必然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

其中一位对记录香港历史很有触觉的，是我认识多时的一位同辈记者郑美姿。她最近几年致力采访和记录香港长者的生命故事，去年策展了一场展览会，展出逾百位香港平凡长者的生命故事，每个公公婆婆的人生皆获独立制作成一本“小书”。小书里面刊登了“那些年”的泛黄老照片、富殖民色彩的英属香港证件，以及约二三千字有关他们逃难来港、落地生根的文字故事。

展览中那些充满温度的文字非常动人，所以郑美姿被我拉去家族史工作坊当讲者，分享做口述历史的技巧。这次我邀请她为此文撰写一个小段，让大家、也让我自己，可从另一对眼睛回看书写家庭对社会的意义：

记录消失中的香港——郑美姿

直到我真真正正用NGO的身份，搜集了香港逾百位“无名无姓”长者的生命故事，并且于深水埗一个很草根的地区为其生命举行了展览会之后，我才倏地意识到，这些公公婆婆的人生并不只属于他们，他们的经历、他们一路走过来的路，原来也一并属于香港的。说得“悲情”一点，是属于正在消失的一种香港想像。

在他们已经过去的人生旅程中，我重组了一批人如何攀山涉水、在险要的走难路途上目睹同伴或遇溺或跌死，九死一生终于来到香港境内，因着“抵垒政策”而成为了香港人。在他们口中，还重组了各式各样的画面，例如九龙城寨、填海前的维多利亚公园，以至在殖民地时代遍地插满“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调景岭。对于香港来说，由于经济的发展、政治主权的更迭、意识形态的改变，当下的香港，跟前述的香港，几乎是完全扣不上来的，中间的断裂锋利而且不可愈合。如果没有口述文字粗疏的接连，我们简直不可能想像那个时空所发生过的事情。

可惜那种由 NGO 所进行的缝补工作，只是杯水车薪。访问垂垂老矣的长者，试图从他们口中得见历史的做法，是注定跑输时间的一场无情竞赛。因此当《尚未完场》导演徐岱灵告诉我其团队正在计划“家庭历史自己写”的一系列讲座时，我觉得异常振奋。始终我们那种 NGO 式针对陌生长者所进行的“生命故事”记录，需要 funding 的支持，随时话停就停，并且无可避免跌入“跑数”的轮回，做出来的故事虽能拼凑成一部份的香港的历史，但由于这种形式的生命故事搜集，欠缺了长者家人的主动付出和参与，因此在巩固家庭关系上，根本远远不如“家庭历史自己写”的那种层次。

《尚未完场》团队所推广的个人家庭历史探查，是一场关于家庭历史价值观念的大幅重塑和改变；香港长久以来的家庭文化，更着重于对长辈的身体照料，其人生经历以至富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下一代似乎更习惯用“断舍离”的方法去面对和处理。

如果能让更多人意识到家中长辈可能埋藏着有如电影一样的经历，如果让更多人能得到共鸣而开始追查自己家庭的历史，那将会是一趟何等有意思的全民“自己历史自己写”旅程。

家庭史终归是人生的故事

郑美姿对平凡家庭的故事，有着义无反顾的肯定，不过在工作坊上，曾仲坚却存疑：“除非有天我成名了，否则实在价值不大，也没有人有兴趣看。”作为一名社会学系学者，他早就把家中的文献翻个透，毕业证书啦、1909年清朝还在时的出世纸啦，全部保存得宜，看得我们哗哗叫，他家是个博物馆吗？

其中一张文物级孤本，是祖父母的结婚证书，上面列有“介绍人”名字，一查不得了，竟然是国民党的少将。再键入曾祖父名字，还牵扯出跟大白兔糖工厂创办人的私人恩怨。手握众多线索，但他始终不太信服自己一家的历史，能有多大作为。

但他明明讲得眉飞色舞。

其中他姑妈的故事，跟社会结构或任何大历史瞬间都没有关系，却最说到我心坎处。曾姑妈人生大起大跌，曾经拥有一幢楼，最后竟被男人骗了。许多年后，那男人从国外寄了一个包裹来。曾仲坚以说书人的语气卖了一下关子﹕“你猜她如何反应？姑妈恨意未忘，望也不望就把箱子退走。我们家里人有时都会提起，很好奇那箱子里放了什么。”

我也不禁想，曾姑妈一生都活在悔恨中吗？她临终前有没有放下？我道﹕“这个很有画面，可以拍电影了。”曾眨眨眼说﹕“而那个箱子被退回的门口，我是去过的。”

家庭史的意义，其实很多学者早有专书论述，其私密之处对家人有特别意义，其公共性也是无可置疑。除了抗衡或补充主流大历史，当中跨越时间地域的情感共性，才是我觉得最珍贵之处。在大时代下，即使没有家国情仇，也有儿女私情，我们当下无法释怀的纠结，有谁没经历过？回顾当年祖父辈为何流落到香港，如何重新生活，最后牵引到我们为何存在于此时此刻。这是一趟令人感到安顿的旅程。

光说其他人的家庭史，那么我自己呢？妈妈说祖先在清朝当官，但文革后什么都没有了，跟内地亲属也没有联系，很难追溯。爸爸那边是农民出身，十多岁时经澳门来港，并没有偷渡游水被鲨鱼追杀的惊心动魄，然后做了大半生的士司机，似乎没有轰烈的大事可记。但最近香港闹哄哄在追讨的士司机没礼貌又拒载，我才突然惊醒，的士人生也很好看呀，也可以侧写一个行业由盛入衰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快将移民的两岁小姨甥，长大了只能靠我的记录，忆记那遥远的公公婆婆和香港。

注：
1. 文咸东街位于上环，商舖大多跟东南亚、新旧金山经商，或称南北行，现时还留有很多卖参茸海味的店。有说当年的银汇也会买卖军火。
2. 包括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及《成露茜论文集》
3. 香港首间现代化的精神科医院
4. 温黛1962年袭港，酿成183人死、388人伤、7万人无家可归。
5. 抵垒政策为港英政府对来自中国内地非法入境者的难民政策，于1974年11月实施。由中国内地偷渡到香港市区的界限街以南，即能获取香港居民身分； 但若在其他地方被截获，即被遣返。由于非法入境问题严重，此政策于1980年底取消。
6. Gatrell, Peter. 2013.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Refuge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及 香港年报
7. 此论点参考了纪录片《尚未完场》，吴俊雄博士访问中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