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阿拉伯之春十年：社會主義和自由民主失敗，而中國模式成功了？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是20世紀埃及最重要的左派知識分子之一。在去世前，阿明不斷閲讀林毅夫對中國模式的總結。晚年多次到訪中國的他常常讚譽中國，還多次在公開演講中呼籲中國年輕一代不要把國家帶向西方模式。他認為那只會讓中國變成後者的附庸，成為世界分工中被剝削的一環，在經濟上無法翻身。

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顯然會抨擊這種言論，視之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背書之舉。而「中國道路」一派則將之視為中國模式具備普世性的重要佐證。但有意思的是，阿明聊到2011年開始席捲中東的抗議運動時，又顯示出和許多知識分子相當不同的聲調。

那時候敘利亞內戰還在延燒。在中文互聯網上興起了一股「敘利亞學」的敘事熱潮。一些中國網民把整個非西方世界中的抗議、示威和異議運動都看作西方意識形態宣傳和顏色革命的結果。他們認為這些民主化運動最終會走向「敘利亞」——一種無政府、內戰不斷，餓殍遍野而居民流離失所的地獄般處境。

阿明顯然是會部分認同「敘利亞學」的，他批評敘利亞內戰是一場西方控制中東的陰謀。他戰略性地支持保留阿薩德政府。但與此同時，他也相當同情乃至支持在埃及等地的抗議運動。2012年前後阿明寫了很多文章，一面批評西方對阿拉伯之春的「自由民主化」想像，另一面希冀街頭運動能夠不止步於選舉權，而是進一步推動變革——這裏的變革對他而言是社會主義。

也許「阿拉伯」的字眼太過於誤導，使人們忽略了海嘯一般的後續影響。

這種觀點絕非中東知識分子中的孤例。阿明的人生經歷也是中東歷史的某種寫照：在20世紀初接受西式教育，留學法國，吸收左翼思潮，加入法共，回到埃及後投身「第三世界」的國際團結路線；在蘇聯和泛阿拉伯主義的強人納薩的統治最高峰短暫作為經濟學專家服務於政府，其後又長年遠走法國。相對威權，阿明既有抵抗也有曖昧；相對西方，他既有排斥也深陷其中。

姑且說這是某種知識分子心性吧。這可能是我們理解阿拉伯之春的一個重要參考。二十一世紀至今，阿拉伯之春絕對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始於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街頭的小販自焚，如今整整十年過去，我們仍然無法很好地表述乃至理解它，甚至多少有些不在乎它，這比起它對我們今日世界極為深遠的影響來說，顯得太不平衡了。

阿拉伯之春並不是單一事件，它是一連串因果的綜合，是許多場不同的阿拉伯之春。它們都以大規模抗議為起始，但社會土壤、背景和進程各異。在突尼西亞，議會制民主在老政治強人本·阿里流亡沙特阿拉伯之後建立起來；在利比亞，鎮壓抗議者並最終導致內戰的獨裁者卡達菲戰敗身死；在埃及，空軍精英出身的穆巴拉克是不折不扣的美國盟友，最終下台；在敘利亞，自命阿拉伯社會主義繼承者的小阿薩德早就開始了市場化改革，如今仍端坐大馬士革。同樣作為政治強人，這些領導者的行事風格、政策導向乃至國際政治上的站位大相徑庭；突尼西亞有着平民主義傳統和高水平的教育，埃及的精英和底層則彼此疏離互不信任，敘利亞的教派衝突伏線一直潛藏。其實，「阿拉伯世界」本身，在1960年代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聯盟破裂後，就早已成為一個虛幻的想像。

也許「阿拉伯」的字眼太過於誤導，使人們忽略了海嘯一般的後續影響：2010年之後的幾年中，埃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等地發生了政權更迭；敘利亞和也門陷入內戰；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增加到了高點，全球各地的一系列抗議運動彼此呼應。但隨後情況迅速逆轉：ISIS在權力真空中崛起；難民潮湧入歐洲；歐洲極右翼連帶登上舞台；難民配額引發的爭執從內部在東西歐之間撕開口子；埃及的穆兄會政府遭遇大規模抗議隨即被軍方政變推翻，民選總統穆爾西死於獄中；情報機關出身的塞西，對公民社會的壓制與穆巴拉克無異；伊朗的多次民間抗議運動均被化解；利比亞再次爆發內戰；土耳其2013年的蓋齊公園抗議也沒能阻止埃爾多安繼續大權獨攬及修憲邁入總統制。

阿拉伯之春推翻了舊強人的肉身，強人政治作為制度卻持續蔓延。與強人模式一道強化的是中東各地的抗議運動：蘇丹在2019年終結了巴希爾的長年威權專制；伊拉克和黎巴嫩的街頭抗議至今仍在持續；大規模群眾運動和威權政府、政治強人的重新降臨齊頭並進。街頭運動的群眾也許反對腐敗的強人政府，但如果有一個理想的強人領袖，很多人大概率難以拒絕。

要說歐洲與美國和中東變得相似，是誇張了。但這幾個地方的趨勢，大致說明了自由民主作為一種社會與政治制度的現實條件限制。

如果把「阿拉伯之春」和其後十年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民主危機」對照，我們會發現什麼？兩者在時間上幾乎是繼承關係，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波走到低點，民主化道路深陷麻煩時，歐美的民族主義浪潮產出了第一波的成果——英國在2016年公投脱歐，特朗普在美國勝選，歐盟也出現了更重視主權、自主性和安全的「馬克龍主義」。這與中東政治產生了微妙的呼應：沙特新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大舉推動反腐，在開始部分開明改革的同時對反對者不留情面；埃爾多安更大規模的整肅反對者；塞西儼然家長姿態，力推大規模基建以圖經濟振興。

要說歐洲與美國和中東變得相似，是誇張了。但這幾個地方的趨勢，大致說明了自由民主作為一種社會與政治制度的現實條件限制。

在阿拉伯之春中，多個國家都面臨着國內多種政治力量和社會想像的張力：政治伊斯蘭與世俗化政治的競爭；工人階級民眾和中產城市居民對國家的不同想像，還有教派之間的衝突。原本中東各國的威權政府多建立在一小部分人對大多數人的統治之上。推翻強人後遇到的問題是，極為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能夠在同一套體制下，讓國家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至少在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自由民主制。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和政黨政治被視為良藥。但自由民主制沒能成功。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在選舉中上台，隨後遭遇大規模抗議，最終對穆兄會政治的擔憂和不信任助力了軍政府的回歸。事實上自由民主制也許從來都沒能解釋和整合1970年代以降的政治伊斯蘭議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它無法理解伊朗這樣既有部分民主選舉，又維持專制式的政治暴力的國家。同樣的，它也無法回應埃及的困境：在政治伊斯蘭和軍政府之間，人民應該作出怎樣的選擇？

除了美國外，自由民主制真正實行且取得良好效果的，基本是歐洲國家，而歐洲國家無論在鐵幕哪一邊，都有着沉重的「先天優勢」——世界大戰。二戰完成了數代西歐精英無法想像的任務：它徹底「純化」了歐洲的民族國家——在垂直層面上消滅了貴族和普通人的區別，又在水平層面上消除了戰前常見的多民族雜居帶來的土地和政治爭執。前南斯拉夫是個例外，冷戰後它便立刻陷入了歐洲二戰後最血腥的種族仇殺並分崩離析。

中東諸國既不可能複製中共的黨國模式，也不可能複製地方競爭帶來經濟活力的「錦標賽模式」。

相比十年前，中國模式在今天的中東變得更吸引人了。這不僅僅是北京的民族主義者或大國崛起論者的熱情口號，也是許多中東知識分子和國家精英試圖模仿的另類模式——至少是外表上的中國模式。從沙特到埃及，都嘗試在政治集權下推動大規模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

但和自由民主制一樣，中國模式也可能無法「移植」。大量中國模式的支持者或反對者都將中國模式理解為中共政治集權強政府和經濟市場化的組合。然而，中東諸國既不可能複製中共的黨國模式，也不可能複製地方競爭帶來經濟活力的「錦標賽模式」，其經濟體量和管理能力也無法像中國那樣既允許債務膨脹，又用行政力量約束債務「爆煲」的風險。

事實上，許多中東國家曾經都是「強國家」。這讓許多中國網民以為中國和這些國家擁有共同點。但無數的中東問題觀察者們都描述過這種「強國家」和中國多麼不同。比如，儘管埃及曾經自稱社會主義，但所謂的「社會主義」建基於對埃及共產黨的打擊和壓制之上。真正控制埃及的國家機器的一直是軍人。軍人卻並沒有想用一套完整的黨機器滲透和管理社會的每個角落。埃及對國有企業的扶持則是——按照埃及政治學納齊赫·阿尤布（Nazih N.Ayubi）的觀點——吸納和收買民眾支持政權的手段。埃及在1970年代倒向美國，但這種政治未有變化。《紐約客》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在書寫阿拉伯之春的非虛構作品《埃及革命考古》中詳細描述過埃及社會毫無「組織」的狀態。這同樣也是人們只能想像選舉政治作為靈丹妙藥的現實基礎——沒有任何對國家未來的變革想像能夠深入社會人心，革命就像潮水，捲上海岸，又迅速退去。

十年前，阿拉伯之春以自由民主神話的形式登上世界舞台，又旋即變成自由民主制危機和美國霸權衰落的佐證。中國模式在此時粉墨登場，但它和自由民主制一樣在北非到西亞的漫長地帶缺少根基。自由民主制的成功有賴於歐洲戰後的民族國家體系和福利國家模式；中國模式的崛起則依靠政府對社會基層的深入和巨大的經濟體量。

中東國家恰恰遠沒有完成從二十世紀初就開始追求的現代民族國家構建，而這個過程要付出的是巨大的政治和社會代價，誰又能承受這些代價呢？在互聯網和大眾政治蓬勃的時代裏，又有什麼政治機制能突破這些困境呢？回憶過去十年，我們似乎想不到阿拉伯之春為時代鍛造了任何新穎而高明的政治人物。

在某種程度上，如今的中國和西方其實相似。前者常常搞錯了中國模式如何取得如今成果，後者也大概忘記了西方制度本身如何在二十世紀獲得成功。我們會不會搞錯了什麼，會不會我們熱忱投入其中的政經和意識形態大戰只不過是歷史的特例，而中東的過去十年乃至未來，才是二十一世紀的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