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绿色革命”还是“红色革命”？袁隆平与他身后的中国科学意识形态史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美国历史学者、列文森奖获得者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教授。她在2016年出版的专著“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是对中国农业科技意识形态的研究，其中有一章就是关于袁隆平。在这篇文章中，她从政治史与科技发展史的角度，解释了袁隆平的故事是如何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相互矛盾的政治进程缠绕在一起的。

著名的中国水稻遗传学家袁隆平五月底去世，为美国媒体提供了一个对中国和科学进行正面评价的机会：这位谦逊而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发明的杂交水稻，将无数农民从饥饿中解救出来的故事，让美国读者得以在中美冲突不断升级的新闻中歇一口气。然而，中国社交媒体上涌现的悲痛和感激之情可能让美国人难以理解：袁隆平无疑比美国任何在世的科学家享有更多的名声，这不仅是他个人成就的标志，也是科学家和科学本身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

然而，袁隆平的去世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尽管没有广泛传播，但也并未完全被国家打击负面评价的努力所掩盖。这些喧嚣让人想起2015年，药物化学家屠呦呦因疟疾研究获得中国首个诺贝尔科学奖项时，公众的反应。这两起事件中，引起舆论矛盾的原因均在于当今中国复杂的科学政治，而这很大程度上又因为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科学的意义仍未被清晰梳理——袁隆平和屠呦呦的研究都是在那时取得的成果。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作者：Sigrid Schmalzer

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出版时间：2016年

在袁隆平的讣文中，《纽约时报》紧紧围绕袁自己回忆录中的叙述：他的父母是重视教育的老师；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求他接受李森科主义（注：20世纪上半叶苏联反对遗传科学一场政治运动），但他还是研究了遗传学；在目睹民众死于饥荒后，他受到启发，开始从事水稻育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致命的政治内斗时，他仍然坚持研究”；他的成就应与美国科学家诺曼·布劳格的成就一起被视为所谓“绿色革命”的两个组成部分。在美国，“绿色革命”是一个相对为人熟知的术语，指的是在20世纪中期开发的一系列技术，这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作物产量。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少使用的术语，更容易让人想到环保主义的“绿色”。实际上，考虑到这个词的具体历史，它是对产生于中国毛泽东时代研究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称谓。

1967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主任威廉·高德提出了绿色革命的概念，作为“红色革命”的替代。通过分享提高产量和改善生活的农业技术，美国希望劝阻第三世界国家追求政治革命，特别是共产主义革命。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治理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曾明确拒绝：相反，他们坚持认为技术改造不能脱离社会和政治变革。袁隆平闻名于世的技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最红”的时期——并来自于一个带有毛主义科学关键特征的研究项目。

农业科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被称为杂种优势（hybrid vigor）的现象：当两个品种的植物或动物进行杂交时，第一代的后代通常比他们的父母或后续的后代更强大。诀窍是创造一种技术，每年可以大规模地生产第一代杂交种，这对像水稻这样的自花授粉植物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在湖南农村的一所落后的大学里，袁隆平与一个学习成为农业技术人员的农民团队一起努力克服这些障碍。当这种技术得到发展时，毛泽东时代农业研究和推广的基础设施系统就开始发挥作用：来自中国各地水稻种植区的年轻农民前往海南岛接受强化培训，然后回到自己的村庄教授他人，并开始当地的种子生产。大众参与、培养农村青年人才、地方自力更生——所有这些都是毛主义红色革命科学的标志。

然而，如果将袁隆平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绿色革命技术治理愿景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讽刺，（讽刺的是）这同时也是一种合适的联系。就在杂交水稻田实验开始显示出前景的五年后，邓小平启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杂交水稻所蕴含的红色革命价值观被抛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种公司）进行的生产和营销（包括国际营销）。杂交水稻的成功不是对毛泽东红色革命的彰显和对地方自力更生的促进，反而验证了与绿色革命非常相似的技术治理主义的观点，同时可以说帮助绿色革命实现了目标——使发展中国家变成对资本主义安全而友好的地方。

就这样，袁隆平的故事跨越了相互矛盾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关于过去的意义和当下的正当性这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自邓小平上台以来，文化大革命就被描绘成科学的十年浩劫。在这种叙述中庆祝袁隆平的研究，需要强调袁隆平据说是如何顶住毛主义的压力，并在文革的激进政治中取得了成功——因此，反复出现了证明袁隆平抵制李森科主义的些许轶事，而李森科主义也是后社会主义记忆中“左派错误”的典型例子。像所有科学家一样，袁隆平当然也面临着他的政治斗争，但他的研究仍然是红色革命科学的产物。其中一些价值观至今仍有共鸣，而袁隆平的受欢迎程度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他是毛泽东理想中科学家的化身——是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农民，谦虚，不怕弄脏自己的手脚。事实上，正如他的传记和讣闻频繁强调的那样，袁隆平积极地被认定为“有知识的农民”或“泥腿子”，而且现在人们对他的怀念是通过毛泽东时代令人尊敬的“老农”一词来实现的。

但是，在这种泥腿子理想的基础上颂扬科学家个人，会产生一种悖论，因为它与谦逊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相悖。毛泽东时代关于杂交水稻的文章就避免提及袁隆平本人的贡献，而是强调农民技术员李必湖的贡献，或者更经常地强调更广泛的“群众科学实验运动”。正是在华国锋的短暂执政期间（1976-1978），袁隆平本人开始被认可。袁隆平在湖南的成就为华主席本人带来了可喜的曙光，他在那些年里曾指导过湖南的农业。即便如此，华主席时代的研究报告仍然优先强调了群众参与和地方的自力更生。在其后改革时代非常不同的氛围中，对个别精英科学家的颂扬成为新的规范，袁隆平越来越成为故事中毫不含糊的英雄。然而，今天中国的网上讨论仍在继续探究杂交水稻的发明是否应归功于袁隆平本人，或者这一荣誉是否属于他的农民助手，甚至属于更大的集体努力。

中国当前的粮食政治也为庆祝袁隆平的成就提供了一个有点棘手的背景。国家庆祝袁隆平在建立中国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方面的角色，这加强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但是，日益强大的消费阶层对食品安全（food safety）更加担忧，袁隆平与开发转基因生物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联系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不利的标志，而那些赞成转基因生物的人则反对袁隆平对一些转基因生物的质疑。同时，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 运动呼吁关注杂交水稻和转基因技术阻止农民为明年的种植保存种子：农民被要求每年从种子公司购买种子，这种强制做法侵蚀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威胁到中国多样化的农业基因遗产。网民们仍然可以读到著名农村改革家李昌平2011年写给袁隆平的慷慨激昂的信，这封信在袁隆平去世后被有机农业的支持者们重新传播。在信中，李昌平谴责了他所谓的“断子绝孙”的种子，谴责了为追求“垄断收益”而制造这些种子的“育种科学家和种业资本家们”，并恳请袁隆平“从商业战车上从容走下来”，“把种子主权还给农民”。毛泽东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仍在我们身边，并将继续缠绕在对袁隆平的记忆中。

最后，袁隆平的人生在2021年被赋予的意义不能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相分离。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宣称的，“袁隆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断裂的近代历史中，中国一直试图在全球科学和技术领域发挥突出作用，也试图利用科学和技术来推进其全球地位：从毛泽东时代中国农学家在非洲推动反殖民主义自力更生的国际团结时代，到邓小平时代早期中种公司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达成交易（用杂交水稻交换杂交棉花），到目前支持向世界各国推广农业技术的“一带一路”倡议。最终，袁隆平的研究将促进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关系，合作还是资本主义，可持续性还是生态退化，与其说取决于技术本身，不如说取决于支配技术的政治和经济结构。