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阿拉伯之春十年：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失败，而中国模式成功了？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是20世纪埃及最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之一。在去世前，阿明不断阅读林毅夫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晚年多次到访中国的他常常赞誉中国，还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呼吁中国年轻一代不要把国家带向西方模式。他认为那只会让中国变成后者的附庸，成为世界分工中被剥削的一环，在经济上无法翻身。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显然会抨击这种言论，视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背书之举。而“中国道路”一派则将之视为中国模式具备普世性的重要佐证。但有意思的是，阿明聊到2011年开始席卷中东的抗议运动时，又显示出和许多知识分子相当不同的声调。

那时候叙利亚内战还在延烧。在中文互联网上兴起了一股“叙利亚学”的叙事热潮。一些中国网民把整个非西方世界中的抗议、示威和异议运动都看作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和颜色革命的结果。他们认为这些民主化运动最终会走向“叙利亚”——一种无政府、内战不断，饿殍遍野而居民流离失所的地狱般处境。

阿明显然是会部分认同“叙利亚学”的，他批评叙利亚内战是一场西方控制中东的阴谋。他战略性地支持保留阿萨德政府。但与此同时，他也相当同情乃至支持在埃及等地的抗议运动。2012年前后阿明写了很多文章，一面批评西方对阿拉伯之春的“自由民主化”想象，另一面希冀街头运动能够不止步于选举权，而是进一步推动变革——这里的变革对他而言是社会主义。

也许“阿拉伯”的字眼太过于误导，使人们忽略了海啸一般的后续影响。

这种观点绝非中东知识分子中的孤例。阿明的人生经历也是中东历史的某种写照：在20世纪初接受西式教育，留学法国，吸收左翼思潮，加入法共，回到埃及后投身“第三世界”的国际团结路线；在苏联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强人纳赛尔的统治最高峰短暂作为经济学专家服务于政府，其后又长年远走法国。相对威权，阿明既有抵抗也有暧昧；相对西方，他既有排斥也深陷其中。

姑且说这是某种知识分子心性吧。这可能是我们理解阿拉伯之春的一个重要参考。二十一世纪至今，阿拉伯之春绝对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始于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街头的小贩自焚，如今整整十年过去，我们仍然无法很好地表述乃至理解它，甚至多少有些不在乎它，这比起它对我们今日世界极为深远的影响来说，显得太不平衡了。

阿拉伯之春并不是单一事件，它是一连串因果的综合，是许多场不同的阿拉伯之春。它们都以大规模抗议为起始，但社会土壤、背景和进程各异。在突尼斯，议会制民主在老政治强人本·阿里流亡沙特阿拉伯之后建立起来；在利比亚，镇压抗议者并最终导致内战的独裁者卡扎菲战败身死；在埃及，空军精英出身的穆巴拉克是不折不扣的美国盟友，最终下台；在叙利亚，自命阿拉伯社会主义继承者的小阿萨德早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如今仍端坐大马士革。同样作为政治强人，这些领导者的行事风格、政策导向乃至国际政治上的站位大相径庭；突尼斯有着平民主义传统和高水平的教育，埃及的精英和底层则彼此疏离互不信任，叙利亚的教派冲突伏线一直潜藏。其实，“阿拉伯世界”本身，在1960年代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联盟破裂后，就早已成为一个虚幻的想象。

也许“阿拉伯”的字眼太过于误导，使人们忽略了海啸一般的后续影响：2010年之后的几年中，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地发生了政权更迭；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内战；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增加到了高点，全球各地的一系列抗议运动彼此呼应。但随后情况迅速逆转：ISIS在权力真空中崛起；难民潮涌入欧洲；欧洲极右翼连带登上舞台；难民配额引发的争执从内部在东西欧之间撕开口子；埃及的穆兄会政府遭遇大规模抗议随即被军方政变推翻，民选总统穆尔西死于狱中；情报机关出身的塞西，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与穆巴拉克无异；伊朗的多次民间抗议运动均被化解；利比亚再次爆发内战；土耳其2013年的盖齐公园抗议也没能阻止埃尔多安继续大权独揽及修宪迈入总统制。

阿拉伯之春推翻了旧强人的肉身，强人政治作为制度却持续蔓延。与强人模式一道强化的是中东各地的抗议运动：苏丹在2019年终结了巴希尔的长年威权专制；伊拉克和黎巴嫩的街头抗议至今仍在持续；大规模群众运动和威权政府、政治强人的重新降临齐头并进。街头运动的群众也许反对腐败的强人政府，但如果有一个理想的强人领袖，很多人大概率难以拒绝。

要说欧洲与美国和中东变得相似，是夸张了。但这几个地方的趋势，大致说明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现实条件限制。

如果把“阿拉伯之春”和其后十年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民主危机”对照，我们会发现什么？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是继承关系，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波走到低点，民主化道路深陷麻烦时，欧美的民族主义浪潮产出了第一波的成果——英国在2016年公投脱欧，特朗普在美国胜选，欧盟也出现了更重视主权、自主性和安全的“马克龙主义”。这与中东政治产生了微妙的呼应：沙特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大举推动反腐，在开始部分开明改革的同时对反对者不留情面；埃尔多安更大规模的整肃反对者；塞西俨然家长姿态，力推大规模基建以图经济振兴。

要说欧洲与美国和中东变得相似，是夸张了。但这几个地方的趋势，大致说明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现实条件限制。

在阿拉伯之春中，多个国家都面临着国内多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想象的张力：政治伊斯兰与世俗化政治的竞争；工人阶级民众和中产城市居民对国家的不同想象，还有教派之间的冲突。原本中东各国的威权政府多建立在一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之上。推翻强人后遇到的问题是，极为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能够在同一套体制下，让国家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至少在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自由民主制。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和政党政治被视为良药。但自由民主制没能成功。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选举中上台，随后遭遇大规模抗议，最终对穆兄会政治的担忧和不信任助力了军政府的回归。事实上自由民主制也许从来都没能解释和整合1970年代以降的政治伊斯兰议程。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它无法理解伊朗这样既有部分民主选举，又维持专制式的政治暴力的国家。同样的，它也无法回应埃及的困境：在政治伊斯兰和军政府之间，人民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

除了美国外，自由民主制真正实行且取得良好效果的，基本是欧洲国家，而欧洲国家无论在铁幕哪一边，都有着沉重的“先天优势”——世界大战。二战完成了数代西欧精英无法想象的任务：它彻底“纯化”了欧洲的民族国家——在垂直层面上消灭了贵族和普通人的区别，又在水平层面上消除了战前常见的多民族杂居带来的土地和政治争执。前南斯拉夫是个例外，冷战后它便立刻陷入了欧洲二战后最血腥的种族仇杀并分崩离析。

中东诸国既不可能复制中共的党国模式，也不可能复制地方竞争带来经济活力的“锦标赛模式”。

相比十年前，中国模式在今天的中东变得更吸引人了。这不仅仅是北京的民族主义者或大国崛起论者的热情口号，也是许多中东知识分子和国家精英试图模仿的另类模式——至少是外表上的中国模式。从沙特到埃及，都尝试在政治集权下推动大规模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但和自由民主制一样，中国模式也可能无法“移植”。大量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或反对者都将中国模式理解为中共政治集权强政府和经济市场化的组合。然而，中东诸国既不可能复制中共的党国模式，也不可能复制地方竞争带来经济活力的“锦标赛模式”，其经济体量和管理能力也无法像中国那样既允许债务膨胀，又用行政力量约束债务“爆煲”的风险。

事实上，许多中东国家曾经都是“强国家”。这让许多中国网民以为中国和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点。但无数的中东问题观察者们都描述过这种“强国家”和中国多么不同。比如，尽管埃及曾经自称社会主义，但所谓的“社会主义”建基于对埃及共产党的打击和压制之上。真正控制埃及的国家机器的一直是军人。军人却并没有想用一套完整的党机器渗透和管理社会的每个角落。埃及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则是——按照埃及政治学纳齐赫·阿尤布（Nazih N.Ayubi）的观点——吸纳和收买民众支持政权的手段。埃及在1970年代倒向美国，但这种政治未有变化。《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在书写阿拉伯之春的非虚构作品《埃及革命考古》中详细描述过埃及社会毫无“组织”的状态。这同样也是人们只能想象选举政治作为灵丹妙药的现实基础——没有任何对国家未来的变革想象能够深入社会人心，革命就像潮水，卷上海岸，又迅速退去。

十年前，阿拉伯之春以自由民主神话的形式登上世界舞台，又旋即变成自由民主制危机和美国霸权衰落的佐证。中国模式在此时粉墨登场，但它和自由民主制一样在北非到西亚的漫长地带缺少根基。自由民主制的成功有赖于欧洲战后的民族国家体系和福利国家模式；中国模式的崛起则依靠政府对社会基层的深入和巨大的经济体量。

中东国家恰恰远没有完成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追求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而这个过程要付出的是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谁又能承受这些代价呢？在互联网和大众政治蓬勃的时代里，又有什么政治机制能突破这些困境呢？回忆过去十年，我们似乎想不到阿拉伯之春为时代锻造了任何新颖而高明的政治人物。

在某种程度上，如今的中国和西方其实相似。前者常常搞错了中国模式如何取得如今成果，后者也大概忘记了西方制度本身如何在二十世纪获得成功。我们会不会搞错了什么，会不会我们热忱投入其中的政经和意识形态大战只不过是历史的特例，而中东的过去十年乃至未来，才是二十一世纪的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